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年的中国饱受私有制之害
作者：知原
一、教课书的误导：
以前由于深受教课书的误导，错误的将生产资料作为评判社会性质的标准，从而使我们对公有制和私有制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认为公有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私有制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思考，我认识到消费资料的公有比生产资料公有更有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生产资料只是间接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现代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其本质意义就是建立了公共的消费资料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而不是片面的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
福利国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消费资料公有制。消费资料公有制并不是指人们的一切消费物品都实行公有制，平均分配。而是将重要的、基本的和必须的消费物品，比如教育、医疗、养老、公共设施等由国家掌握，合理分配，让人们合理使用。至于其他的消费物品，或人们想过更好的生活，还需要人们努力工作以提高收入从而获得。但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人们的很多工作可能都会被机器人代替，资本家不再需要剥削工人，而只需要剥削机器人就行了，从而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恐怕只能由国家加大税收，进一步扩大消费资料公有制的范围和开支，让许多没有工作的人也能过上良好的生活。科技进步不应该给人们带来伤害，而应该让人们更多的享受其成果。
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权力的公有要远比财产的公有更重要、更有意义，尤其是政权的公有才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公有。只有政权公有，政府才会真心为人民服务。一个政权私有的社会，政府只会想尽一切办法剥削人民、压榨人民，以便为自己服务。
政权私有的典型制度就是君主制，国家政权属于君主一家一姓的，并由其子孙世代相传。政权公有的典型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国家元首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有任期限制，不能由其子孙世袭。
二、中国古代的"公天下"与"私天下"：
由于教课书的误导，我们现今对公有制的认识还远不如中国古人。中国古代虽没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说法，却常有"公天下"（"天下为公"）和"私天下"（"天下为私"或"天下为家"）的论述。中国古人就是以政权的所有为核心标准判断"天下"的性质的，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为核心判断社会的性质的。如果政权属于天下人所有，这个"天下"就是"公天下"；如果政权属于一家一姓私有，那么这个"天下"就是"私天下"（"家天下"）。
中国的私有制国家是由夏启开启的，在尧、舜、禹三代时代，部族联盟首领的产生方式是"禅让制"，即在各氏部族中民主推选贤能的人作下一任首领。禅让制的基本原则是传贤而不传子，是《礼记·礼运》描述的"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时代。
禹在自己年迈时作出禅让传贤的姿态，把国君的位置禅让给伯益，但是在此之前他已任命自己的儿子启担任国家权力机构的要职。结果禹死后，启以本姓邦族和异邦联盟战胜了伯益，继承了禹的王位。从此，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传子取代了传贤，"私天下"（"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结束。
从第一个世袭君主夏启开始到满清最后一个世袭君主溥仪结束，中国的"私天下"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夏至西周，是世袭制不断完善、不断增强的时期，到西周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级严密的世袭体系；二是从秦到清，除了最高君主--天子依然保留了世袭制，而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员不再采用世袭制，而先后采用军功爵制（秦）、察举制（两汉）、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科举制（隋至清）等逐渐完善了的选拔官员的方法。也就是说，西周是世袭制的最高峰、最完善的时期，在此之前总体上而言是世袭制逐渐增强和完善的时期，在此之后总体而言是世袭制又重归削弱的时期。春秋战国则是中间过渡期。
这两个时期的"私天下"我们通常又称之谓"家天下"，但是笔者觉得有必要对这两个时期的"家天下"作一下区分：夏商周时期的"家天下"主要是以"天子"为核心的家族的天下，是打赢天下的人的家族共同分享成果；而秦至清时期的"家天下"则为以"皇帝"为核心的家庭的天下，是由打赢天下的皇帝独霸所有果实并由世子继承全部成果，非世子只能享有爵位、名号等一些较为虚的东西。天下由核心家族共同体按宗法等级分享缩小为由皇帝家庭独享，从而使得广大非皇帝家庭的成员也有了上升的空间。
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将官权从私有制中解脱了出来，官权的私有（世袭）不再像西周那样是合情合理的，理所当然的，而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军功爵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选拔出来。柳宗元因此在其《封建论》认为，"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就过誉了。秦始皇虽然废除了官权的私有制，却保留了最重要的政权私有制--君主制。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四千年的"私天下"，人们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的评价是，"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实际是终四千年君主世袭制--"私天下"）。孙中山先生的"共和"观念就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禅让制"作为"公天下"的制度是远不够成熟的，现代的"公天下"的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
"私天下"在中国古代常作为批判的对象，"公天下"的反面教材，"公天下"则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对象。可以这样说，四千多年来，中国人民饱受私有制之害，公有制才是人们向往的理想社会。
三、现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革命：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从此走向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要件，但生产资料公有制其实是一种财产公有制。而共和制其实就是政权公有制，君主制则是政权私有制，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孙中山的"共和"道路与后来的共产主义道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一个是以实现政权公有制为核心目的，一个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目的。
