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一般利润率与产业利润
“首先让我们假定，总利润和其中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家的部分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利息会随着总利润而提高或降低，而总利润则由一般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如果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一个不变部分，结果就是：一般利润率越高，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绝对差额就越大，因而总利润中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在利息有这样的不变的比率时，一般利润率越高，产业利润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1]
马克思关于总利润、产业利润与借贷利润关系的论述，为我国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借鉴。就一个的静态时间点而言，在总利润一定的条件下，产业利润与信贷利润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当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在货币政策上可以采取加大货币供应量、降低贷款利率的方式，提高产业投资者的利润水平，以此达到刺激投资的目的。反之，则可以采取相反的手段来紧缩经济。
7.利息率的变动趋势
（1） “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的是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照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不过，利息率即使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也具有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两个原因：1.即使我们假定，借入资本除了用于生产之外，决不用于其他目的，那么，在总利润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利息率仍然可能变化。2.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中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2]
马克思关于利息率在出现支付危机时出现快速上涨现象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我们，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商品不能顺利流通而导致支付危机时，在信用货币体系下，通过向市场注入增量货币，短期而言，可以起到降低市场利率和缓解支付危机的作用；长期而言，经济走出危机的关键还在于通过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整，进行自我修复。
马克思关于贷款利息率不断下降规律的论述，笔者认为，是有一定前提条件下的，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运行中存在资本过剩不断加剧的现象；二是经济运行中存在产业资本利润率不断下降的现象。为此，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要提高资本利得水平和遏制利息率下滑的势头，关键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含经营、管理创新）的方式，提高现有产业的劳动生产力，同时，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大力发展新兴行业。
（2）“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以下两点：第一、如果利息率长期一直很高，那么，这清楚地证明，在这个期间利润率也很高，但决不证明，企业主收入率也很高。长期持续高利息率的可能性，这里我们除开货币真正紧迫的阶段不说，是和高利率一起出现的，但是，很可能，这个高利率，除去高利息率之后，只留下一个低的企业主收入率。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企业一经开办，就必须继续下去。而且高利润率有时可以是投机性的，预期性的。在利润率高但企业主收入减少时，高利息率也会有人支付。这种高利息率可以不用利润支付，而用借入的他人的资本支付。在投机时期部分地说就是这样，并且，这种情况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第二，一种说法，因为利润率高，所以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长，从而利息率提高；一种说法是，对产业资本的需求增长，因而利息率高。这两种说法不是一回事。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最高限度，与此同时，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也几乎没有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3]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爆发条件下贷款利息率居高不下的论述，对于当前解决全球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支付危机，因此，在货币供应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对于货币支付结算的需求，有可能将市场利率推升到一个极高的高度，而市场利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对实业经济的运行会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又可能会导致新一轮危机。有鉴于此，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虽然危机的爆发是由经济运行体制自身积累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在危机爆发之际，如果通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外部注入一部分增量货币，解决货币支付不足问题，解决虚拟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所形成的金融黑洞问题，都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从实体经济复苏情况来看，在经济危机爆发阶段，如果通过增量货币的注入，可以起到降低存款利率的功效，而利率的下降有利于刺激投资，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进而为金融市场的稳定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8.货币流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在纳税时，银行券和金流入英格兰银行超过通常的程度，所以实际上是不管对通货的需要如何而使通货收缩。在支付国债利息时，情况就恰好相反。在一个场合，流通手段只是发生暂时的位置变动，英格兰银行会在每季纳税和每季支付国债利息以前不久，按低息发放短期贷款，以便这种变动得到平衡。在另一场合，通货的短缺或充足，始终只是同一数量的流通手段在现款和存款之间的不同分配。如果通货充足是由于营业的扩大，那么，由于利润增大和新的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如果通货短缺是由于营业收缩或信用非常活跃，那么，利息率在物价高的时候，也可能是低的。通货的绝对量只有在紧迫时期，才对利息率产生决定的影响。”[4]
马克思较早论述了货币从银行流入、流出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他认为，居民纳税只是影响货币的短期供应量，随着短期贷款发放和国债利息支付的增加，货币供给又回到以前的状态，其改变的只是货币供给量在时间上的分布，这种供给量的改变主要表现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在现款和存款之间的转换。由于货币供给可以在现款和存款之间进行转换，因此，衡量货币利率与货币供求之间关系时，要充分考虑货币供给总量的因素，即考虑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因素。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对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提供了借鉴。其一方面要求我们在使用货币政策调控货币供应量时，要充分考虑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相互转换对于货币供给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根据货币需求制定贷款利率时，要充分考虑货款需求是真实的实体经济发展需求还是投机性需求，根据贷款需求目的的不同，合理确定市场利率结构，以充分发挥利率对于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