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所有论题中，“社会心态”是一个仅次于“社会心理”一词赢得广泛关注的概念，这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从法国早期社会学中继承而来但却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概念，甚至被人们称之为“汉语社会心理学研究对社会心理学科的一大贡献”。
尽管最近十多年来，围绕“社会心态”的概念，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界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但却很少有人专门讨论在媒体变革尤其是包括微信这样的新媒体横空出世并顷刻间席卷中国甚至世界的年代，社会心态的特点和嬗变规律。媒体的变革肇始于1990年代的“民生新闻”，但在最近十年里却因互联网络尤其是手机移动终端的普及产生了真正称得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一，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和表现形态，尤其是体现出了社会心态形成过程中的变动性和互动性，它的建构性特点前所未有的鲜明起来。
其二，它也增加了我们对社会心态的研究难度，因为变动性的加快，一种社会心态不仅会在顷刻之间形成，而且常常变化无常，让人无法揣摩，更无法定型。其三，同样还是因为媒体的变革，互动和传播的便捷使得一种社会心态的蔓延十分迅疾，影响力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这给情感治理以及消极的社会心态及其社会后果的把控，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困难。
1 社会心态的特质
对于社会心态，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界也包括社会学界，目前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两个共识：第一，社会心态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心理态势。换言之，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我们日常所说的“端正好自己的心态”不同，它是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整个社会或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宏观的社会心理状态。第二，因为受到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一社会心理状态是动态的，或者说是变动不居的。
我同意社会心理学界形成的上述共识，但同时以为，在宏观性和变动性两个基本的特质之外，社会心态恐怕还有第三个特质，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特质，即涂尔干所说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所具有的突生性（emergency）。
所谓“突生性”，是指包括社会心态在内的社会事实确实源自个人事实或个体心理，但它不是个体心理或个体意识的简单累加。换言之，它由个体心理而来，但一经形成就有了超越个体心理的特点和功能。因此，我们就不能把社会心态还原到某一个人的心态上。像涂尔干所说，“集体心态并不等于个人的心态，它有其固有的规律”。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变动性是社会心态的重要特质之一，但我们还是发现，在新媒体尤其是微信流行的情况下，社会心态的变动性更为明显，因为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互动性的增强，它改变了原先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习惯，转而成为信息的制作者或生产者。
在中国这个已经有13亿台手提电话、7.21亿手机网民、8亿微信用户的国家，任何一个有意义或有吸引力的话题，瞬间就会引爆大众的关注，并由此形成或左右某种社会心态。比如，2016年8月因拟在江苏连云港建设核废料处理厂，引发了大规模的邻避运动，最初拟选连云港为厂址的信息虽是中核公司网站发布的，但真正引发10万以上公众关注的信息却是通过微信、微博等新社交媒体转发的。转发的信息不仅在8月6日引发了上万人的街头抗议，而且最终迫使连云港政府宣布暂停该项目的实施。在这一个案中，新媒体的使用不但左右了人们对核能工业所抱有的社会心态，而且也形成了对未来发展极为不利的邻避效应。
新媒体的使用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却它的广泛性以外，匿名性和日常生活的深度卷入也都是造成其影响巨大的原因所在。人们在使用传统媒体的时候，有些议题不会随意表达，常常是因为受到国家或有关部门的限制，但有时也是受到个人禁忌的控制，比如，我们并不愿意在实名的状态下谈论某些主题。而在新媒体时代，由于议题的评论常常可以在匿名化状态下实现，极易使人们变得百无禁忌。这个时候真实的社会心态就会表现出来，当谈论日常生活中比较敏感的政治和性等领域的话题时，尤为凸显。
以政治领域的表现为例，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彼此之间很少会出现冲突——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冲突——家人或朋友之间观念的冲突很少，大家都是嘻嘻哈哈的，相安无事。
