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伴随着家国朝代的更替、在存亡绝续中演绎，人们在这样的兴亡中总结出的原因基本上是后来的君主昏聩无能所致。历史真的是这么简单吗？如果后来的君主昏聩无能激起民变，证明君主还是具有很大的权力，但这两者存在矛盾，如果再确切一点说是奸邪当道，君主用人不当，深究下去肯定是君主大权旁落，而这两者之间谁前谁后呢？

当然，历史远非这么简单，人的认知和社会风气也承袭上层社会的熏染，当人们对国事、对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上去，社会就显得清明，反之就变得昏暗。人们能够推出并接受政府存在的原因在于它能过保障财产安全并提供保护，这也是提高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原因，当这种意义不复存在，政府就会为人们所反对。在漫长的以农耕为主体的经济社会中，如果没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社会产出的波动性很大，农业产出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有丰年也有歉收的年景，但是伴随稳定的形势，人口就会增长，当土地的开垦、使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不再增加，这时矛盾就显现出来。生产技术和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一定的增产，在海外或者边隅之地引进新作物也会改变产出，但是人口的持续增长使得这些条件也变得没有意义。

再回到上层社会，当新政府成立的时候，百废待兴，旧权贵阶层的财富被用之于国家复兴的事业上，流民得到安置，此时君主的权威被推得很高，发号施令能够得到响应，这是普遍的看法。其实此时的社会依旧存在着大量的不公、非法、弱肉强食，权贵阶层依旧谋求个人的私利，但是国家事业的兴起，人们有了新的、一时的生产保障便对潜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此时政府的信用是响当当的，国家发行的货币也是成色很纯的货币，人们及其希望通过这种货币来表达自己的财富或者财富的变化，只是随着生产的扩大，货币的需求量增加，而制造货币的金属资源又非常有限，权贵阶层易囤积良币并发行劣币，这样的劣币根本无法让人们表达个人的财富或者就由此缩水了，稀有的货币依旧为人们所珍视，但是君主的财富却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减少。财源被他信任、重用的权贵们截留了，他们所表忠心、尽职责所获的、呈贡君主的越来越少、越不真实。

最终，用于国家事业的资财越来越少，人们的负担越来越重，而伴随人们财富增长变得有余，商业交易不免会兴起，虽然在中国漫长历史中不被认可，但是经济对人们的激励是任何社会道德和风俗所不能抑制的，特别是权贵阶层自然变得更为富有、奢华，他们的需求如江河直下，楼台亭榭的广设成为此时社会繁华的标志。为了维持这样的格局，在农耕为主的社会中便不得不改变与农民的关系、对土地的所有形势，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财产权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重商主义是广大农民身上的一座大山。此时社会潜在的、固有的兼并、集中现象便爆发出来，国家也会由此调整税赋政策，只是亡羊补牢已经晚矣，农民的生息受到破坏。

政府的支撑由黎民变为权贵，因为财富在谁手里，政府就是谁的政府。这时推出的政府代理人就不难假设会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君主也由此受到削弱，在《国富论》中认为君主与它的民在利益上存在潜在的一致性，政府成立之初的原则必须得到肯定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权贵在经济利益面前忠诚成为一张废纸。兴亡自有定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君主自有一时强势的时候，疲弱的机制和制度使之变得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