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经济新常态第三个特点时指出，中国经济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时，将创新发展确定为五大发展战略之首。供给侧结构改革应当在供给侧理论、供给侧制度、供给侧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
为准确、科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编辑相关文论，供网友参考。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人民日报1月4日文章：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新一年经济工作？近日，权威人士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解读和阐释。
一问：如何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明确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还有具体的任务。要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不是实行需求紧缩，供给和需求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权威人士：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有各种解读。从国情出发，我们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明确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还有具体的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消除两种误解：
一种误解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供给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当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营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在需求政策上，既不能搞强刺激，也要防止出现顺周期紧缩。
还有一种误解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恰恰相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为此，要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完善和深化，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过去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比如，一些没效益的“僵尸企业”，有些地方非要硬撑着给贷款、给补贴。
当然，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也要更好发挥政府这只手的作用。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放手”不是“甩手”，政府也要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扩大开放是改革的题中之义，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都在吸引我国的投资，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国的外资多了！
二问：当前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不论主观上怎么想，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不抓紧转变，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2013年，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明确了我们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2014年，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此作了系统性理论论述，既进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深化了“怎么看”和“怎么干”的认识，又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都做了全面阐述，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直至重点任务，都做出了全链条部署。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这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我国经济正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这是客观要求。我们不论主观上怎么想，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曾经在我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现在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做，不仅国内条件不支持，国际条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不抓紧转变，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这一点，一定要认识到位。要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这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破除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比如，如果产能过剩这个结构性矛盾得不到解决，工业品价格就会持续下降，企业效益就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也就难以持续。目前，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在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刺激国内需求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就相当于准备了两桌饭，就来了一桌客人，使劲吃也吃不完。这个问题不仅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也遇到了。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就是要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致力于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这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重大举措。
三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各项工作重点应该怎样转变？
以“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创造性地干。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权威人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工作重点的转变。这就是：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在工作实践中，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以“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比如，放水漫灌强刺激、盲目扩建新城区以及强化行政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等事情不能再干了，投资没回报、产品没市场、环境没改善等项目不能再上了。相反，有利于引导社会心理、化解产能过剩、提升技术水平、加快人口城镇化、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扶贫精准度等事情要使劲地干，创造性地干，拙劲加巧劲地干，努力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
四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权威人士：前面说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五大政策支柱”的具体内容已经公布并得到各方面广泛认可，但如何更加准确地加以把握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五大政策支柱”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旨在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重点和力度有所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对企业实行减税，并用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弥补收支缺口。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主要体现在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既要防止顺周期紧缩，也绝不要随便放水，而是针对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预调微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
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按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通过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加以引导，而不是政府去确定具体项目，或选择把钱投向哪一家企业，具体的投资机会还要由企业家来摸索和把握。实践证明，市场的选择是最有效益的。现在成功的民营企业有哪一家是政府扶持的？都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闯出来的。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把企业真正当作经济发展的主体，“放水养鱼”，让企业去创造有效供给和开拓消费市场。
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一项一项出台、一项一项督导，让各项具体改革举措落地，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决策的落实。
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从思想、资金、物资等方面有充分准备，切实守住民生底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什么？
完成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既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做好“加减乘除”。长期看各项任务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短期看不同任务之间有“对冲”作用，必须全面推进，并把握好“度”。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病根都是体制问题，都要依靠改革创新来化解权威人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我们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我们要抓住关键点，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完成这“五大重点任务”，既需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需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确保2016年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减少，企业成本上涨和工业品价格下跌势头得到遏制，有效供给能力有所提高，财政金融风险有所释放。
完成好“五大重点任务”要做好“加减乘除”。“五大重点任务”是一个系统设计，要着力在“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上下功夫。从长期看，各项任务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从短期看，不同任务之间又具有“对冲”作用。比如，化解房地产库存对增长是明显的“加法”，可以减缓去产能带来的“减法”效应。而去产能又会调整供求关系，防止出现宏观经济通缩效应。因此，“五大重点任务”必须全面推进。当然，落实到一个地区，又会有所侧重，关键在于把握好“度”。当前，做“加法”相对容易理解，做“减法”困难会大一些，但必须做下去。当务之急是斩钉截铁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让“僵尸”入土为安，腾出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和市场空间。“僵尸企业”本来已“死”在那里，就不要再维持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是事物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性原则的要求，要敢于和善于进行这种“创造性创新”。
完成好“五大重点任务”要全面深化改革。“五大重点任务”的具体内容非常多，但病根都是体制问题。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升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解决的根本办法都得依靠改革创新。比如，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资金成本，必须减少行政审批，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必须改革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才能解决“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问题。同时要看到，完成这些重点任务，本质上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实践，只有进行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不失时机地进行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效推动这次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六问：有人担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冲击，社会能否承受？
阵痛不可避免，但也是值得的。适当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只有退够，才能向前只要处理得当，阵痛不会很大，可以承受。但对于推进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冲击，切不可大意，具体政策要有序配套、稳妥实施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权威人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必然会带来一些冲击，而且这些冲击很可能会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对此，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把握：
