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的演化并非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遴选，但对于抽象出来的某一种权力关系也确乎存在几种特定的范式，比如君权与相权，道统与法统，这些为维护国家的传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所谓“上层建筑”的变化具有惰性，基本上根据前一状态进行吸收改进而不会广泛回溯，这样的接力在完全由前一环节决定后续发展的情形下，一旦遭遇到蒙元、满清外部力量的影响，势必中断已在进行中的社会变革。我们可以从具有社会变革的几段历史时期中总结出一些可供品味的事项，来发现社会变迁的来龙去脉。

首先，在农耕为主体的时代，大的社会变迁和明显的制度变革是不可能的，它必须稳定才能维持农业生产的发展，改进农业生产的环境。然而社会发展的趋势在于生产力的提高，体现这一点的在于工具的改进，这不免涉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没有它们的推动也不会造就科技和思想的传播。在稳定的环境下，一些新的生产工具和工艺便开发出来，否则就会导致衰退，因为农业社会的主要资产和生息之所在就是土地，它是无法随人们的迁徙而动，一旦这种稳定遭受破坏则国家就会出现深刻的危机，生产便会遭到破坏。

城市必然是生产力集中、生产率高的地方，即便在古代中国漫长、缓慢的岁月中，城市依旧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最为发达的生产力。商代百工之说，是当时城市形成一定规模的基础，也是人们发现城市的强有力证据，自此而始中国城市的发展或者城市格局实现重大突破无不渗透着工商业的影响，因为它们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冲击，这种通过技艺演化来吸纳更大规模就业人群的能力早就显现出来了。也正是工匠群体或者手工艺人的聚集为城市奠定了基础，那些能够伴随人们的迁徙而动的资产为人们的流动带来了可能性，人们也因此寻找更为广阔的天地。同时，土地生息不如手工业那样将人们的才智融入其中实现价值的提升，在将物质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中则增加了物质的使用价值，为在有限的空间供养大规模人群起到了基础作用。唐之长安、宋之汴梁、明之北京都印证着这样的史实。

但是手工业与近现代工业不同，工业革命将工具的开发转为由机器来实现，吸纳更多劳动力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准，工资或者货币收入提高，人们成为正式的佣工。手工业时代，因为缺乏大规模社会化生产，因此人们基本上处于临时工的状态，此种情景下，人们不会形成社团，没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明朝有内阁却终不能形成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政党。同时，工匠与农夫虽职业不同但身份不变是中国社会鲜有深刻变革的原因，人们身份转变才会推动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