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运用
1.运用税收手段调控经济
（1）“额外的税收意味着我们减少了可支配收入，减少可支配收入意味着我们将要削减我们的消费支出。显然，如果投资和政府支出保持不变，消费支出减少将减少国民总产值和就业。这样，在我们的凯恩斯模型中，当产出低于其潜在水平时，在不增加政府开支的情况下提高税收将会使产出更进一步从潜在水平下降。”[1]
根据萨缪尔森这一论述，税收增加会减少消费进而有损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如果通过开征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方式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可以将那些高收入群体出现的超过其消费需求的收入，转移给消费能力不足的群体，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取到增加消费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当前通过税收来调控经济，可以在两个方面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一是通过减免“流转税”的方式降低投资成本，增加社会投资；二是通过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调整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刺激消费。
（2）“税收的减少。在投资和政府开支不变的条件下，就其本身而论，会提高国民产值的均衡水平。对照GNP而做出的CC消费曲线被税收的削减向上和向左移动，但是由于新增可支配收入中仅有一部分被用于储蓄，用于消费的货币将没有新增可支配收入那么多。因此，税收乘数要小于政府开支乘数。”[2]
就税收削减与政府支出增加对国民产出所产生的投资乘数效果而言，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税收削减系指对居民所得税等直接税的削减，在对居民所得税等直接税进行税收削减的背景下，税收乘数会小于政府开支乘数（这里还需假设两点：第一、居民通过削减税收取得的收入已经能够满足消费而且还有剩余，此时，居民会将多余的收入储蓄一部分；第二、政府支出是理性和恰当的，不存在浪费和其它开支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减税是生产性减税，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主由于减税而导致赢利的增加，资本的逐利性会使他们将这部分由于减税而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投资，与此同时，企业主还有可能通过将自身储蓄转化为投资或通过贷款方式增加投资，由此对国民产出形成的乘数效应要远远大于上述分析的减税乘数效应。并且，生产领域由于减税而刺激的投资可以形成有效供给，从而使经济有效地避免通胀压力。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通过实行有差别的行业减税政策，可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质量的提高，通过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新的需求，由此达到供求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的均衡。而反观政府开支所形成的乘数效应，在社会产品供给充足的情况下，政府开支乘数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一旦社会产品供给不足，则政府开支的增加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此外，由于政府支出增长的惯性特征，不断增加的政府支出一方面会造成财政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是具有风险和利益双重约束的市场经营主体，因此，其支出的边际效应也是递减的。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就减税和政府支出乘数效应比较而言，不能一概地认为二者对国民产出的拉动作用，孰大孰小，而要视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总体而言，对于生产性企业在所得税之前进行有差别的减税，可以有效地刺激投资，达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的。政府支出的增加主要从需求这个角度来提高国民产出的，这一举措只有在社会产品过剩、需求乏力时才可以发挥作用，并且这种作用的发挥只能是临时性的，否则必将会形成诸多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现象，影响市场运行效率。
2.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调控经济
“政府用于物品和劳务的开支对产出和就业水平有着关键的影响。在凯恩斯模型中，如果G上升，由此而造成的产出水平的提高等于G的上升量乘以开支乘数的数值。因此，G有可能成为经济周期中GNP变动的稳定或不稳定力量。”[3]
这个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投资乘数效应作用下，通过增大政府投资，可以实现经济的更快增长。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调控经济，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要保证投资乘数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即对于那些边际消费倾向大的行业进行政府投资，以发挥投资乘数的杠杆效应；二是在进行政府投资时，应该科学地选择投资项目，防止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
3. 建立自动稳定调节机制
“自动稳定器。1.自动改变税收收入。2.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转移支付。自动稳定器的局限性：内在稳定器的作用是减少部分的经济波动，但不是百分之百地消除扰动。是否减少内在稳定器未能消除的余额以及怎样减少，依然是斟酌使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任务。”[4]
笔者认为，由于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自动稳定器主要表现在有弹性的比例税率上，尤其在超额累进税率上表现更为明显。当然，在现实的税收设计中，如何根据税收收入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弹性关系，合理地设计税收累进级距以及各级距的对应税率，还必须进行充分验证。此外，由于政府支出的刚性特征，在运用自动税收调节机制调节经济的同时，还要保证财政支出在经济的收缩期有足够的财力保证。失业保险和其它福利转移支付与经济波动是负相关的，虽然在经济运行中通过这方面支出的收缩和扩张，可以有效地调控经济波动幅度，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失业保险和其它福利转移支付的增加需要有足够的财力保障，特别是在经济处于收缩期、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在财力上保证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转移支付的增加，是决定自动稳定机制能否有效的关键。从当前财政收支运行规律来看，笔者认为，要正确地发挥稳定器作用，当务之急，是要强化财政支出刚性约束，通过周期性财政平衡的方式，保证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
4.建立斟酌使用的财政调节机制
（1）“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公共工程、公共就业项目、福利开支。”[5]
笔者认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发挥投资乘数作用，促进国民产出的提高，但在实践中，财政用于公共工程的投资能否形成有效的供给,是决定这种国民产出能否持续提高的关键，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在投资立项时要科学决策、谨慎论证，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
此外，笔者认为，对于公共就业以及福利开支项目能否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关键取决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居民就业结构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分配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对于国民产出的拉动作用，在实践中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建立强大社会保障的方式，消除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增加其边际消费倾向；第二、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等大众化的公共就业方式，提高中、低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第三、在福利开支上，应遵循“扶弱扶困”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挥福利性支出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
（2）“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当经济处于或高于潜在的产量水平时，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在C+I+G上的总支出增加时，这个增加的支出就会为得到有限的实际产量的供给而进行竞争。在陡峭的AS曲线的情况下，扩大的总支出中的大部分最终将转变成较高的价格。价格从P上升到P1。因此，把价格向上拉动的是需求的增加。”[6]
萨缪尔森关于政府投资会提高市场价格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当前在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社会可利用的闲置资源数量，防止由于投资的增加而出现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