如果说孙中山的"共和"主要是取得了中上层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留学精英的支持，那么生产资料公有制、共产主义则取得了下层工农的支持。何谓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最容易让农民理解和接受的说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最容易让工人理解和接受的说法或许是"废老板，分资产"。
共产党当年闹革命时，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在中国的数量极其有限，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是农民，因此取得农民的支持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中国古代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是这样做的。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点上，共产党或毛泽东确实做的要比同盟会或孙中山好。将土豪劣绅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当然非常高兴，自然就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但是如果共产主义革命仅仅只完成了打土豪分田地，那么这与古代的农民起义又有何区别？
我们前面说过，中国秦至清时期的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帝制、是君主制，这种制度其实就是权力私有制、是家天下。所谓的王朝兴衰周期率其实同家族的兴衰是一个道理，其实就是人才的兴衰。因为不论是权力私有制，还是财产私有制，他们的根本特点就是父死子继，然而人的能力却并不具有遗传性，并不是老子越有能力儿子就一定有能力，当没有能力的儿子继承了有能力的老子的基业当然就很难管的好，特别是当碰到了那些流氓、恶棍般的儿子，当然也只是败家的份。试想，如果一个流氓、恶棍仅仅因为他老子是皇帝而继承了他老子的皇位，那这对黎民百姓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啊。
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民主有两种形式，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直接民主是古希腊雅典实行的民主和近代卢梭信奉的民主，这种民主十分强烈公意、人民的广泛参与性、民主的纯粹性，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种民主既容易导致多数人暴政--暴民政治，又容易导致个人专制。而间接民主是代议制民主，是近代英国开创的政体，洛克、孟德斯鸠等人主张的思想，这一派虽然也主张主权在民、人民应该参与政治，但同时主张保护少数派（反对派），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其核心理念是主张通过一套有效的分权制衡制度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及防止多数人暴政和个人专制。代议机构被视为遏制"暴民"无理性行为的"马勒"。代议制在近代通常被看作是"共和"的一种形式，比如美国的宪法起草人之一麦迪逊所说，"我所说的共和国是指代议政体"。
美国宪法选择"共和"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按宪法制定者的解释，就是要与暴民政治划清界限。在西方政治传统里，对所谓"暴民"政治的恐惧不次于对个人专制的厌恶。史籍所载古代城邦民主制衰落时期平民的表现，古代学者几乎众口一词的对平民政治的厌恶，这些都是西方政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为近代政治家们所继承。
王绍光在《民主四讲》中指出，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而在头2300多年，它一直被看作是个"坏东西"；直到最近100来年，它才时来运转，被当作"好东西"。民主之所以变成了"好东西"，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将代议制、共和制、宪政这些意义赋予"民主"，这种民主常被称之谓"代议制民主"、"民主共和制"、"宪政民主"、"自由民主"，是间接民主。王绍光批评这种民主为"选主"。
因此，如果我们说跳出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是"民主"，不如说是"共和"。共和制又正好是和君主制相对立的概念，用于作为取代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帝制要比民主制这个概念更有针对意义。
如果说美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按照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方案构建的，那么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纳粹德国的独裁统治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卢梭的后果。我们前面说过卢梭的崇尚的直接民主既容易导致暴民政治，又容易导致个人专制，罗素在评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说，"这本书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习气，而且通过总意志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这是用不着靠投票箱那样世俗的器具去证实的。"
马克思不相信代议制民主，批判它是"议会清谈馆"、是资产阶级民主。他的政治理论是站在最广大人民--无产阶级这一边的，主张消灭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为只要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作为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会自然形成。另外，他的思想里还保留了一些空想主义的成份，比如国家消亡，因此是看不上三权分立这样的制约制度的。
因此共产主义领袖们看重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领袖对人民意志的体现，以及对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改造--雷锋精神、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而不是宪政、分权制衡、代议制民主、法律这样的制度建设。结果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领袖专政，领袖由于缺乏制约而常常违背人民的意志，雷锋精神变成了愚民教育。
再加上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古代优秀的选官制传统也没有了，因而官员任用变成了上级任命制，进而逐渐演变成了类似于东西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制。
毛时期由于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从而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吃大锅饭现象，从而让人们对"公有制"产生了怀疑。1978年的改革本来主要应该改的是政治这一块，邓小平早年多次强调过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也身体力行过--废除干部终生制。但由于这一块操作难度太大，所以主要改的是经济这一块。
四、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辛亥革命热衷于改变政权的性质--变君主制为共和制，但只取得了知识精英们的支持，而没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对付继承清王朝政权的军阀们力不从心。共产主义革命触及到了人们的核心利益，能让广大农民马上从"打土豪，分田地"中获利，但却错误的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自然会跟着变。中国如果想走出历史的误区，只能是将两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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