但是最近几年，因为微信的出现，人们陡然发现，原本跟你关系很好、谈得非常投机的那个人，原来跟你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完全相左，甚至相左到你看他天天发那些内容受不了，直到最后你说，“黑”了他算了，或者说，不从微信中删除他你不舒服。
人们之间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可能与国家的一些新近的政策变化有关，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媒体的变革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造成的。显然，过去没有新媒体的时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是不会表达对某种政治观点或者某种政治立场的看法的。
换句话说，即便我们在开会时某个人唱了政治高调，我们也会归因为，他（她）是为了开这个会才说的这番话，他（她）说的这番话和他（她）真实的想法未必一致，所以犯不着跟他（她）叫板。但是，现在通过微信推送信息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推送行为看成是某个人的一种自我选择，这种选择表达了他（她）真实的政治立场，也表达他（她）的民生情怀，甚至表达了他（她）的价值观和社会倾向。而这些价值立场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这导致人们在微信上“掐架”现象的增多，即使碍于面子我不跟他（她）掐，但自此我也会觉得和他（她）多少有些格格不入。
上述现象都是新媒体出现以后产生的。新媒体之新，或者说它之所以能够产生或左右某种社会心态，正是因为在新媒体的使用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不仅能够参与信息的传播，而且能够参与信息的制作，这种交流、接触和互动因为直接关涉到社会心态的“突生性”，使其每时每刻都会影响到社会心态的变化或重塑。
2 集体表征与个体认同
我们可以用图1来表征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我将这一机制称之为集体表征与个体认同的互动结果。社会心态这种特定时期内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宏观和变动的社会心理，尽管是一种突生现象，但并不完全是自发形成或随意蔓延的。在某一人群共同体中，原本可能相似的、也可能相异的甚至大相径庭的个体的心理状态最终发生趋同，往往是因为它们是以某种心理模板作为建构框架的。这种为个体认同提供集体心理建构基础的模板，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表象或莫斯科维奇所说的社会表征。
我将集体表征分为两类：一类是历时性的，包括传统、风俗、习惯、国民性、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一类是共时性的，包括时代精神、社会价值观、社会氛围、舆论与时尚、社会共识、意识形态。
我们常说个体的心理或行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那么究竟社会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呢？其实，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就来自于这些被我们称之为集体表象或社会表征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跳广场舞的大妈身上看到集体跳“忠字舞”的痕迹，从“反日”游行时的暴力举动中看到“文革”的影响，这类社会记忆不仅反映了过去的历史，也能够预示人们未来遭遇相似情境时的反应方式。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所有的记忆都是前兆”。当然，共时性的集体表征对我们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它让我们真正体会到社会建构对个体行为的制约作用。
不过，在同样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不同人群的社会心态或行为方式却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这说明集体表征为社会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心理模板，但这种由历史和现实共同铸就的模板要演化为群体或社会中大多数人或一部分人共同的社会心理态势，还必须获得具体的个体在心理上的认同。
不同的人可以认同不同的东西，同一个人也可以认同不同的东西。如果说集体表征为人们的心理趋同提供了基本的方向，那么个体认同则通过心理群体的形成将社会生活中散在的个体凝聚在一起。
人们现在将大多闲暇时间用来看微信和发微信了，这使电视的收视率大为下降。有时我常常会觉得好笑，有些人，包括一些所谓知识分子看微信就是乱看，当然也乱推。两种不同立场，甚至包括政治观点或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内容，他们前面推送了一条，后面又推送了一条，我们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只推不看，看到标题抓人眼球就会推出去，还有的人可能看了也看不出个所以然。不过，大多数人一般是有逻辑或心理定势的，他们对微信所表达的观念或信息有认同，个体认同了以后，就会形成接近或相似的价值观，加上观念的暗示、行为的模仿和情绪的感染，即所谓“去个性化”的机制的左右，就会形成一种或大或小的心理群体。