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值得的。我国处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地区、行业、企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能皆大欢喜，产业会此消彼长，企业会优胜劣汰，就业会转岗换岗。特别是眼下一些发愁的企业可能会更愁，甚至关门倒闭，引发职工下岗失业、收入降低等。但这种阵痛是一朝分娩的阵痛，是新的生命诞生和充满希望的阵痛，是新陈代谢、是凤凰涅槃，这是值得的！适当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只有退够，才能向前。正如老子所言：“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拿“僵尸企业”来说，是等着这类企业把行业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一起死，还是快刀斩乱麻，处置这类企业从而腾出必要的市场资源和空间？显然，必须尽快处置“僵尸企业”，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整体提升。
阵痛是可以承受的，但切不可大意。相比上世纪90年代，现在我国的实力相当雄厚，经济发展基本面好，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前景是光明的，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社会就业形势、财力规模、保障制度有了很大进步，抗风险能力强，只要处理得当，虽有阵痛，但不会很大，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对我们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效益是理解的、支持的，对我们改善发展质量、产品质量、空气质量是充满期待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同时，对于推进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冲击，切不可大意。具体推进的政策要有序配套、稳妥实施。比如，处置“僵尸企业”，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对破产企业尽量实行“安乐死”。要高度重视、全力做好职工安置工作，防范引发社会风险。更加细致地做好社会托底工作，比如，个别产能过剩严重的地区会出现职工集中下岗和财政支出困难，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和实施配套措施，认真拿出因应之策。
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窗口期，但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今天不以“壮士断腕”的改革促发展，明天就可能面临更大的痛苦。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是不得不闯过的关，这项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必须加快步伐、加紧推进，避免“病情”越来越严重。
七问：如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预期成效？
目前对于新常态的认识有三种情况，大家都要照照镜子，认识不到位的要尽快抓提高，思想不适应的要尽快换脑筋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排除干扰，心无旁骛，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牢牢把握几个重大原则，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合力权威人士：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要避免投机取巧。我们只有深化认识、下定决心，硬碰硬地干下去，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从目前情况看，对这个大逻辑的认识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认识逐步深入，适应更加主动，引领已经开始。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加，这是好的。
第二种是认识还不到位，一知半解，适应不太主动，引领基本无为，流于口号化。这种情况还比较普遍。
第三种是很不适应，没有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的思维定势，结果行动上自觉不自觉逆向而行。
大家都要照照镜子，往第一种靠拢，认识不到位的要尽快抓提高，思想不适应的要尽快换脑筋。提高认识后，还要靠扎实的工作和顽强的毅力来完成这个历史责任。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在推进过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结果延误了窗口期，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1998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排除干扰，心无旁骛，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
一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任何束缚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言行都背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必须坚决反对。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主动研究发展规律，不断推进科学发展，持续改善人民生活。
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生产力能否解放好、发展好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对于政府作用，强调“更好发挥”，不是“更多发挥”，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三是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当前，要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企业家营造宽松环境，用透明的法治环境稳定预期，给他们吃定心丸。要为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其积极性。对各级干部，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既坚持党纪国法的“高压线”，也要重视正面激励，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给那些呕心沥血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总之，我们要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合力。（人民日报记者龚雯、许志峰、王珂）
八句话读懂供给侧改革
2016年03月08日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6版
1、供给侧出了问题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国人出国旅游却狂买马桶盖、净化器、奶粉……国内生产的粗钢每斤价格与“白菜”相差无几，产能过剩成了重大包袱，但精钢特钢却需大量进口。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3、改革主战场
供给侧，包含了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供给侧改革就是从这些战场发力，让资源从产能过剩产业流动到有高需求的新兴产业去
4、反思“三驾马车”
近年来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各界都在反思已使用多年的“三驾马车”思路。要解决中国经济所存在的中长期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刺激药方有局限性，根本之道在于推进结构改革
5、改革五大任务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15个字构成当前供给侧改革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处置僵尸企业，化解房地产库存，防控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和补充供给短板等具体方面
6、培育新动能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当传统动能由强变弱时，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形成新的“双引擎”，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7、绝非新计划经济
中国要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其核心反而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扭曲
8、与供给学派大不同
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兴起的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美英等国深陷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泥潭。反观当下的中国，并没有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远非停滞。供给学派给出的“药方”是私有化、减税、紧缩货币等，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记者韩乔）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供给侧改革将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2016年03月01日
作者：任泽平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
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道路虽然曲折，过程虽然伴有阵痛，但随着供给侧改革破冰攻坚，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将更有信心。经历过改革转型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
中国此轮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而非外部性和周期性的。政策应对应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需求侧总量刺激。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今年3月“两会”前后将对供给侧改革任务进行具体布置。随着供给侧改革破冰攻坚，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将更有信心。
一、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讨论与政策应对经济分为供求，需求主要是指消费、投资、出口和库存，供给主要指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经济问题分为需求问题和供给问题，如果经济下行主要是需求侧总量问题，则应该采取财政货币等需求管理工具刺激总需求；如果经济下行主要是供给侧结构问题，则应该通过改革破旧立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对应的是“需求侧总量刺激”。
1、中国此轮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而非外部性和周期性的近年来，关于此轮经济下行的原因及其政策应对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讨论，大致分化为两种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下行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出路在于刺激；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下行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减速，出路在于改革。
第一种观点认为，此轮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国内周期性调整所致。如果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国内周期性出清调整结束，中国经济将周期性复苏且还能重回8%-10%高增长轨道。持外部性和周期性论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平台和动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由于2002-2007年高速增长堆积了大量低效产能、全球经济危机、等原因，导致了产能过剩和金融过度杠杆，随后的去产能和去杠杆行为引发了经济减速。
但是，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缓慢复苏，美国步入稳固复苏轨道并于2015年12月首次加息，欧日经济也筑底改善，但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 。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轮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支撑原先高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2003、2008年刘易斯第一、二个拐点先后出现，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净减少，劳动力成本持续大幅上涨，跨国公司转移低端生产基地，加工贸易告别高增长时代，低端加工制造业领域普现产能过剩；2014年20-50岁置业人群达到峰值并开始减少，城镇户均达到一套，城镇化率达到54。77%，房地产长周期拐点出现，三四线城市面临去库存压力，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2014年初的19。3%下滑到2015年1-12月的1%；居民从住行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重化工业产能过剩加剧；国内产能过剩叠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物价露出通缩苗头；部分行业技术简单引进消化的空间开始减小，面临向原创性技术创新转变。
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可以广泛地观察到，中国此轮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本该结构性出清，却由于体制性障碍难以实现，刺激多、改革少，旧增长模式拒绝退出，隐性担保泛滥导致资金错配，形成三大资金黑洞（即旧增长模式的铁三角：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重化工业），酝酿金融风险和隐性失业。
2、政策应对应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需求侧总量刺激。如果经济减速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增长平台和动力结构不变，应通过反周期性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回归增长中枢。比如，2004-2005年是周期性减速，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品行销世界，居民快速的住行消费升级带动大量住房和基建投资需求，因此政策适度放松后，2006-2007年经济重回周期性繁荣。
