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自由或背叛

——卡蒂·玛顿：《布达佩斯往事》

看到书名的时候，我想起了彼得·德鲁克的《旁观者》和栗木慎一郎的《布达佩斯的故事》，他们都讲到了战前的布达佩斯，讲到波兰尼家族。我对卡尔·波兰尼有着某种特别的敬意，他是我成年之后对我思想意识产生过强烈冲击的少数卓越思想家之一。不过，卡蒂·马顿的《布达佩斯往事》与波兰尼无关，它只是发生布达佩斯，而且是发生在冷战时期的布达佩斯一部家庭史。那时候，波兰尼已经不在布达佩斯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译丛”中，我已经读过好几本与东欧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的著作了。比如《耳语者》，《苏联的最后一天》，《档案》，等等。这些书的主题，大约都是对当时政治体制的控诉。在冷战之后的意识形态领域，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了对手——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这是那些曾经的“受迫害者”为自己翻案的大好时机。对于这种对“社会主义”抱持对立态度的讨论主题，在我们接受教育的阶段，是属于反革命性质的。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可以说；有些思想可以接受，有些思想必须拒绝。立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关乎你的思想倾向和阶级意识，关乎你的命运和前途。坏思想比坏人坏事还要坏，因为坏人坏事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坏思想的影响可以是无限的。我们从小就被按照忠诚和驯良的法则来训练和洗脑，不论你愿意与否，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管你愿不愿意接班总得接班，因为你不可能有别的出路。除了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只有成为反革命分子。那可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世界的。在我们所接受的训练和洗脑中，其中之一就是高度认同革命领袖和导师的绝对伟大光荣和正确。斯大林就位于革命导师之列。冷战之后，多多少少隐隐约约听到过一些关于斯大林的不和谐声音的，比如说他是个小个子，他是一位病夫，他残暴无情……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历史真相即使被严严实实捂着，也总会有真实冰山的一角露出来。但是，读《耳语者》才使我对那个野蛮残酷的体制有了一次深入和全面的了解。时代已经进步到二十世纪，人类社会中的某个群体，还处在那样前现代的恶劣政治之下，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实。在那一次的阅读中，我对那位革命导师甚至产生了深深的反感（在那一刻，我暂时忘却了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越功勋）。当然，我的这种情绪，与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被迫害致死有关。“理想国译丛”致力于向中国读者提供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的著作，这很有意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影响的不断加强，我们民族的自满意识可能在不断膨胀，自我批评和反思内省的能力可能在不断下降。一些不同的认识思路，对于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批判力，可能会有帮助。

《布达佩斯往事》讲的是一个新闻记者家庭在冷战时期遭受迫害的经历。该书作者卡蒂·马顿也是一名新闻人，她是故事主人公马顿夫妇的女儿。安德烈·马顿及其夫人都是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们的祖先在几代人前移居到了匈牙利。马顿夫妇在战前就是匈牙利新闻界的知名人物，马顿先生似乎还参加过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战后时期，马顿夫妇不仅是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在外交界也很活跃。因为有着很好的外语能力，又有着战争期间与美英人士交往的经历，他们一家经常成为美英大使馆各种聚会的嘉宾，同时他们的家庭也是美英人士经常光顾的场所。就他们的文化及生活习惯而言，马顿夫妇与其说是匈牙利人，还不如说是美国人或者英国人。他们说着英语，使用美国或者英国的日用品，过着美国人或者英国人的节日。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参加英国或者美国大使馆举办的各种聚会，他们与英国和美国大使馆的负责人都是很好的私人朋友。实际上，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本国朋友，他们的社会交往圈子主要是英美使馆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是英美的，他们讨论的也更多是英美而不是匈牙利的问题。后来，马顿夫妇分别被两家美国大通讯社聘为记者，其实工作是马顿一个人在干，马顿夫人只是挂个名而已。在进入冷战时期之后，马顿夫妇成为匈牙利仅有的两名外国通讯社记者，也就是说，外界了解匈牙利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新闻，唯一的来源就是马顿夫妇。成为外国通讯社记者之后，马顿夫妇与英美的联系更加紧密。之前他们与英美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民间的友好关系，而之后，进一步成为雇佣关系。如果说单纯的民间关系下还可以保持更多的独立的话，成为工作关系或者雇佣关系之后，利益的联系将使独立性或者客观性受到某些影响。因为是美国人而不是匈牙利人成为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可能超越对匈牙利的忠诚。实际上，就基本的价值观认同而言，马顿一家早已倾向于美英，因此在冷战的东西方对立背景下，他们投向西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冷战的背景下，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对可能危及国家利益的人物和事件提高和保持警惕，应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马顿夫妇作为新闻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美英使馆的座上客和西方通讯社的信息来源，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国家安全部门在马顿夫妇周围安排了一系列的盯梢者，告密者，他们密切监视着马顿夫妇的行踪，紧密关注着他们的言行。马顿一家的生活似乎没有受到过太多的干扰，他们依然过着资产阶级的悠哉乐哉的日子。如果匈牙利的情况与中国类似，那么因为政治斗争的干扰，生产和生活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至少，供给不是很充裕，生活也不是那么方便。但马顿一家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他们似乎对国家事务不关注，既没有让政治的纷争干扰自己的思想，也没有让短缺影响自己的生活。他们拿着西方国家支付的高工资，通过外国使馆可以获得来自西方的丰富的物质供应。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一个本国家庭的生活方式确实显得另类。在他们一家经常摆拍的照片中，随时显示的是他们优雅而富裕的生活，一家人对美好物质生活的洋洋自得和信心十足。想到马顿一家因为依附美帝而过上悠哉乐哉的幸福生活，而他们的同胞们却在生活的温饱线附近艰难求生，我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情心禁不住活跃起来，对马顿一家的奢侈腐败深恶痛绝。事实上，马顿夫妇是否认同匈牙利的“祖国”身份是值得怀疑的。他们的祖先移民匈牙利的历史不是很久，他们的“祖国”意识似乎还没有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他们的生命中，理所当然优先关注的只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人。他们的事业及事业的成功，总是围绕着个体的物质幸福而展开的。一个功利主义者同时就是现实主义者，个人物质利益才是他们真正的上帝。至于国家或者民族，远远不在他们优先考虑的范围之内。后来马顿在受到审查的时候，也会用“祖国”一次来为自己辩护并博取同情，但说实在话，马顿的所有作为没有任何地方表现出他可能的“国家”意识。实际上，在为外国通讯社服务期间，马顿确确实实有背离国家利益的问题。