心理群体不是实在的，并不是说大家在空间上聚合在一起，而是说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群人持有类似的价值观、社会态度或情绪情感。从图1可以看出，这些心理群体再往前发展一步，通过互动就会产生突生性的规范。这些心理群体的互动，在传统社会一般来说需要面对面进行，也可以通过流言蜚语传播；现代社会的互动桥梁则多了很重要的电子媒介：早期像电话，后来逐渐有了BB机、手机短信、电子邮件、QQ，直至现在有了微信。
微信是一场媒介的变革，因为它具备其他媒介没有的特征：能够一对多、多对多，这对互动来说是革命性的。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会形成突生性的规范，即原有的每个个体存在的时候不存在的规范，现在人们在一个群中，这种临时性的规范就形成了。
以微信交流为例，正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观念，这些都是突生性的规范。继续下去，像图1所示，这些突生的规范继而会形成一种广义的社会心态，也可能形成一种集体行动。如果有了集体行动，上述心理群体就开始向现实群体转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散在的个体就可能聚集起来并采取某种共同的行动。前述连云港因拟建核废料处理厂而产生的邻避运动就是如此，此时，上街示威的人群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对核抱有焦虑或恐惧的心理群体，而是一个现实的行动群体。如果有组织化和结构化措施的助推，又有一定的时间延续，它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环境保护为主旨的制度化的社会运动。类似的东西，经过锚定和具象化，就会将原本不熟悉的新事物纳入熟悉的类别，或转化为具体与客观的实体，成为集体表征的新内容，再通过个体的认同塑造新的社会心态。
3 “中国体验”式社会心理
事实上，行文至此说的都只是部分个体，也就是最初的一群人怎么聚集成心理群体，最终如何形成集体行为或现实群体的。
发展到心理群体的时候，实际上有更多的个体会受到社会影响，通过个体认同卷入心理群体。在这个卷入过程中，社会分类和社会比较非常重要。比如说，通过分类，区别我群或他群，主动缩小和我群的距离，增加与他群的距离；经由社会比较，以群体为标准，改变或增强自己原有的看法，即形成所谓“共识”。至此，一种能够支配集体行为的社会心态就大致形成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中国体验”。中国体验无所谓好坏，或者说中国体验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成分，它是我们在一个急速变迁的时代所能真实感受到的。
我曾经以焦虑为主题，分析过中国人的焦虑产生的历史与社会根源。简单地说，我们的焦虑是从1840年后被西方列强的压迫与欺凌的现实中产生的。从那以后，尤其是从1949年后，在外部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在内部超过发达地区、超过领先于你的人，就成为我们基本的行为逻辑。这一逻辑于1958年失败了；但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充分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于1978年成功了，所以一直到现在依然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使得想赶超他人或怕被他人赶超形成的焦虑，成为一种全民的社会心态。
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说，我们能够发现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国家，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过全民性的社会焦虑。150年前的法国是这样，100年前的美国是这样，50年前的日本也是这样。
当然，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甚至宗教信仰不同，也会对民众的焦虑心态发生影响。比如，印度人相对平和的心态，就与印度教教义崇尚苦行和天命多少有关。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弥漫的巨大的焦虑感，可能既是一种隐患，它会使我们头脑发热，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习惯折腾，并因此给我们的民族或国家带来灾难；但也可能是一种动力，是中国人不信命、自我激励的一种表征，甚至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现代性体验。
显然，影响民众的消极的社会心态并不止一种焦虑，还可能包括暴戾、仇视、浮躁、炫富/仇富/拜金，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消极的社会心态现在因为媒体的变革，尤其是媒体传播的匿名化和互动性的提高，比过去更为明显。
从情感治理的角度说，我们需要民众获得更多的个人理性，提高自己的判断力，但是显然民众的个人理性和判断力的提高，不是光靠单纯的政治说教或者说宣传部门几天的情感治理就能实现的。
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应该是综合性的：既包括政府部门真正能够取信于民，也包括国家的治理能够不断实现民众的希望或梦想，还包括我们的民众能够养成理性的表达方式。
从根本上说，只有国家的发展给人民带来希望，人民才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生活中的日常挫败；同理，人民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日常挫败，以乌合之众的方式蔓延而生的整体社会的动乱就无由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