但是，如果经济减速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增长平台和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体制性因素阻碍了结构性出清，固化了原有经济结构，产能过剩企业沦为“僵尸企业”，只刺激不改革实际上是延缓旧增长模式出清和鼓励加杠杆，是“明斯基时刻”并引向金融危机的节奏。
当前中国经济表面上是增速换挡，实质上是结构升级，根本上靠改革转型。
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高度，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问题作了深刻阐述，并对落实好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重化工业领域过剩产能出清，放活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二、资本市场在供给侧改革中将承担重要使命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在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和使命，资本市场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中将承担重要使命。
1、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在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和使命2015年12月18-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论述多层次资本市场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 “扩大直接融资比重”“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2015年12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措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出“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优化金融结构，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拓宽投融资渠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杠杆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会议确定，一是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战略新兴板，支持创新创业企业融资。完善相关法律规则，推动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增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数量，研究推出向创业板转板试点。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
二是丰富直接融资工具。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试点，规范发展网络借贷。简化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核准。
三是加强资信评级机构和会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监管，研究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交叉持牌，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业务牌照。四是促进投融资均衡发展。逐步扩大保险保障资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规范发展信托、银行理财等投融资功能，发展创投、天使投资等私募基金。
五是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坚决依法依规严厉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2、未来随着A股逐步调整到位、泡沫去化进入尾声，推动资本市场改革迎来重要机遇和时间窗口快牛快熊均不利于资本市场改革的推动，风险是涨出来的，机会是跌出来的。随着A股逐步调整到位、泡沫去化进入尾声，市场正逐步进入正常状态，估值趋于合理，投资者趋于理性，这为资本市场改革迎来重要机遇和时间窗口。
在推动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应注重理论现实相结合、部门协调、政策配合、对称创新等。中国A股由于投资者结构以散户主导、法治尚待完善等原因，博弈气氛较浓，价值投资理念有待传播，呈典型的新兴市场特点，因此在市场化方向前提下，注册制等重大改革要考虑中国现实情况。面对日益混业的金融发展趋势，各领域金融风险之间交叉传染，要防止监管职能的碎片化，推动统一协调监管机制的建立。
财政、货币、汇率等政策对资本市场均产生重要影响，各部门各政策间应做好配合，比如2014年11月21日第一次降息后A股大涨，应加快推动注册制改革和股票供给增加；2015年1月4日前后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引发资金流出压力，A股可提前明确1月8日大股东解禁新规、释放利好予以对冲相关影响。目前A股资金存量博弈环境下，推动注册制改革、战略新兴板等将引起股票供给增加担忧，可以考虑同时推动养老金入市等资金需求的承接。
3、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未来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民营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具有高知识、高技术、高风险、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等特点，这与传统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不匹配，金融结构落后对经济结构升级构成了制约。未来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应把推动注册制改革作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牛鼻子工程，实现市场定价、从事前监管到注重事中事后监管、法治公开透明等。
一步到位的、彻底的注册制改革对法治环境、事中事后监管、退市制度等要求较高，在相关法治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实行美国式注册制将使资本市场沦为更为严重的圈钱游戏，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从老成谋国的角度，建议采取渐进式的注册制改革，往前走半步，先降低上市的盈利门槛、适度扩容但仍有节奏控制、审核主体下放到交易所、交易所对注册文件的齐备性一致性可理解性进行审核，并逐步建立完善事中事后监管、集体诉讼制度、欺诈重罚、退市制度等重大保障制度。
4、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化解金融风险化解金融风险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有利于盘活企业资产，化解债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例如，ABS（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利于盘活信贷资产，提高银行资产周转率，化解银行风险；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有利于盘活房地产资产，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银行和房地产相关风险是构成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方面。
5、发展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降低权益融资门槛，创新债券融资工具等，对拓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意义重大，有效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6、鼓励通过资本市场优化重组，化解落后产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企业优化重组过程中的渠道作用，强化资本市场的产权定价和交易功能，拓宽并购融资渠道，丰富并购支付方式。尊重企业自主决策，鼓励各类资本公平参与并购，破除市场壁垒和行业分割，实现公司产权和控制权跨地区、跨所有制顺畅转让。构建有效的股市退出机制、债券违约机制和打破刚兑机制，减少对落后企业的支持，有利于落后企业退出市场。
7、依托资本市场，放宽准入，引入新的投资者，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依托资本市场，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加强竞争，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8、实施结构性减税，鼓励创新经济衰退期应通过减税放水养鱼，尤其是对于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速折旧、VCPE等给与税收优惠。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预期，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培育人力资本，构建鼓励创新的金融体系。
9、推动国企改革，提高资产证券化率资本市场将是支撑国企改革重要力量。推动国企分类监管，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实现国企资产证券化和混合所有制深度嵌合。
10、在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建设社会“完全网”，兜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供给侧改革将会对银行不良、P2P、就业等产生冲击，化解之策在于债务重组剥离、大力发展服务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失业救济等。
三、随着供给侧改革破冰攻坚，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将更有信心
1、供给侧改革将成为2016年资本市场机会去产能的机遇：并购机会增加，行业集中度提高，企业利润提升。钢铁，《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指出，鼓励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实施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减量化兼并重组，重点推进产钢大声的企业实施兼并重组，退出部分过剩产能；煤炭，发改委提出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小型企业，利用3年时间，力争单一煤炭企业生产规模全部达到300万吨/年以上；水泥，2016政策推动大企业“大整合”，约占行业40%的产能。
去库存的机遇：房地产销售改善和租赁市场活跃度提高利好地产行业及相关服务业，库存合理而又受益于政策支持的二线城市值得重点关注。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加快等会带来医疗教育等相关领域投资机会。去库存有利于降低房企风险，房地产企业债可能受益。地产投资企稳可能性增大，有利于地产链条边际改善。
去杠杆的机遇：根据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现状趋势，投资机会主要来自于股权融资领域的新兴行业，其中领跑的行业是高端装备制造业、TMT、互联网、医药医疗、新材料、休闲服务等领域。而依赖债权融资的传统周期性行业，在产能出清，供需和资产负债表改善后，剩者为王的优质公司和从国企改革中脱颖而出的公司，存在潜在的投资机会。
降成本的机遇：降低税负成本，减税，减少低效财政支出；降低融资成本，降息，发展直接融资；降低交易成本，简政放权；降低预期成本，保护知识产权；降低用工成本；降低房租成本，控制房地产价格泡沫；降低物价成本，保持数量中性货币政策，推动要素市场价格改革 。
补短板的机遇：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沿着“衣食—耐用品—住行—服务”的路径升级，服务消费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物质消费，服务业消费升级市场潜力巨大。看好健康与医疗、养老、教育、影视传媒等有关的投资机会。
2、随着供给侧改革破冰攻坚，各界对中国此轮经济转型的未来将更有信心中国有庞大的实体经济基础、充裕的人力资本红利、富有创新创业活力的企业家队伍，这跟以资源为主的拉美国家有根本不同，更类似成功实现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日本与韩国。
我们处在30年未有之变局的转型时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一轮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变革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这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道路虽然曲折，过程虽然伴有阵痛，但随着供给侧改革破冰攻坚，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将更有信心。经历过改革转型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
（本文作者介绍：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研究员等。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
冯维江：“一带一路”战略面对的问题
2016年03月11日
2016年3月6日，“创新·变革·机遇——2016盘古智库论坛暨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年会”，盘古智库与新浪国际联合主办的国际关系分论坛“一带一路：机遇与风险”在盘古智库香山书院经世厅举行。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盘古智库的学术委员冯维江老师做了发言。
以下内容根据冯维江老师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第一、应当关注对内对外主要倡议和战略之间潜在的冲突或相互抵消所可能产生一些风险。比如现在“一带一路”是我们对外经济合作的一项主要的倡议，而供给侧改革是对内改革的主要举措之一。单独来看，它们的目标、逻辑都没有问题。最初谈“一带一路”，相关文件中提得较多的是化解过剩产能，后来觉得转移过剩产能国际上理解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转移，不符合我们的本意和希望的国际形象。于是有了一个调整，改叫优势富裕产能转移。本质上两者所要解决的问题差异不大。再后来感觉转移这个词“一厢情愿”的色彩太浓，一些正式文本的提法调整为国际产能合作，强调你情我愿，互利双赢。但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要解决国内某些领域、行业出现的过剩产能的“出路”问题。这是“一带一路”。那么，供给侧改革基本想法是什么？供给侧改革讲究“去产能”。过剩的产能要从供给的层面把它“再要素化”，让这些产业行业占用的工人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让相关资产重回拍卖市场，通过市场把这些要素配置到更有竞争力的行业里面去。面对过剩产能，“一带一路”转移的思路和供给侧改革再要素化的思路单独来看都有道理，合并起来就给了一些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比如，如果我是一个有背景的大企业，我面临很多应该被再要素化的产能，但是要素化之后相关资源可能就不在我的手里掌握了，这时我可以声称自己参与了“一带一路”，有机会在沿线国家发展产能取得效益。“一带一路”是长期工程，以此为借口就可以避免国内的“去产能”压力，甚至还能借此扩大原本过剩产能的规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呢？经济学上对需求的定义是有支付能力的欲望。很多看似庞大的需求，因为没有支付能力的支撑，只不过是难填的欲壑而已。这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之，对内对外各种倡议或战略之间可能给一些群体留下更多的可以操作的空间。这些操作整体来看，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长期经济增长可能会造成拖累。
