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翻案与平庸的恶
——蒂莫西·加顿艾什：《档案：一部个人史》
又是一部有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冷战时期内政外交的著作，又是有关专制和独裁，有关控制和自由。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到东德研究战前法西斯的社会控制问题，随后又成为新闻记者，常驻东德。他成为东德国家安全机构监视的对象。国家安全部门一直派人密切监视他的行踪，监听他的交往及言行，为他建立了专门的档案。加顿艾什在东德接触过的很多人，包括他的指导老师、同事、朋友、房东、邻居，都成为安全机构的线人，成为告密者。东欧巨变之后，东德国家安全机构向受监视者开放自己的档案。作者回到东德，浏览了自己的档案，了解了自己被监视，受告密的情形。他试图走访他曾经的熟人和朋友，老师和房东，了解他们当初告密的动机，也了解他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
当初，加顿艾什是作为近现代史研究者来到东德的。他原来的志向就与情报有关，他曾经申请加入情报部门为国效力，没有获准。成为一名研究者，以及后来成为新闻记者，也可以实现为国效力的目的。在冷战的背景下，东西方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尖锐对立，不同阵营你死我活的斗争渗透在政治和经济，内政和外交的方方面面。对于加顿艾什这样的来自敌方阵营的青年，而且是资产阶级的后代，很容易被怀疑为当时新生政权的颠覆者。那时候我们的政治语言中，总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不是忽悠人的宣传，而是事实。国家安全部门的存在，服务于国家的存在，服务于与潜在的颠覆者的斗争。可以想见，冷战营造出生死存亡的严峻局面，国家安全部门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多么重要。因为任务艰巨，加上经验不足及工作效率不高，机构必然庞大而臃肿。那时候，直接间接介入国家安全工作的，包括警察和秘密警察，正式工作人员及临时领取补贴的线人或者告密者，占到整个东德人口的五十分之一。
对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加以监视和控制，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职责，也是线人和告密者接受的工作任务。加顿艾什从进入东德开始，就处在线人或者告密者的严密监视之下。加顿艾什在自己的著作中，因为自己受到监视和告密而委屈，因为他是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受到监控的，而他认为他只是一个研究者，只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事实上，没有一个间谍会明目张胆宣称自己的间谍身份，也没有一个间谍没有公开合法的身份。即使加顿艾什没有加入英国情报机构，从来没有接受过英国政府的情报任务，甚至也无意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为英国利益服务，他的国家立场，他的意识形态倾向，对于冷战背景下的东德国家利益还是一种威胁。作为一个来自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的后代，加顿艾什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态度是反感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是不认同的。实际上，在他成为新闻记者之后，也确实报道一些对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负面影响的东西。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观点或者视角受到其世界观的制约和影响，在加顿艾什看来是真实的事件，实际上可能存在误导；在西方记者看来是公正的报道，可能因为渗透着意识形态而成为偏见。加顿艾什也不否认他的报道对东德国家利益的损害，他可以为自己辩解的是，他所危害的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或政府，因为它的存在是不具有西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合法性”的，由此他对它的损害反而具有了“合法性”。
冷战结束了。如果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考察，冷战的胜利者是西方。东欧巨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凋零了。这个世界再次变成单极，唯一具备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失败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笑话。那些在冷战时期受到“迫害”的人们可以扬眉吐气，可以反攻倒算了。其实加顿艾什在冷战时期的东德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受到过什么迫害，尽管他被监视和告密，还被建立了专门的档案，但他毕竟是外国人，而且是英国人。东德政府即使不欢迎他，也拿他没有办法。确实有段时间他被限制入境，那也只是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不便，于他的人身并没有什么伤害。加顿艾什公开自己的档案，其实也不是作为受害者来控诉东德政府对自己的迫害，而是试图通过一个侧面来揭示一个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也就是说，加顿艾什的作品，不是以个人名义对政府进行申诉，而是以一个亲历者及观察者的身份对一段历史进行揭露，对一种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加顿艾什的工作是有一定意义的。
但是，加顿艾什的具体做法还是让人怀疑。翻阅和研究了自己的档案之后，加顿艾什决定一个个去访问那些他当初的导师、朋友、房东、邻居，还有负责为他建立档案，负责对他的整个监视工作的秘密警察。加顿艾什很清楚，东欧巨变之后，整个的意识形态翻转了，那些曾经的政府的红人，那些既得利益者，一夜之间丧失了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从人上人变成人下人。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亲人和朋友，不仅没有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生存都成为问题。秘密警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最受社会歧视，他们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有些告密者的身份被公开了，有些还没有。那些暂时安全的曾经的线人，终日惴惴不安。历史大白于天下之时，也是他们大难临头之时。如果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告密者都有值得指责的地方。有的人出于政治利益的动机，比如主动成为告密者可能降低被告密的风险；有的人出于经济利益的动机，比如加顿艾什发现，好几个监视他的线人，所得到的好处就是得到政府津贴，还可以出国旅游并购买国外产品。出于个人利益而损害他人，本身就不道德。何况，监视监听及告密这样的事情，本来就鬼鬼祟祟，非常之下三滥。告密之风实际上是腐败之风，除了国家安全机构之外，线人或者告密者们都应该对此承担责任。但是也要看到，成为线人或者告密者的，也不尽是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追求者，也不尽是利欲熏心的变态者。有的人可能出于高尚的动机，比如为了国家利益，或者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等等。加顿艾什最初就设想过成为间谍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这应该无可指责。有的人成为线人或者告密者，有可能是不得已。比如因为有某种把柄被抓住，进而被要挟成为线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把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要谴责的话，应该谴责的是安全机构，而不是线民个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个体对自己的命运很少有选择的机会，成为好人或者成为坏人，个人可以控制和选择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对那些失去选择能力的可怜人，没有基本的同情和宽容，反而去揭其疮疤，使其难堪和痛苦，我以为这不是良善的做法。