冷战期间，东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非常激烈。出于斗争的需要，强词夺理和牵强附会，以偏概全和欺世盗名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想一想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往往只是拼声音的大小，而不是事实或者理由的充分，就是这个道理。在东方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中，种族歧视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确实，在号称道德楷模的美国那里，种族歧视问题实实在在严重存在。马顿对共产党政权的宣传策略似乎有着更多的了解，也有着应对这种宣传的对策。他向美国人建议，共产党国家大肆宣扬西方的种族歧视，以此作为打击西方的利器。美国何不向匈牙利派驻黑人高级使馆人员，这样就可以堵住共产党宣传部门的嘴。美国人果然接受马顿的意见，向布达佩斯派驻了一名黑人高级使馆人员，这相当于给共产党宣传部扇了一句耳光。这件事情对于马顿来说算不了什么，这里不需要多大的努力或者多么高深的智慧。马顿想得到的，美国人也会想得到。问题是，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在打共产党的脸，也是违背匈牙利的国家利益的。姑且不论马顿的政治倾向如何，如果他是一位爱国者的话，在关乎国家利益的事情上，会自动倾向维护

自己的国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如果说马顿有着反对集权或者专制的政治倾向从而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抵触，但他的行为也必须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理解。将马顿的这一行为解释为叛国，确实一点也不过分。

冷战时期，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立同时是凝聚国家意识的手段。或者说，政府或者政党可以通过人们的意识形态忠诚来鉴别公民爱国与否。这种做法本身存在问题，它有强制个人服从或者构建虚假社会风气的因素。但是，这种问题毕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问题。如果没有冷战，就不会有意识形态工具这种荒唐；如果没有这种荒唐，就没有殃及个人的那些问题。要说明的是，战后的冷战局面，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选择，尤其是对匈牙利这样的从属国家来说，它只能接受大国安排的秩序，而没有太多主动选择的机会。马顿夫妇作为匈牙利人，同时又是外国通讯社记者，在国家忠诚和职业忠诚之间，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可能会存在两难。不过，他们根子里对西方文化的欣赏以及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依赖，他们对匈牙利的“祖国”概念的缺失以及对专制制度的反感，使他们很容易摆脱以上两难带来的困扰。即使没有西方的授意和安排，马顿夫妇也会主动为西方提供服务。马顿是有过实实在在为外公政府盗取本国情报的行为的。曾经有一次马顿参加一次国家预算会议的采访。当时的预算报告还属于国家机密，也是外国情报机构努力搜寻的情报。马顿利用出席会议的机会，从会场拿到一份预算报告，直接将其送往美国使馆。之前，马顿向美国提建议以损害他的祖国，而这一次，马顿直接帮助美国盗取情报。无论马顿如何为自己辩护，他的叛国罪是诡辩不了的。这件事情，最后是由美国使馆中被匈牙利收买的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揭发了。