第二、过于强调公益产品（public goods）的提供，忽视了有约束力的公害产品（public bads）的制度配套。我们如果做一个事情，如果老是用给大家发蛋糕的方式争取支持，最终就容易陷入“公共地悲剧”的处境。实际上一个好的倡议也好，好的战略安排也好，要顺利推行下去，除了提供“胡萝卜”，还得要有明确的约束性规则作为“大棒”。如果我们共同从事的工作违背了市场规律，或做了一些其他的错事，那么应该让大家有一个预期去共同承担这个风险，甚至让主要的出错方承担更多的损失。不能让大家形成一种预期，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赚了是大家的，赔了都应该是中国的。要更平衡一些，不要老是画一个非常好的图景给大家，不要过度承诺。
第三、权力与硬权力不匹配的问题。这个方面我受储殷老师的启发很多。储老师有一个调研，他说到缅甸去调研中国的工程承包项目，看到缅甸人很赞赏中国人，觉得中国人又勤劳，干事情又干的很好。但是当地人虽然赞赏中国人，但是并不羡慕中国人，甚至也不是最感激中国人。他们主要感激美国人，每天都向上帝祷告，感谢美国传教士带去的上帝，给他们派来了勤劳的中国工人。这个案例很清楚地表明，在当前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软权力结构之中，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产出的中国的权力并不成正比（如果不是负相关的话），可能反倒是美国的权力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强化。
整理者：实习生王媛媛
人民日报：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04月06日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汽车拥有量超过100辆。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住”“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变化。2013年后，我国新开工房屋面积、住房销售面积先后出现负增长，汽车销售进入低增长阶段。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2015年钢铁产量出现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水泥产量出现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五论习近平经济观｜供给侧改革抓住了中国发展的“牛鼻子”（图）
2016-03-04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线图”日渐清晰，而如何做到“到位”“主动”“有为”，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将发表真知灼见。 新华社资料
201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良好开局。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供给侧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供给侧改革”。他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人民日报》此前盘点的今年全国两会八大看点之一就包括供给侧改革。《人民日报》同时预计，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线图”日渐清晰，而如何做到“到位”“主动”“有为”，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代表委员将发表真知灼见。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近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供给侧改革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面临新问题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中国实际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主张。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这一轮经济增长下行的正确对策，又是从根本上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唯一药方。
供给侧改革意在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论述的最先提出，可以追溯到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
习近平同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015年11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
2015年11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2015年11月10日到18日，9天时间里，中央四次提及“供给侧改革”，习近平绘就的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线图”日渐清晰。
2016年2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深挖国内需求潜力，开拓发展更大空间。
中国经济增长已由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转向由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的重大转型。
2016年2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介绍2015年商务发展情况时说，2015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
毛寿龙分析称，从战略调整角度看，过去十年间，我们一直都很重视扩大内需，制定了诸多以拉动内需为目标的调控政策，使国内需求有所扩大，但是通过扩大需求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面对战略失效的风险。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认为，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动力，不是所谓“三驾马车”意义上的来自需求侧的动力，而是指来自供给侧的动力。不过，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今年经济工作“五大战役”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
2016年1月4日至6日，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俊江认为，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改革的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发展战略重点，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衣领子”、“牛鼻子”。
习近平同时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016年2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北京商报》评论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是2016年改革的主线，直接关乎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战役成败。
供给侧改革将成今年两会经济热点议题
2016年2月25日，民建中央2016年两会提案新闻通气会在京召开。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出席新闻通气会并答记者问。
辜胜阻首先对今年两会经济热点进行了前瞻。
他指出，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两会特别重要的议题是审议“十三五”规划，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谋篇布局。
辜胜阻透露，两会代表委员高度关注如何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规划“十三五”、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如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如何降低企业成本和巩固实体经济基础、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提升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打好扶贫攻坚战和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提升环境质量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在会上说，今年，民建中央提案重点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杆杠、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网、光明网等媒体均发文预计，在全国两会上，“供给侧改革”将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热议的重点。
今年的全国两会也将会传递出新的信息，提振人们建设美丽中国的信心，保证中国经济中高速稳步发展，全面实现小康。（来源：澎湃新闻记者）
人民日报人民要论：科学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
金碚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需要充分认识我国经济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科学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朴素意义上说，供给就是出售，需求则是购买。供给方为产品卖方，需求方为产品买方。形成这一关系的前提是产品交换以货币为中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货币关系发展为一个复杂系统，包括供给侧和需求侧。前者是生产和提供产品的活动，即实体经济体系；后者是形成购买力的活动，即货币经济体系。与传统社会中货币也是实体经济产出品（贵金属）的情况不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货币不是由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而是由货币当局（通常是政府）和金融体系“创造”出来的。除了占少数的“基础货币”由货币当局供给之外，流通中的绝大多数货币是由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通过储蓄—放贷活动“创造”的，是信用的产物。于是，可以这样粗略地理解：供给侧为产品侧，需求侧为货币侧。
由于存在这样的供求对应关系，宏观经济供求平衡就可以大致理解为供给系统所生产的产品总量同货币系统所形成的流动性总量的均衡。据此可以设想，通过调控货币流通总量（流动性）对产品生产即经济增长进行调控：当增长缓慢（失业率高）时扩大流动性（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加速；当经济过热时收缩流动性（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给经济降温。这就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学干预政策的基本原理。
如上所述，货币量或流动性主要是通过金融体系的信用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创造的，主要表现为“债务”量，特别是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额。于是，从需求侧着力的经济刺激总是表现为更多“举债”。如果长期实行刺激政策、无节制的债务扩张超过一定限度，不良债务和不良贷款的比重必然上升，积累越来越大的风险。这就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现实。
为了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实行扩张政策，实质上是扩张货币，加速债务增长（也叫加“杠杆”），以加大流动性来“创造”需求，遏制“自由落体式”的经济下滑。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起到有效的调控作用。但如果不适可而止，必然导致供给方“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导致债务而不是有效需求大量增长，有效需求仍然不足，而不良债务特别是银行不良贷款却越积越多。
在此情况下，如果为了追求高速增长继续通过扩张货币刺激经济，就意味着不良债务与过剩产能及库存轮番增加，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经济策略转向更加注重供给侧是必然选择。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措施，简政放权、消冗排毒，改善供给、轻装前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在现代，政府已认识到存在市场失灵，需要进行经济调控。但从需求侧观察市场失灵与从供给侧观察市场失灵的涵义是不同的。
从需求侧观察，市场失灵主要是其功能性局限，市场即使能够顺畅运行，仍然可能发生需求不足和非自愿失业的不合意现象。因此，以需求管理为基本内容的宏观政策具有货币性、短期性和总量性，即政策措施主要是在货币层面操作，包括调控货币供应和财政收支的松紧；调控时间是短期的，即“熨平”经济波动周期；调控和干预着力于生产总量的增长率、就业率、物价总水平、进出口总量等总量指标。
从供给侧观察，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存在结构性障碍，市场未能顺畅运行，导致调节机制的系统性失效。因此，从供给侧着力的对策措施是实体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即主要是对实体经济层面的调整，着眼于取得长期效果，例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活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等；调控和干预主要着力于化解特定产业的过剩产能，消化库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认识到市场未能顺畅运行，看到市场体系和机制的不完善之处，供给侧对策更强调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也就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辩证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达到的紧迫目标，一是稳定经济增长，二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稳定经济增长的含义不再是采取刺激性政策来扩张生产规模，而是激活实体经济新的内生动力，提高潜在增长率水平。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含义是逐步摆脱资源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使产业结构现代化、绿色化、高效化，产业升级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需要科学把握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是描述复杂经济现实的概念，而任何经济学概念都不可能绝对精确地对应客观现实，因为现实世界本身并无绝对的界限。可以看到，同一类经济行为（现象）往往都具有供需的双重含义。以通常认为是需求“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为例，对短期（本期）来说投资是需求，表现为支出货币购买生产要素；而对长期（下期）来说投资是供给，决定生产能力和技术状况。其实，无论是需求侧对策还是供给侧对策，都得运用投资手段，只不过前者主要着眼于短期目标（应对经济波动），后者主要着眼于长期目标（实现转型升级）。