加顿艾什所做的就是这些。他一个一个去采访那些当初监视监听他的行踪，汇报他的言行的线人，了解他们的动机，观察他们在被揭露之后的举动。他似乎是以过去被迫害者和现在的胜利者的姿态来为自己翻案，他期待着看到当初那些因为出卖他而获益的人们，在他面前低下惭愧的头颅，流下痛悔的泪水，他似乎在期待一场场人间悲喜剧的反转，期待这种反转带来的满足。他没有同情心，没有宽容。加顿艾什去找到他的一位老友，他曾经长期告他的密。这位老友的线人身份还没有暴露，还在过着优越的生活，他的家人也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老人已经进入暮年，但还保持着清醒的思维，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心。加顿艾什直接道出老人当初告密一事，老人加以否认。对于他那样还保持着社会地位的人来说，线人身份的确认无疑是对自己的全面否定。如果具有同情心的话，加顿艾什应该适可而止。但是，加顿艾什没有这样。他当时没有随身带着档案，于是提出第二天再次见面。老人第二天来了，他承认自己曾经汇报过加顿艾什的行踪，但不承认那是在做线人的工作。加顿艾什还是没有同情和理解，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告密者的厌恶和仇恨。加顿艾什继续寻访那些当初的告密者，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很差很差。有的人当初选择做告密者，就有生活困顿的原因，而在新的形势下，曾经的线人身份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了。加顿艾什在与那些曾经的线人的交谈中，看到他们生活的困顿，似乎有了一些满足。这就是他们得到的最终回报，这就是他们的报应！仅有的一次，加顿艾什稍微流露了一点点宽容和同情，但这一丝丝良善很快就消失了。他在继续挖掘那些告密者的灵魂，他希望将他们的丑恶暴露在阳光之下。那位当初负责建立加顿艾什档案的秘密警察，拒绝与加顿艾什见面，而且，他并不为自己的作为悔过，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没有刻意出于个人利益去损害任何人。如果说那是错误，罪过也算不到个人头上。因为没有这位重要的秘密警察的悔过，加顿艾什遗憾他的著作还不完整。
读着加顿艾什的著作，我对他的反感不断加深。也许对于历史来讲，加顿艾什通过个人档案来揭示当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是有意义的。但是，他将攻击和批判的矛盾对准了线人或者告密者，而且对他们的遭遇没有一丝同情，我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他是在落井下石，是在被告缺席的背景下进行判决。在冷战时代的社会控制背景下，成为被告密对象的加顿艾什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即使有伤害，也没有达到值得寻机报复的程度。况且，就算是伤害，施予者也是制度而不是个人。那些告密者，有些本来就是受害者，有些是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而有些则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没有冷战之后的形势变化，当初那些告密者或者线人，可以一如既往安度余生，他们不会对他人造成更多的伤害，也不会被他人更多地伤害。成为受益者或者受损者，其实与他们本人的选择都没有太大关系，是制度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我们无法对一个无法选择的人作出判决的，因为他的行为并非他的意志的结果。冷战结束之后的权利反转，使加顿艾什得到了翻案的机会。如果他出于历史的责任高度来反思和批判专制制度，或许有积极意义，值得鼓励和支持，但是他的文字中体现的似乎仅仅是个人邪恶的报复心理。这样一种失去了宽容和同情的认知，其实是通往另一重意义的独裁和专制的道路。
在那样的冷战背景下，在那样的专制时代中，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什么责任呢？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我们讨论问题的目的和动机。如果我们讨论的主题关乎事后的惩戒的话，我们应该更多讨论的是宽容与和解——除非特别的邪恶。就事论事，那些告密者们，他们的动机不尽邪恶，而且他们正在接受惩罚，落井下石其实于事无补，而不过平添了社会仇恨。告密者身上即使有过邪恶，也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邪恶”。即使他们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个人的责任也仅仅在于平庸。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者保住社会地位，个人可能放弃对真理的坚守，放弃对善美的追求，进而滑向邪恶的深渊。即使在严峻的社会形势下，个人缺乏太多的选择机会，平庸还是要为邪恶承担哪怕是道义的责任。从事前的警戒出发讨论问题可能更有意义一些。那些告密者们，不过是一些平庸的人；为了生存，有时候就无法拒绝平庸。但是，人不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还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还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人作为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就要求做到对平庸的超越。超越平庸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个人的平庸生存已然艰难，超越平庸谈何容易。但是，人类总是要进步和发展的，总是趋向善良和美好的，我们努力超越平庸一点，我们就远离邪恶一点。
最近读了几本《档案》之类的翻案书籍。我理解，出版及编译者组织出版这类书籍的目的，在于提醒保持警惕。通过了解受迫害者的控诉，人们可以切身体会到那种社会控制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侵害，从而警戒人们对那种体制保持距离。但是，出版者用来灌输和展现自己意图的选择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这部《档案》。姑且不论作者可能借由公开档案并与当初“迫害”自己的线人的交谈来落井下石寻机报复，其翻案行为本身就有问题。历史——即使是那样残酷的历史——既然已经过去，我们需要的是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心怀叵测地一味翻旧账，一味找问题。人类犯过很多很多的错误，错误的重要原由之一，就是自私和偏狭。人们借助于某次争斗的胜利而翻案，只是为了下一次斗争埋下伏笔，这样，斗争——翻案——斗争……人类将永无安宁。宽容才是褊狭的解毒剂，谅解才是通往和谐的平安道。我们拒绝平庸，只是为了减少邪恶，这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将平庸斩草除根。当我们对平庸失去了基本宽容和谅解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邪恶了。
2016/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