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让上述消息增加了几分可信度。数据显示，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51万亿元，同比多增1.04万亿元。其中，居民贷款和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双双走强，分别增加4783亿元和1.06万亿元，创出历史性新高，可以说超出了所有人预期。（2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
对于信贷投放的超预期增加，有人认为是暂时性因素造成的，其可持续性存在疑问。言外之意是信贷投放增加和前期央行的一系列降息降准、逆回购操作没有必然联系。这显然有失偏颇。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1月信贷投放大幅度增加，也不例外。诚然，银行早投放早受益的心态等暂时性因素有助于信贷投放增加，但是如果没有2014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降息降准、逆回购等一系列操作，信贷投放增幅有如此大吗？未必。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存在惜贷心理，信贷投放小心翼翼。在对宏观经济没有乐观预期之前，即使银行想早投放早受益，也不得不在信贷投放上有所控制。
偶然性因素能解释信贷投放的部分增加量，但无法解释全部增加量。必然性因素才是信贷投放增加的最根本原因。这个必然性因素就是前期央行降息降准、逆回购等一系列操作。
可以说，信贷投放增加是前期货币政策调控下，经济增长向好的征兆。这一点能从央行发布的2016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中找到支持。数据显示，1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1.07万亿元。
从2014年下半年起，央行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连续降准降息。终于水滴石穿，显现成效。显然，央行政策效果比较满意。2015年4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货币政策这样评价，“总体看，稳健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了实际利率基本稳定”，并用具体数字证明了政策效果，“12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27%，比上年12月下降1.51%”，没有再提“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如果不是相信前期货币政策能导致信贷投放的增加，央行不会不提“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政策目标。正是出于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自信，“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才没有出现在4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
1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4.0%，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18.6%，流通中货币(M0)余额同比增长15.1%。三者的增长率均超过GDP增长率的2倍。如果央行依然使用降息降准的操作工具，通货膨胀的隐忧出现的概率就会增大。既然前期货币政策效果已经在信贷投放上显现出来，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已经下降到企业贷款意愿增加的地步，何必再进一步投放货币，制造新的麻烦呢？可以预期，降息降准或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