消费也是如此。经济学定义的消费需求只是购买产品的瞬间，一旦支付了货币、完成了购买，进入实际消费过程，无论是生活消费还是生产消费就都成为供给，即劳动力的生产和产品的生产。所以，在经济学的供求恒等式“消费+储蓄=消费+投资”中，消费既是供给也是需求。从一方面看，生产（供给）决定消费（需求），人们只能消费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从另一方面看，消费（需求）也决定生产（供给），如果不能适合买方需求，生产再多的产品也是过剩之物。所以，需求政策主要着眼于消费购买行为，供给政策主要着眼于实际消费过程。
在实施具体经济对策时，供给侧与需求侧更是难解难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固然着眼和着力于实体经济，但也离不开货币经济。实际上，每一个供给行为（出售）都表现为对应的需求行为（购买），实体经济需以货币金融为血液。所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实体经济和货币金融两方面着手，实体经济改革必须有金融体制改革相配合。如果金融不能有效发挥功能、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改革是难以有效推进的。
更重要的是，实施经济对策绝不可忽视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协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关注经济转型升级，但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而整个过程的每一时间段都是不能略过的短期。如果短期目标不能达到，就达不到所期望的长期目标。所以，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如果不能稳住一定的增长率，经济转型升级就没有支撑条件。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一味进行短期需求扩张就难以避免“硬着陆”和金融风险。
可见，在以交换为基本关系的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行为和现象都具有两面性，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有买就有卖，有收入就有支出，有债务就有债权，有供给就有需求。现在，我国经济已进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时期，需要开拓更大的经济策略运作空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需求侧调控密切相连，归根结底将体现在提高供给系统对需求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上。
供给和需求密切关系的最集中表现是价格。价格是调节供求关系的决定性参数。价格机制是否有效，决定着整个经济系统是否具有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能否适时实现市场出清。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让价格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无论在实体经济方面还是在货币经济方面都是如此。打破行政垄断、消除各种制度障碍，让所有微观经济主体活跃起来，保证各类产品价格、要素价格以及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都能按市场经济规律形成并有效发挥作用，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创新驱动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性和关键性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07日 07 版）
人民日报新论：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歼灭战
陈昌盛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字号处置“僵尸企业”不能再拖，吃止痛药和简单输血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痛下决心实施“外科手术”
最近一段时间，经济学界都注意到了“供给侧”这一新提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重点部署，将其表述为“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让这一概念清晰地浮出水面。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当前，我们的需求正发生重要变化。随着外部需求收缩和国内传统消费需求饱和，大量传统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存量供给远远超过市场需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对各类消费需求的性价比、安全、质量等要求也水涨船高，但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导致人们要出国去买奶粉、买马桶盖甚至药品、牙膏。同时，随着衣食住行为主的消费实现了基本满足，老百姓的消费升级明显加快，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发展，新需求很多，有效供给还难以跟进。
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正是我国经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作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中央此次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着力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是分别从战略和战术层面给出了具体思路。
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化解过剩产能。产能严重过剩，首先会直接导致大量产品滞销、库存高企、价格持续下降。而持续的价格下降，不仅会引发通货紧缩和债务紧缩，也会引发价格恶性竞争，令企业平均利润和边际利润大幅下滑。最后，由于实体经济整体效益下滑，过剩产能掩盖下企业优劣难分，大量资金为躲避风险而流向虚拟经济，在加大金融领域杠杆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可以说，产能过剩已经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整体循环不畅，阻碍了资源的优化再配置。
五场歼灭战中，如果“去产能”是首要战场，那么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就是关键一役。所谓僵尸企业，主要是那些处于停产或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而存续的企业。“僵尸企业”是过剩产能问题最严重、最集中的体现，在地方面对着保GDP、保就业、保稳定压力，银行不愿不良贷款显性化，法院不愿或能力上不支撑大规模破产清算等多重背景下，若市场出清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就可能使过剩产能的化解成效不及预期。
这个问题拖得越久，风险就越高。吃止痛药和简单输血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痛下决心实施“外科手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制定实施一整套政策方案，实现“积极稳妥”的化解。这意味着，对地方政府而言，对扭亏无望的企业，不能搞保护主义；对司法部门而言，要为依法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对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而言，要积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对财政、金融、社保等部门来说，需要制定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当然，实际实施中，也要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有序，不强行搞一刀切，尽量将经济社会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处置“僵尸企业”是绕不过的坎，也是一场需要各方出力的“人民战争”。去掉无效低效产能，社会再生产就有望实现良性循环，就能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经济发展获得新的动力。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供给侧改革需要三种新思维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杭州新松机器人生产车间里，用于生产机器人的机器人。光明日报记者童怀摄历史上，浙江涌现了一大批商界精英，留下了中华民族商业文明发展的闪光印记。
如今，面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求放缓、成本攀升，杭城商界人士正用智慧开拓着新局面。
“如果我们还沿用过去需求经济思维，可能就会失去机遇。”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说，“要跳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一方面，中国企业因为产能过剩而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很多中国游客不远万里跑到国外去买马桶盖。”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指出，供给侧改革要对中国制造业“精准治疗”。
战略思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田里的”
走进浙江海康威视，一个15年飞速跨越的奇迹，彰显着中国制造的坚定信心。
2001年，海康威视成立时仅仅是一家普通的音视频压缩板卡公司，经过15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球安防行业三甲、三大主流产品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第一、国内安防行业龙头老大，公司市值一度超过2000亿元。
2001年海康威视推出第一代产品板卡，产品市场份额多年居全国第一，现如今板卡销量几乎为零。
“如果还在销售当年的产品，海康早就不存在了。新产品一个个研发出来，产品叠加，发展曲线始终上扬。”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的话发人深省。
每一年，都是一个新的创新高地——2005年，海康成为国内最大的嵌入式DVR厂商；2011年，提出“新安防·iVM时代·云时代”理念，在国内率先发布智能安防系列产品；2015年，开拓机器视觉业务，发展无人机，引领安防行业进入立体监控时代。
如今，这个当初只有28人的创业团队，已经拥有1。2万名专业人员，其中5300名为研发人员。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
“我们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田里的。”海康威视副总裁郑一波说。
作为传统制造业的民营企业代表，“娃哈哈”同样感受强烈。
“有人说饮料行业碰到了‘天花板’，我认为不是。”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分析，2015年，我国饮料的总产量预计在1。7亿吨，相当于人均消费100多公斤，而发达国家是250公斤左右，我国还有一半的增长潜能。食品饮料行业永远是朝阳企业。
“供给侧改革，关键是要靠创新引领消费。”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
然而，这个过程又谈何容易。仅仅一个小小的菌种，就让宗庆后绞尽脑汁。娃哈哈很多产品是通过乳酸菌生物发酵技术开发出来，每年对乳酸菌的需求量达20吨，但这些菌种均是来自欧美国家。
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有话语权。2010年，娃哈哈果断进行功能乳酸菌的自主研发。目前，下沙菌种数字化工厂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16年可投产。目前购买国外菌种成本在3000元—5000元，而自主研发生产的菌种，成本将控制在几百元。
互联网思维：“不想被变化所抛弃，就得拥抱变化”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制造业的国家战略，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4。0计划”。近年来，日本更是加强了对尖端技术的研究和投入，希望在竞争中能不输欧美。
中国，如何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带来的宝贵“机会窗口期”？
加快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杭州制造企业正在“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的浪潮中开辟一片新的蓝海。
“颠覆‘中国制造’传统印象。”——加拿大《环球邮报》曾这样评价浙江春风动力。
走进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智慧中心，一面由12块55英寸屏幕组成的巨大屏幕墙上，来自厂区110多个摄像头采集的实时数据可随时查看，材料采购、设计开发、生产管理、质量控制、设备维护等厂区的每一刻变化都一览无余。
“如果哪个环节出错，摄像头会自动对焦抓取，并在大屏幕上弹出来。”为春风动力智能工厂提供物联网技术支撑的杭州力太科技总经理李善通告诉记者，每一台机床都安装了一个物联网终端，机床进行的每一道工序及产品参数，都会传到智慧制造中心。“我们能做到10毫秒/次的全产业链监测，每个零件都有二维码，这能让工厂‘更聪明’。”
李善通对物联网市场充满信心：“我们业务量以每年4~5倍的速度增长，在2015年4000多万元利润的基础上，今年预计突破2亿元，成为智能制造服务领域的‘隐形冠军’。”
市场迅速扩大的背后，折射了智能工厂的巨大需求。杭州2015年GDP增速居浙江全省第一，其中信息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从2010年到201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支出占杭州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75%提高到3%。
加快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
2015年，杭州50家骨干企业开启CIO（首席信息官）试点；实施30项首批智能制造应用试点项目；组织实施工厂物联网项目100余个；实施“机器换人”项目675个——信息经济和智能制造为杭州经济注入新的动能。
走进浙江传化集团数字信息展示中心，一张全国智慧公路物联网正改变着200万司机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依靠大数据实现人与货的精准匹配，智慧物流系统将颠覆中国运输业传统运营模式。
