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马克思主义论（22）

——“列宁主义”批判

第六章　列宁、斯大林修正主义对世界和中国革命的误导

第一讲，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当时必然造成深远的国际影响，必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学习的榜样。如果苏共执政后能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真正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如前所述，它就会很快使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使苏联的生产力很快出现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发展速度，使苏联的物质财富很快实现极大丰富，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很快得到极大提高并迅速影响和推动整个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时共产主义制度的实现就不会很远了。

可是，由于列宁、斯大林的修正主义错误，由于这种修正主义在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言堂”统治，则注定了要把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向歧途和失败。

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斯大林用“列宁、斯大林主义”取代和冒充马克思主义，不仅把苏共变成了推行其修正主义理论，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而且用其理论影响、干预和统治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上一切共产党几乎都被斯大林的伪装所蒙蔽，都把“以苏解马”当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读，都没有真正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都把列宁、斯大林主义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理论指导上都用坚持列宁、斯大林主义取代了坚持马克思主义。都陷入了以“列宁主义”为招牌的斯大林修正主义之中，都彻底偏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道路，并因此都遭受到反动势力的沉重打击和摧残，都受到重大挫折并最终归于失败或变质。

中国革命也不例外。由于十分明显的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并在苏共的直接帮助下诞生的。建党初期，党的指导理论、纲领、路线、政策、斗争策略等等基本上都是听命于苏共指挥棒的指挥，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代表就是苏共实行这一指挥的工具。因此我党初期所犯的“右倾”或“左倾”错误的真正责任人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是斯大林，是他们的错误领导，错误路线和“瞎指挥”导致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王明等人不过是积极的或违心的执行者而已。陈独秀后来甚至是我党最早认识和反对斯大林错误路线的智者。

第二讲，关于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

虽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在革命的危机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结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但在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他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实际上接受的主要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所以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没有也不可能领导党制定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没有认识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而是完全陷入了斯大林修正主义之中，完全是用列宁、斯大林的错误观点来认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胜利后政权性质的。

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这一观点视为金科玉律，并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作出了明确的表述。他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毛泽东同志还在这句话的后面特意加了注释，说明这一结论是根据列宁的《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得出的。[2]

首先，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把资产阶级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甚至干脆称为“民主主义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不恰当的突出强调和渲染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意义、进步意义和历史作用。严重混淆、抹杀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对立性。严重麻痹了无产阶级政党对资产阶级政党反革命本性的警惕性。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所以能轻易得逞，显然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上述观点，失去应有的警惕性有直接关系。

其次，这些重大错误结论的得出无疑是迷信和盲从列宁、斯大林修正主义错误及其“实践经验”的必然结果。因为十分明显，既然“实践证明”苏联在十月革命后还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政策，还要实行“新经济政策”，还要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还有一个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那么以此为鉴，比俄国更落后的旧中国在革命胜利后的一定时间内就更需要发展资本主义。既然如此认识问题，那么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就是必然的了。

为了说明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性质，毛泽东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只能按照斯大林修正主义观点突出强调旧中国的落后性，把当时的旧中国错误的概括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

首先，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因此，这一提法并不是对一种社会形态最高的、科学的概括。

其次，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非是说被外国资本主义统治的，具有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成分的社会。但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说明它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这样的国家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落后，迟早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其三，自1840鸦片战争后，旧中国便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不仅外国资本利用其殖民主义者的特权在中国大肆兴办资本主义企业，封建统治阶级和洋务派官员也以“自强求富”的名义开展“洋务运动”，官商勾结，创办了一些制炮局、造船厂、军械所、矿山及冶金、纺织等行业的工业企业。这样，旧中国在倍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情况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以极其缓慢的速度逐渐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那样：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

至1911年暴发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的统治，成立中华民国，说明资产阶级已取代封建地主阶级走上了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同时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革命任务，失去了革命性，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则历史地摆在了无产阶级面前。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专政没有也不可能落入激进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只能落入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已经资产阶级化的封建军阀和封建官僚手中，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因而又带有极大的封建性。这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是必然的，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包括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条件决定的。

旧中国政权性质的这一转变说明，其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由量到质的变化，虽然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规模还很小，水平还很低，并大部分掌握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军阀、封建官僚手中，但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了统治的、决定性的作用，商品形式已经普遍化。虽然其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上丝毫未变，并在人口数量上还占极大多数，但它已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方式，而是被排挤到了次要地位，只是作为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残余，作为被统治的，垂死的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中的重要补充成份而继续存在着。

因此从社会形态上看，当时的旧中国已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必须看到，它还是一个被众多帝国主义列强统治和压迫的、极其落后的、带有严重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社会。

正是由于旧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一演变才会产生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时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条件，进行这一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前。但是，斯大林根本不懂这一点，受斯大林修正主义的毒害，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这样认识问题。

受斯大林修正主义蒙蔽和苏联经验的影响，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提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结果。”[5] 从而全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即革命胜利后首先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现在我们知道，既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更不存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全部实践，包括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