匈牙利情报机构之前已经收集了马顿夫妇的大量材料，但一直抓不到他最有力的叛国证据，这一次终于可以坐实了。其实，匈牙利政府还算是手软的。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冷战时代，马顿夫妇的所作所为，包括与外国人士的亲密交往，包括他西化的生活方式，以及豪华气派的汽车，都是对党和政府的公然蔑视。而且，他所传递的负面消息，也一直是对匈牙利国家形象的毁损。马顿夫妇之所以敢于这样大张旗鼓招摇过市，其实是在利用美国人来示威。就这些方面而言，马顿夫妇的叛国行为已经昭然若揭。匈牙利政府一直等到马顿盗取情报的事情坐实之后才拘捕他，其实也有投鼠忌器的因素。马顿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否认，只是他不认为将国家预算报告送给美国人属于盗取情报。按照卡蒂的说法，马顿一直是个意志坚强的汉子，他承受了所有的折磨，没有拉上一个人来垫背。马顿能够经受住审讯，除了他的意志坚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相信美国人不会见死不救，毕竟他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被捕的。马顿在受关押期间，还努力寻找与美国人接触的机会；不过，替他向外传递信息的牢友，都是匈牙利情报机关安置的线人。马顿对自己的重要性信心满满，他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可以罗织间谍的罪名，逮捕匈牙利驻美国使馆人员，然后用来将他交换出去。他的这个想法很幼稚，也很邪恶。在这里，马顿不仅失去了国民的资格，也失去一个正常的善良人的资格。马蒂说马顿在关押期间没有咬出任何一个人，其实只是还没咬到而已。他已经想好了，但没有得到咬人的机会。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马顿被关押一年半之后被放出来了。这一结果，也有美国政府施压的因素。马顿一直渴望着去往美国，但机会一直不成熟；再往后，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治巨变，布达佩斯也陷入混乱之中。马顿作为唯一的驻地记者，向西方第一个发出有关布达佩斯事变的消息。马顿作为新闻记者再次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他被美国一家机构授予奖项，借着前往美国领奖的机会，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马顿一家移民美国。在美国，马顿仍然是一名出色的记者。

卡蒂·马顿写这本书，其初衷是要对那个专制的集权的政府进行控诉，她希望让世人了解，一个独裁而专制的政府是如何侵犯个人自由，剥夺个人尊严的；她还想让世人了解，一个正直的，杰出的记者，是如何与专制独裁政府斗争的。感谢卡蒂，她是一个诚实的记者，是一位有良知的新闻人。她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使我们看到了除了她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一面之外的其他方面。从卡蒂提供的那些真实信息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卓越的新闻人，一个善交际的社交人，一个追求物质享受并热爱家庭的成功人士。同时，卡蒂还让我们看到，一个信仰西方生活方式并对西方意识形态持肯定态度的新闻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叛国者的。原先我准备从道义的角度谅解马顿夫妇，后来发现，他们之所以倾向于西方，更多的可能只是出于物质享受的需要，而与道义基本上没有多少关系。这里不仅有马顿夫妇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作注解，还有他们一家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奴颜媚骨作为补充。马顿一直声称自己洁身自好，炫耀他与妻子的深厚情感，可是在与英国使馆频繁接触中，却与一位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最为狗血的还在于，马顿夫人因为丈夫的出轨而深受伤害，在丈夫被关押之后，她随即与一位年轻的友人坠入爱河。这些八卦经历，精明的马顿夫妇俩一直严密保守着秘密，卡蒂是在阅读她父母的档案时才知道的。卡蒂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杰出新闻记者的形象，希望我们同情他受到独裁政府迫害的经历。可是我从卡蒂的文献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叛国者的形象，看到一个叛国者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的恶劣行径。也许我的这只判断会使马顿夫妇不满——即使他们向出卖匈牙利国家利益的事实却是存在。他们可能否认自己叛国的理由仅仅在于，在他们的内心里，他们是没有祖国，他们的祖国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个人才干和优越的物质生活。

“理想国译丛”组织者出版这一系列关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负面形象文献的目的，旨在通过控诉而引起当代人们的警醒。那段历史虽已过去，但却过去不远；而且，如果我们普遍失去警惕性，失去基本的判断力，那段历史的重演并非不可能。编译组织者的良好用心我们理解，也领会。但是，历史分析和评价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客观性，还需要更宽阔更长远的视野。关于冷战，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东方的失败就否定东方政府曾经的所有政策措施的合法性，甚至不愿意保留基本的理解和宽容，这种成王败寇的思维就不是理解问题所需要的正当思路。冷战不是东方的一厢情愿，冷战期间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国家都有维护国家利益的主权，即使意识形态对立呈现出荒唐的景象，上演荒唐闹剧的也不仅仅是东方。冷战不是一幕独角戏。以意识形态的成败来为卖国者正名，无论如何都是不值得称道的。

2016/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