走进正泰集团，投资2。3亿元开发的数字化车间几乎看不到工人。这家国内最大的民营光伏发电投资运营商正计划以“电”为中心，在“发、输、变、配、用”的各环节实施全面智能升级，打造智能电气系统解决方案的产业群……
“面对‘互联网+’这一时代命题，传统制造更要抢占先机。不想被变化所抛弃，就得拥抱变化。”南存辉深有感触。
系统思维：“简政放权、降低税费，形成制度供给合力”
机器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据粗略统计，中国市场上，多轴机器人国外公司占90%，焊接领域国外公司占84%，汽车制造领域国外公司占90%——三个数字揭示了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当下的窘境。中国机器人企业面对的问题不是“狼来了”，而是如何在“遍地狼群”的市场上抢回地盘。
新松集团——“中国机器人第一股”，以“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院士的名字命名的新松公司，成立15年来不断突破机器人生产的核心技术，改写了中国机器人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历史，成为宝马、通用、福特等世界级企业的全球采购供应商。
总部位于沈阳的新松集团近年来加快向杭州的布局。
“较之北京、上海，杭州有成本优势。另外，我更看重这里的创新氛围和投资环境。”新松集团副总裁、杭州新松总经理李正刚回答说，简政放权、降低税费，形成制度供给合力，这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了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
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杭州已基本实现投资项目审批市、区两级扁平化管理，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加速推进，2015年《关于降成本减负担去产能全面推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提出了32条含金量极高的政策举措，惠及实体经济。
加快创新投入力度——2015年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均高于全部工业增速，分别达到9。8%、9。4%、13。5%。杭州加快“机器换人”为重点的有效投入，2015年完成工业投资930亿元，其中技术改造投入630。6亿元，实施“机器换人”项目675个。
主攻智能制造——杭州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智能制造促进产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互联网+”行动实施意见》，打造了“工厂物联网”应用杭州模式。
“2015年，杭州经济时隔三年重返两位数增长，达10。2%，信息经济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上升到23%。”在杭州市经信委主任洪庆华看来，这背后是供给侧改革激发的新活力，是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的一场深刻变革。
（光明日报记者冯蕾严红枫王远方）
马建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张雁 《光明日报》（ 2016年03月23日 15版）
在日前由国家行政学院主办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座谈会上，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在讲话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整体。新常态理论是关于经济的认识论，主要是解决如何看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和拓展，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纲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推动我国科学发展、中高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论，回答了如何稳住当前经济，如何推动当前经济发展，如何推动可持续发展，如何推动科学发展的问题。
马建堂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问题，核心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国有企业改革，解决“生产不能停、人不能走、企业不能死”的问题；二是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真正由市场价格来引导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三是政府自身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减少管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马建堂还结合20世纪末国企三年脱困的实践谈了三点体会：一是去过剩产能要和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二是既敢于减人，更要善于推动再就业；三是解决企业困难，要有“撒手锏”。
（张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2016年04月11日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评论
中央明确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同时，也明确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政策基调和原则。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切实地做好相关的具体工作。
去库存房地产库存的结构性特征城市常住人口的群体结构中，潜在购房需求最旺的群体，由于收入等原因，难以对住房形成有效需求。现在城市常住人口中潜在购房需求最大的群体是农民工，以及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城市新增就业人群。这部分人群因为婚恋和子女教育等问题是有较强的购房意愿的，但现实中这种有效需求受到了收入和养老等问题的极大制约，难以成为现实中住房的有效需求者。
房地产库存主要在三四线城市，而城镇化的未来趋势是特大城市群，这导致了房地产供给的区域错配。因为一二线城市土地较为稀缺，当前房地产投资更多向三四线城市集中。可是，这些城市在未来城市化中的地位却岌岌可危。从世界经验来看，这种由原来的乡村变为小城镇、产生很多小城市的城市化趋势并没有发生，而是在完成了城市化之后，大量人口仍然会向大都市之类的地区聚集。城市化最终可能是呈现一系列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三四线城市人口聚集会较为缓慢，甚至可能会向一二线城市进一步聚集。但是，因为这些城市已建成的房屋是不可移动的，这就导致了目前房地产供给和未来的房地产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即使我们刺激需求，刺激的最终结果是一二线城市房价高涨，三四线城市依然库存巨大。
房地产库存的新增主力是商业用房，这部分产品在新常态下需求有限，导致房地产供给的产品使用属性与现实需求错配。目前，商业营业用房高速累计成为了房地产供给结构的一个特征。在高速经济增长期，对商品房的投资需求上升，再加上前期限购等政策的影响，部分社会购买力转向商业用房，结果导致商业用房的建设面积在过去几年大幅度攀升。但是，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将会在较长时期维持中高速增长，对厂房等需求拉动放缓。同时，随着互联网办公、电子商务等商业模式崛起，传统商场、写字楼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实体性质的商业用房需求受到了抑制。这导致商业用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呈现较为严峻的局面。
结构性库存下的有关政策思考房地产高库存的现实性和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其去库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中长期性。因此，房地产的去库存关键是切忌全面刺激各地的购房需求，而是需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兼顾短期和中长期，切实让市场发挥作用，做好打一场相对持久的去库存战役的准备。
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方式在农村建立合作养老机构，实现以地养老，为进城农民工在城市购房分忧解难，提升农民工的购房意愿，促进有效需求的形成。农民工买房的一个重要限制是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为此，需要在农村加强养老机构的建设，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为了降低农村老人的养老成本，可以采用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方式，由村集体集中土地，利用土地的收益统筹建立互助型养老机构。这一方面解决了养老机构和农民养老的资金来源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将土地集中，化解现在老龄人口耕种零散土地问题，提高经济效率。
在三四线城市通过推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方式，以金融手段化解房地产空间错配。现有房地产库存在三四线城市累积，但人口却向一二线城市聚集。要解决这种空间的错配，可以通过设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主要投资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信托基金投资的这部分房产目前可以用于流动人口的暂时租赁，随着城市的发展，未来也可以满足当地新增常住人口的购买需求），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变为现金流。这样既增加了当地的房地产购买力，又可以让房地产商将这部分解套的资金，向需要投资的一二线城市转移，通过资金流动解决房地产的空间错配问题。
一二线城市结合棚户区改造加大房地产供给。当前的房地产库存是一种结构性过剩，一二线城市的需求旺盛，未来还有发展空间。限制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发展的主要是土地供给，因此，现在需要加大土地承载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此，需要结合棚户区改造，充分利用有限土地增加住房的供给。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补充房地产投资，抑制一二线城市房价的过快上涨。
适当延长土地开发时间期限等，允许三四线城市开发商自我调整供给速度。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供给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市场手段降低供给，才能逐步缓解库存压力。在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期，为了促进供给，出台了很多政策来加快房地产建设速度，例如，要求土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开发。现在需要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放松这些政策，使得开发商能够根据自身城市特点，控制供给。
从中长期来看，需要加大中西部城市群建设力度，吸引人口集聚，活跃市场。未来城市化的趋势会更多向大城市群集中。为了化解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危机，需要在中西部地区加大城市群建设力度，将空间开发的指导思想从区域开发向城市群建设转移。通过城市群辐射周边，将中西部城市缺乏中心的网状格局向星形格局转变，以中心带动周边，促进市场繁荣。
去杠杆我国企业的负债率位于较高的水平，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杠杆”。“去杠杆”并不是通过一些短期政策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
高杠杆成因我国各部门杠杆率水平不相同，高杠杆主要体现在工业企业（图1，P40）。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在2010年之前还较为平稳，在2010年出现了快速上升。居民和政府的杠杆率都较低，但是从2008年开始了快速上升。
如果市场是有效率的，根据MM定理，杠杆率不会体现一个长期的趋势。因此，杠杆率的上升背后是市场出现了深层次结构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金融体制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高杠杆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这是最为表象，但是也是最值得深思的一个原因。从图2（P41）中可以看出，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中比重一直维持在低位。贷款融资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是依然处在高位。2013年之后，贷款融资比重由降转升，进一步提高了杠杆率。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这个表象背后是我国股市长期发展停滞，这个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我国建立股市是为了促进改革，更为集中的为国有企业改革融资、提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在这之后才推广为全社会的融资渠道。因此，我国股市天生就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长期未能进行根本性的解决。股市的各种改革更多是改良，只能缓解，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最终导致股市在反复中举步维艰，资金对股市只能敬而远之。出于投资需求，资金就要找到新的投资渠道。此时，因为监管部门的竞争，债券发行条件大幅度简化，刺激了债市供给。资金需求和债市供给相结合，促进了债市的繁荣。债务融资繁荣，股权投资不振进一步导致了杠杆率上升。
其次，总需求中投资消费比重失衡全面推升了各部门负债率。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需求管理开始，我国主要通过高投资率来拉动经济。这种高投资主要集中体现在对房地产和城市基建的投资上面。这种需求管理模式极大拉动了企业的融资需要。企业很难通过股权融资来完成这些项目资金，更多是通过银行贷款等来完成，推动了杠杆率的上升。
再次，以量为主的增长模式造成了过剩产能，推升了过高的杠杆率。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中可以看出，我国长期坚持的以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环境，导致大量过剩产能的出现。这些过剩产能依靠贷款等资金支持，为此贷款的企业进一步转化为僵尸企业。这个累积的过程进一步推升了全社会的杠杆率。
最后，金融数量管制等金融政策通过影子银行提升了杠杆率。我国企业在高杠杆率的同时，也持有了大量现金及等价物，企业存款在M2中的比重一直持续上升。定期存款的增加表明资金大量沉积在企业中，并没有发挥购买原材料、促进流通的作用。这意味着我们的杠杆率并不是为了生产，而是资金沉淀。这些沉淀的资金里面的主力就是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银行为了规避贷款规模管制需要将正常的贷款转化为不受到管制的品种，导致了表外贷款和影子银行业务的盛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对商业银行的回报，每个企业并不能完全得到贷款的使用权，将部分贷款必须存在银行，帮助银行扩大负债，增加规模。通过委托存款和信托存款的方式，这些钱主要进入了表外理财，导致企业持有的现金和理财产品的持有数量上升。由于贷款主要和抵押品有关，而不是企业的投资机会，这就导致了流动性错配，企业持有现金水平与投资机会无关，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通过参与金融活动，整个这种泛金融化过程推升了企业的负债率。
