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温习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

 

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伦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人口有数百万之众。这个城市的交通主要依靠马车，全城有30多万匹马。

 

于是问题来了，这30万匹马每天会在街头留下大约3000吨马粪，以及大量的马尿。而这，成为困扰伦敦最大的问题，一如今天北京的堵车问题。

 

于是科学研究和市政管理都围绕着马粪进行，大家从马的品种、饲料配方、粪兜形状等众多方面入手，弄了几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后来，从不研究马粪问题的科学家鼓捣出了汽车，最终让马粪问题迎刃而解。

 

再讲一个跟交通有关的故事。

 

汽车普及了，马粪问题解决了，但能源又成为新的问题。具体地说，美国、日本、中国这种能耗大国开始遇到麻烦，自己产的石油不够用，只能靠进口。产油国NB得很，隔三差五限产减产，弄出好几波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都受影响，围绕着阿利伯头巾上下波动。

 

怎么办？只能控制产油国和交通要道。所以美国打了两次海湾战争，长期在重要的海峡、运河驻军。这样做成本极高，大家都觉得很烦。然而，电动汽车出现了，更屌的是石墨烯电池技术日益成熟，目前在实验室里已经实现了充电几分钟，让汽车开行上千百公里。

 

所以石油完蛋了，产油国的末日快到了。这时候我们才发现，石油根本不是问题，技术才是问题。

 

再讲第三个故事，同样跟交通沾边。

 

非洲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亚丁湾，是连接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通往印度洋的要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旁边有个穷国索马里，几年前冒出很多海盗，劫掠商船、索要赎金。于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海军也加入了亚丁湾护航，多次击退海盗的滋扰。

 

最近海盗突然少了很多。为什么？他们不是被各国海军剿灭的，而是被一个卖寿司的日本商人“干掉了”。

 

日本人用了什么武器？金枪鱼！

 

日本是金枪鱼的消费大国，而索马里外海是高价金枪鱼的优良渔场，这个日本商人教会了海盗们如何捕捉金枪鱼，并将这些鱼采购回日本，解决了索马里海盗们的生计问题。每个人都希望有尊严的活着，有了自己的生机，海盗们放下了抢抓鱼去了。

 

其实，当年的倭寇最终也是通过开放海洋贸易最终解决的。

 

二

 

絮絮叨叨说了半天，就是想做个铺垫，说说最近两天吵翻天的拆除小区围墙的问题。

 

用开放式的“街区制”取代封闭的“小区制”，根本原因是为了打通城市交通的微循环，解决普遍存在的交通拥堵问题。

 

但老百姓不放心，觉得安全没有保障，还觉得你违反了法律，是公权对私权的又一次挤压。2007年通过的《物业法》规定：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也就是说，小区里的空间，业主是付过费的。更何况，小区道路变成市政道路，意味着车对人的生活空间的进一步侵蚀，噪声污染不说，安全也很难有保障。你家牙牙学语的孩子，还有个地方能放心地奔跑吗？你腿脚不便的父母，还能安全地从家走到小区会所吗？

 

回到上面讲的3个故事，我们就会发现，拆小区围墙的建议绝对是规划、交通行业的人提出来的，他们注定被自己的思维限制着，研究类似如何解决马粪的问题。

 

现在的交通问题，核心原因是车多。每家一辆车，甚至两三辆车，这种玩法是无法持续的。解决办法是提高车的利用率，而不是单方面向车投降，不断挤压人的空间。

 

“互联网+”的时代，共享才是出路。滴滴、优步、神州这些企业正在开创汽车公用、共享的新时代。如果政府鼓励，北京这种有500万辆小汽车的城市，完全可以将汽车数量压缩到200万辆。若如此，交通根本就不是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如何保障？在这个交通模式切换中，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当年很多城市都拍卖过出租车牌照，这些牌照后来层层转让、抵押、升值。如果政府痛下决心，一个大城市拿出200亿就足以完全回购这些牌照。牌照回购后，就不存在出租车和专车司机负担不公平的问题了，汽车共享模式就可以推行了。

 

通过汽车共享模式，不仅不用拆小区围墙，还可以减少浪费和城市空气污染。

 

当然了，如果“马丁包”这类技术成熟，大家可以飞起来去上班，就更不存在什么交通拥堵问题了。到那时，小区拆不拆墙，恐怕也没有讨论的价值了。

 

三

 

有人拿“小区制”类比长城，类比古代的坊墙制，的确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大家对墙的依恋，恐怕不完全是文化心理和潜意识的问题。

 

中国目前还存在显著的贫富差距问题，这是社会治安不好的重要根源。在小区拆墙之前，我们首先要在不同群体之间拆除上学机会、就业机会、致富机会等方面的高墙。

 

这些无形的墙，恐怕比小区的墙更重要，也更影响国家的和谐、进步。这些墙拆除了，小区的墙就失去价值了。

 

有人说，从建筑、规划的理念看，“小区制”强调功能区域划分，是“雅典宪章”（1933年）时代的理念；而“街区制”强调开放和功能融合，是“马丘比丘宪章”（1977年）时代的理念。因此，后者更进步。

 

其实无论是“雅典宪章”还是“马丘比丘宪章”都是洋人的理念，怎样适合中国国情，让大多数老百姓都满意，恐怕才是重要的。“马丘比丘宪章”再NB，也是40年前的东西了。

 

还是那句话：当你打开脑洞，很多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