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场的局限性
“当达尔文式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完全竞争不存在时，当经济活动的影响溢出于市场之外时，当收入按照政治上无法接受的方式进行分配时，当人们的需求没有反映他们的真正需要时，当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出现时，那么经济就不能被一支看不见的手引导到最优的状态。”[1]
萨缪尔森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不是万能的论述提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仍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生产与消费、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使经济发展最终满足于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2．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外部效应
“自由放任的价格决定在处理外部经济效果方面的失败之处。由于这种外部经济负效果或外部经济效果，私人的边际成本并不反映真正的社会边际成本，并且要增进有效的生产，某些行业的活动应该收缩，而其它则应该扩张。”[2]
关于经济发展存在外部效应的论述，提示我们，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不但要关注经济增长的具体数字，而且还要重视经济发展对于经济活动之外的影响。如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等。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当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限制那些负面外部效应大的产业投资，如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投资等，同时积极发展那些正面外部效应较大的行业如科研、教育以及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等等。
3．自由经济下的环境污染
“一种自由放任的未加管制的经济会具有一定的污染量，取决于边际私人损害等于减少污染的边际私人成本之点。有效率的结果出于边际损害等于减少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之点。因此，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将有着过少的污染的减少和过多的污染。这种缺乏效率力的程度将由社会同私人损害曲线的分离程度来决定。”[3]
萨缪尔森关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污染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根据这个论述，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防止一些污染项目的投资对环境造成伤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坚决抛弃对于GDP的盲目崇拜，实行绿色GDP核算制度，通过绿色GDP考核体系的建立来约束环境污染项目的投资；第二、在产业政策制定上，要禁止环境污染型项目的投资和扩产，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第三、对于已经受到污染的地区，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治污措施，恢复环境的原始生态。
4．矫正外部经济效应的政策
“矫正外部经济效应的政策。私人办法：1.谈判与科斯定理。有关各方之间的自愿谈判在有些情况下将导致有效率的结果。该结果借以发生的条件产生于当存在着定义明确的财产权以及谈判费用较低的时候。不足之处，虽然科斯的分析的确指出了一些私人谈判帮助缓和外部经济效果的情况，即只有少数的当事人以及外部经济效果的获利者和损失者能被清楚地加以区分的情况。2.承担后果的法规。在这种制度下，外部经济效果的产生者将对由此造成的对其他人的任何损害负有法律的责任。”[4]
“集体行动。政府或者使用直接控制或者采取经济上的处罚来引导厂商减少污染或其他外部经济效果。1.直接控制。对几乎所有的污染以及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外部经济效果来说，政府依靠直接控制。在这里，厂商被命令减少有关的外部效果。存在问题：首先，政府将如何选择污染标准。从理论上讲，政府应当做成本效益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政府计算所有的社会损害和减少污染的成本，然后选择那些使总成本最小化的污染水平。事实上，常常没有人去计算成本-效益。第二、强制执行常常是随意的。最后，标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非常不锐利的工具。这种规则无法在厂商中有效率地分配污染的减少，从而使那些污染减少的边际成本是最低的厂商做出最大的减少。2.排放物税。为了避免直接控制的一些不利因素，许多经济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工具：对污染或排放物征税。”[5]
萨缪尔森关于政府处理污染等负面外部效应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防止出现环境污染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防治污染经验如通过明确产权、政府直接干预等手段防止污染之外，还必须在经济发展思路上正本清源，消除当前将经济发展等同于GDP的思想，消除对于GDP的盲目崇拜。真正地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个角度，来发展经济。只有将经济发展提升到能否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高度，才能有效地克服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当前可以采取如下举措：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强制措施禁止高污染行业的投资；第二、对于一般污染型的企业，要强制地要求他们生产与治污同时进行；第三、通过加大财政公共投入的方式，加强公共治污设施的建设；第四、通过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方式减少污染；第五、通过发展文化等精神产业的方式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1．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路径
“但W-G-W和G-W-G这两个循环从一开始就不同，是由于同样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简单商品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在前一场合是商品，因后一场合是货币。在整个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一形式则是商品。”[6]
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不同路径的描述，给予我们以下借鉴：
第一、现代再生产实现的基本路径在于商品转换为货币取得其价值形态之后，最终还要通过购买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的方式转化为使用价值形态，从而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得以维持。为了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循环，就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的关系；第二、资本的流通路径显示，资本是通过生产过程来实现财富增值的，其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合法来源的资本只有通过生产有用商品（主要表现为有用的物品和服务）的方式，才能实现价值增值，使个人财富的资本增值与社会进步的发展目标相一致，如果资本通过生产假、冒、伪、劣或者有害的物品或服务（如贩毒、色情等）的方式实现价值增值，则必将对社会发展起到负面作用；第三、就虚拟经济而言，进入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所体现的价值增值只能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来自于国外市场投资所得，另一部分来自于与“投资标的”相对应的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价值增值。除此之外，都是在“零和搏弈”规则支配下的财富再分配。根据这一观点，当前我国在金融行业根据其经营效益所推行的高工资制度值得商榷。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当前为了提高资本的投资效率，应严格市场法律秩序，实现微观市场主体的生产与促进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度统一。在虚拟经济领域，一方面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投资的方式，实现国民财富的净流入；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方式，为虚拟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将实体经济的“分红派现”作为虚拟经济条件下投资者取得投资收益的重要来源之一。
2．劳动力特殊的使用价值
“货币占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7]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特殊使用价值的论述，对于当前生产要素的培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其它商品不同，其一方面具有可再生性；另一方面劳动力使用的过程就是生产物的过程。由于生产要素中自然资源等要素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在存量自然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当前维持社会再生产不断连续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可再生产劳动力的作用，注重发挥“活劳动”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里所说的活劳动系指包含科技、管理等内容的活劳动），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加大劳动力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资力度，以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保证劳动力的顺利再生产。
3．国民生产总值的计量
“简言之，国民生产总值等于你用货币标尺来衡量任何一个社会用它的土地、劳动、资本资源和技术知识生产的形形色色的计算机、柑橘、理发和机器时所得到的数字。它等于所有消费品和投资品，以及政府进行的购买的货币价值总和。”[8]
笔者认为，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是采用货币来计量的，因此，货币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仅表现为价值形态，其在很大程度上受货币供应量的约束，因此，在实际衡量国民生产总值时，还应该考虑由于货币供给而导致物价上涨所形成的虚增因素。此外，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形成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量也不相同。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资源的快速货币化无疑可以扩大国民生产总值，但鉴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这种国民生产总值的取得是不可持续的。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虽然劳动、技术在短期内不能迅速增大国民生产总值，但这种增长方式下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良性和可持续的。有鉴于此，当前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质量，当务之急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长转向依靠科技、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1140 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 1160 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3]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1202 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4]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1203 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5]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1205 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7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0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7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