去杠杆的政策建议我国的高杠杆率更多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等结构性因素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在长期过程中通过改革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在这个长期过程中也需要一些短期措施来保证不发生金融风险。
取消金融规模管制。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我国当前影子银行体系日益庞大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的规模管制，逼迫商业银行将表内业务转移至表外。规模管制就导致金融空转，实体经济与金融脱离。所以，当前亟需取消合意信贷规模管制等直接的数量型管制措施。当然，规模管制的取消并不是能够轻易完成的，还需要辅以利率市场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推进。
以构建基准利率为突破口加快利率市场化。为了在放松控制之后保证贷款增速不失控，就需要尽快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货币政策走向价格型调控，从而改变商业银行的动机。利率市场化并不仅仅是放开存贷款利率就可以。利率市场化关键的问题是放得开、管得住。因此，利率市场化中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加快建设政策利率，选定一个短端利率作为未来的政策操作目标利率，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利率期限结构，从而加快塑造商业银行合理的价格环境。
以金融大部制为切入点推进宏观审慎管理。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辅以宏观审慎管理。宏观审慎管理采用了一般均衡的思路，以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为主要手段，可以有效防止目前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避免金融体系违约产生的信贷紧缩和火线销售问题。在我国，宏观审慎管理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谁来实施。建议以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构建金融大部制，依据主要是：首先，金融部际联席会无法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其次，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处在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变革的背景下，如果不能让这两个变革与其他金融监管改革协调，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适时加快注册制改革。要降低杠杆就需要加大股权类融资。这需要加快股市的制度建设。因为现在的市场机制与当前的全面融资需求并不匹配，这就需要有大规模改革的勇气。注册制改革正好提供了这个契机，可以通过全面改革构建符合新常态发展要求的股市。
与化解产能过剩联动。高杠杆很多是和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相联系。要化解高杠杆，一个关键就是解决过剩产能。对过剩产能的债务可以通过减记、债转股等方式处理，在企业的重组过程中合理安排债务，提升企业经济绩效。
通过给央行、政府和居民加杠杆，为企业去杠杆创造条件。全面去杠杆会导致社会的资金紧张，加大经济下行力度。我国政府和居民还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可以通过鼓励发债和贷款等方式来扩大杠杆率。这个过程提高了社会需求，为企业降杠杆提供空间。
去产能去产能可能面临的困局及风险在现行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模式之下，出于GDP的政绩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各级地方政府可能会存在等别的地区将过剩产能去除之后，本地区产能就不过剩的观望心态和博弈策略思维，这可能导致中央去产能的战略部署在基层层面无法落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如果以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或者依靠传统的产业政策思路，或者政府优惠政策来实施中央去产能的战略部署，可能会导致去产能工作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针对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不同性质企业，地方政府可能出现偏向性的处理倾向，导致去产能工作的变异行为或造成市场不公平现象，同时使去产能和处理僵尸企业的目的无法真正落实；债务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银行体系金融风险；失业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
去产能的政策思考首先，从中国此轮产能过剩形成的内在机制来看，需要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来加以有效解决，然而，从此轮产能过剩的地域分布特征来看，则需要政府主导力量以及中央政府财政兜底才能加以彻底解决，这种两难局面决定了在推进和落实去产能工作中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其次，要高度警惕地方政府对推进去产能工作和处置僵尸企业方面的内生性惰性以及不作为的行为动机。为此，需要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推动官员考核机制从GDP导向到效率导向，弱化对GDP的考核，考虑把重点行业去产能的目标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要求各地方政府落实量化指标，以调动地方在去产能和处理僵尸企业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再次，构建市场和政府职能有机平衡的债务处理与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对于去产能工作来说，当前最大的风险是去除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带来的银行体系金融风险，尤其是考虑到过剩产能行业和僵尸企业与银行体系的相互依赖性过高，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必然更为突出。
最后，构建市场和政府职能有机融合的职工就业安置机制，扎实做好利用中央财政资金在推进“去产能”工作中的引导和兜底两大核心工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机制，特别要重视社会政策的“托底”作用。
降成本高成本及其成因分析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的根源在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企业的税费成本较高，原有的税制体系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劳动生产率增速滞后于劳动力工资增速，以及社保分担机制的相对不健全，是导致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的核心因素；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以及融资成本相对偏高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金融抑制体制，以及直接融资类型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能源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发育不全，造成了中国实体经济所使用的能源原材料成本的相对偏高；地方政府政绩观驱动下违背产业集聚效应客观逻辑的产业发展思维，以及地方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分割，是导致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相对偏高的核心因素。
降成本的对策推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目标兼容共生的政府行政体制，是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必要途径。紧紧依靠落实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央各项部署，来全面降低实体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质上是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等重大改革措施，同时，全面优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激发各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进税收改革和完善收费机制，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短期来看，应该积极采取的措施是：一是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以便降低宏观税负；二是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思想，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精准降税措施；三是针对某些地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的动力不足问题，以及对系统性清理各项政府性基金收费的行为滞后的现象，要加大督察清理力度以及合理的制度设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的核心举措是降低相对成本。首先，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治标之策是对中国当前的社保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其次，降低中国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治本之策应是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和精益制造体系的构建，促进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转型过程，刺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大幅促进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在劳动力绝对成本提高的同时有效降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同时，通过对《新劳动合同法》的适当调整，控制劳动力的绝对成本。
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的大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首先，改革现有银行业盈利模式，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模式，使金融资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其次，加快银行体系的混业经营，通过针对银行体系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创新举措，从根本上来解决银行体系的贷款资金短期化倾向和实体经济长期发展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构建真正适宜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以及转型升级特征的金融体系。最后，在当前背景下，大力发展中国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引导社会资金、金融体系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的实施助力。
真正推进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首先，真正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其次，真正打破中国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业经营改革以及推进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降低。
打破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无序竞争体制，推进产业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是切实降低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的主要手段。首先，通过进一步打造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同时，扭转物流产业“小、散、弱”的发展格局，提升物流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力，降低物流成本。其次，通过全面改革GDP唯上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扭转地方政府政绩观驱动下违背产业集聚效应客观逻辑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的思维，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来降低物流成本。同时，遏制中国各地政府对发展物流产业的不合理财政补贴奖励政策，改变中国物流产业目前处于“小、散、弱”的发展格局以及物流市场自身的市场分割现象，提升物流产业自身的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同时，进一步优化通行环境，加强和规范路桥收费管理。
补短板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不少短板，导致这些短板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就产业角度来说，造成短板存在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一些政策的失误。
制度和政策性因素对创新的影响首先，知识产权执行机制的不到位以及专利制度的落后，极大地抑制了我国的创新动力。其次，体制性因素造成的政府与企业的边界不太清晰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源优势，催生了官商结合，形成了寻租机制，抑制了中国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创新动力的提升。再次，由于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当前的产业扶持政策，非但没有激励微观主体创新活动的提升，相反，中国各级政府积极实施的创新补贴奖励政策，甚至通过寻租腐败活动对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造成了严重的抑制效应。最后，国外产品的质量和品牌优势与中国本土产品的质量和品牌的长期巨大落差，造成中国的高端需求偏好于国外产品的突出现象，从“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渠道削弱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动力。
