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号难”真的是知名专家太少了吗?


 

“挂号难”真的是知名专家太少了吗?

------我在某基层医院见到某知名专家来这里依然冷冷清清的感慨!

汪华斌

昨天我到某地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会后我去看望一位住院的朋友;结果在医院门诊部见到原省医院的某位知名专家。要知道当年这位知名专家每天慕名而来的求疹者络绎不绝,所以每次总是见到她那里看病的人满为患。后来退休后大概是不堪重负的原因吧,她竟然辞去了医院的返聘。谁知今天竟然在这个偏僻的小医院里竟然见到了这样的知名专家,于是就与她聊了起来。我说很奇怪当年你的病人看不完,为何这里却没有病人。这位知名专家说当年病人多并不是自己有多大本事,而是因为医院的医疗资源丰富;所以任何病都能诊断正确,从而保证了医疗质量。而现在这个小医院,任何医疗资源都是奇缺;所以原来的经验根本不能保证医疗质量,所以即使自己来到这里也只能是冷冷清清。

我们看到今年春节前夕,北京公开了一起挂号事件;从而引起全社会讨论医疗资源的思考。因为北京60多家医院三年前就推出预约挂号服务,直到现在一些知名医院的“专家号”还是很难预约到。但奇怪的是,患者却可以随时随地从“号贩子”手中买到“专家号”。可同时是北京市卫计委统计显示:“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提供号源的整体预约率还不到30%”。也就是说约70%以上的号源并未约出,其中大多是普通号和一些专科号。于是全社会开始思考一边是“一号难求”,一边是七成号源闲置。毕竟知名医院、知名科室、知名专家在行业内都是稀缺资源,用极少数顶级资源来满足大多数患者的需求;自然是供不应求。正因为如此,所以又提出了“如果一些患者能够就近得到有效的治疗,又怎会舍近求远、弃简从繁去找大医院、名科室和大专家呢”?问题的根本还是基层医院看不好这些病,或者说基层医院的医生难以获得信任。

是啊!基层医院看不好病是事实,但究竟是医生不值得信任还是医疗资源不足;这是两个本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将现在北京这些定级‘专家’放到基层医院,他(她)们同样看不好病;不是他(她)们的技术退化,而是基层医院根本没有满足看好病的医疗资源。这位原来省医院的专家告诉我,现在的医生都没有原来中国中医那么神奇;现在全部是依靠医疗设备,就连手术都不是凭经验而是通过设备;如现在连脑手术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做,你说没有设备你能行吗?正因为如此,现在大医院的专家不是本人能力行;而是大医院的医疗资源丰富,所以任何医生在这里都能是专家;因为人们对专家的评价很简单,那就是在基层医院没有治疗好的病到这里就好了;这就是专家。正因为如此,人们慕名而来的实际并不是某专家;而是能治疗病的丰富资源。

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何我们今天体制内的领导都是专家学者;原来这不是能力的体现,而是社会资源的体现。就如同前些年我写文章说过的一位医生因为自己的名声大振而趾高气扬,结果得罪了上级领导;上级领导当场拍板叫他走人,说他自己想去任何单位都可以马上到人事科办手续。然而这位趾高气扬的医生马上服软,当场表态说自己不当主任而只当医生。当时我还说如果是我就马上离开这个单位,难道有技术还怕没有单位要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因为这医生留下来却发大财了;而如果去任何职工医院,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依托这医疗资源,还可以到处揽病人。

的确如此,当年武钢的腐败分子孙文东要我下岗;我竟然义无反顾的离开了武钢。当时我想自己在国内外的质量管理上还是有一些名气的,而且自己竟然能用管理救破产企业;难道市场化的中国还没有我的饭吃吗?事实证明最后还真的没有我的饭吃,因为质量认证市场只需要那些从来没有从事过质量管理的人;于是一套标准化文件全国任何单位复制,所以我这质量管理的真正专家竟然在质量管理界没有饭吃了。而我们体制内的单位搞质量管理也不是真正地搞管理创新,而是通过质量管理为领导创造新的光辉;所以体制内的单位更没有人愿意接纳我,从而使我这正宗搞质量管理的人竟然只能到国外去搞管理策划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行业秘密。

看来今天的中国社会任何专家学者实际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不是‘官本位’就是社会资源的产物;根本没有因为个人知识与能力而成为专家学者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社会的挂号难的根本原因并非分级诊疗制度本身是否健全的问题,而是我们社会医疗资源配置的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不是大量的优秀人才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的问题,而是所有医疗资源全部集中在大城市与大医院的问题。一位镇卫生院的朋友告诉我,她们医院的设施设备水平与县医院最少差距在二十年;而县医院与省医院的差距又在二十年。然而现在疑难病却在身边,如肿瘤病人就不少;可这里能治疗吗?一套放疗设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这镇卫生院能买吗?正因为如此,我们即使聘请省与市的专家来;但依然还是无法治好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