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适当强化类别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专利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各经济行为主体创新活动的制度环境，扫除困扰产学研合作机制构建的制度性制约因素。首先，通过对中国专利资助政策的全面改革，来激励中国高质量专利的创造与产生，同时，有效激励高质量专利的产业运用价值的发挥，促进专利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双重有效支撑机制的形成。其次，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专利激励政策的深度融合，来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内生动力机制，激活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包括大学机构）、科技中介机构和企业生产部门之间“四位一体”的新型创新联盟体系。
进一步清晰政府与企业的边界，铲除官商共谋的土壤，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动力。通过切实的简政放权来约束和规范政府对微观经济部门的干预权力，将权力关在法治的笼子中。另外，真正落实和推进中央制定的国有企业全面改革方案，扭转国有企业在关键产业链的行政垄断势力延伸与固化的格局，形成国有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激励机制，同时，消除国有企业部门对民营企业部门创新能力提升的阻碍效应和拖累效应。
全面改革既有的传统产业扶持政策以及各级政府普遍实施的创新补贴奖励政策，紧密依靠政府对激励创新有效制度的全面创新和重新设计，形成政府对促进微观经济部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正向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引入专家咨询和第三方监管机制，强化政府创新补贴奖励资金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面政府财政资金监管机制，是当前可行的改革措施之一；另一方面，可通过设立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两种机制功能相融合的政府股权专项产业发展基金，依靠政府参股和设定总体产业发展方向的专业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利用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的专业知识和市场化运作行为，来实施既定的产业扶持政策和创新补贴奖励政策，从而有效解决政府过度干预的难题。
调整中国当前的对外贸易政策，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体系，通过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形成有利于促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外部环境。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到当前阶段，加工贸易类型的对外贸易对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负面作用，已经不容小觑。应鼓励从事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的高技术含量中间产品的进口，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利用进口中学习机制来促进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发展空间。并且，也通过鼓励民营企业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来抵消全球价值链体系对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负面影响。
（本文作者：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陈彦斌：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四个要点
2016-01-06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成为了广为人知的高频词汇。不过，“供给侧改革”等术语在主流宏观经济学很少被提及。比如，非常流行的曼昆版《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只是简略介绍了导致滞胀的供给冲击和应对冲击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此外，供给学派也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客观地说，“供给侧改革”确实是切中中国经济时弊的重大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因此，需要深入思考并认真研究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
第一，不能照搬英美供给改革经验，因为他们当时面临的是滞胀而我国现在是通缩。 从表象上来看，当前中国面临的增长下滑、国企效益下降和宏观调控效果欠佳等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初英美的处境有些类似。不过，问题背后的内在机理却完全不一样。英美当年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是滞胀，缘起于超越发展阶段过度建设福利社会、石油供给冲击、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度发展国有企业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多重因素。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手段无法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在这一背景下，英美推行了以减税、放松管制、国企改革和削减福利开支等为核心的供给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刺激供给，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从而帮助经济走出滞胀困境。也就是说，英美推行的供给改革是完全对症的药方（当然，经济史学界对此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滞胀，而是呈现出“债务-通缩”迹象，一方面债务不断攀升，另一方面通缩压力持续加剧。客观地说，当年英美供给改革的很多举措值得中国借鉴。但如果照搬其治理滞胀的供给改革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债务-通缩”问题，显然药不对症。在当前产出缺口和GDP平减指数均为负的背景下，笼统地通过增加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和提高效率，虽然会推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弥补产出缺口，但是却会加剧通缩压力、提高中国陷入“债务-通缩”陷阱的可能性。此外，笼统地刺激潜在增长还会进一步恶化中国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高企等问题。
第二，不能从供给侧笼统地刺激潜在增长，而应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满足受抑制的潜在需求，从供需两侧平衡快速增长。 既然不是简单地刺激供给和提高潜在增长率，那么怎么理解“供给侧改革”呢？长期以来，我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实行出口导向的高投资发展模式。管制下的大部分生产要素被分配给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并形成了出口-投资联动机制。上述模式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强力释放时期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当金融危机后这些红利减弱时，就自然出现了工业和出口部门产能严重过剩，而教育与医疗等民生板块产品与服务供给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结构性难题。“四万亿”计划与近几年宏观调控实践表明只靠扩大总需求无法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而且，中国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晋升与财税双重激励下产生的，市场难以自我消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教育与医疗等民生板块的投入而减少对于僵尸企业的无效输血，既能让供给增长更为有效，又能消除产能过剩问题，从而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考虑到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00美元并且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民众对高品质教育、医疗、食品等的潜在需求非常旺盛，从供给侧完全可以激发这一受抑制的需求。虽然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引发的去产能短期内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但是长期而言可以促进供给和需求平衡发展，从而替代以往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去产能后短期内潜在增长下滑但长期中回升的一个佐证是，1998-2002年通缩时期同样存在负产出缺口，但去产能之后潜在增速与实际增速都大幅提高。
第三，不能否定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 以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属于中长期政策，而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属于短期政策。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将两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其一，认为当前总需求不足，因此无法管理总需求和不要总需求管理的看法是错误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失业率高达四分之一，总需求严重不足。面对总需求不足的情况，美国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用政府消费弥补私人消费，用政府投资弥补私人投资。2009年中国出台“四万亿”计划也是基于类似逻辑。另外，还可以使用宽松货币政策降低真实利率，从而激励投资。在常规政策空间不足的时候还可以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降低长期利率和其他资产的利率，以进一步激励投资。因此，虽然总需求不足，但是仍然需要总需求管理。
其二，即使是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也需要总需求管理的配合。如果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去产能，那么短期内会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宽松加以缓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两者的配合关系。“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是首次强调宏观调控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短期政策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为主，主要用于逆周期调节经济波动。中期政策要以拉动消费与降低企业税负为核心，从需求和供给两端促进经济平衡增长。长期政策则要依靠“供给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主要用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第四，不能以供给侧改革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走政府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的老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化改革大方向，“十三五”规划建议则提出宏观调控要“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更是意在明确区分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宏观调控是在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对总需求进行逆周期调节，而微观干预则是在市场失灵前提下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以往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市场进行微观干预的现象经常发生，比较常见的一种干预形式是政府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追求经济增长。这不仅导致宏观调控难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而且扰乱了市场秩序和加剧了经济波动。
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层面上还存在差距，产业政策仍能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但是，产业政策很难进行逆周期操作，因为很多大型项目的周期比普通经济周期还要长，这导致调控的外在时滞太长。而且，产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难以判断和政治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从而扭曲市场的自然发展规律及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产业政策还容易带来寻租和腐败等问题。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即使重视产业政策也很少将之作为常规宏观调控手段。
因此，不能以供给侧改革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走政府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的老路。而是应该着眼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实简政放权和放松管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发展主义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此，要加大力度推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同时，还要处理好三大关系，即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社会和国民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过高等难题。二是，推进要素市场改革，逐渐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因为要素市场扭曲是导致中国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所以用“政府之手”调结构只会越调越乱，用“市场之手”调结构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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