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山云画
看到文典想起的人和事
作者：张瑞生
看到延川文典出版，自己的心情自是高兴。其出版发行的意义，该书的前言后语已经做了明确说明，谁再说什么，都显得是画蛇添足。我现在要说的是，看到由我主编的《烽火延川卷》心情自然与别人有所不同。这种心情是复杂的，并不是因为有自己的名字，就变得沾沾自喜。当然毫不讳言的说，自己并没有达到荣辱不惊的境界，内心的激动还是有的。看到烽火延川卷，就像看到孩子一样，让人倍感亲切。当然也会浮想联翩，想到现代的人和过去的事。
除自己高兴外，我的思绪很快想到顾问曹澄源老前辈 。还在我上中学时，他已经是文教局长，经常到学校做报告，从来不拿讲稿，学生老师都对他很是佩服。在文革开始的教师集训会上，他曾被批斗。好像是因为成分问题，七十年代他还下放到农村劳动。后来平反了，组织并未给其安排相应的职务。后来到古稀之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印象里，他永远是个乐观自信的长者。前几年，就在我接任编写烽火延川卷时，和我一起参与的刘伟华让我去联系他，并且一再叮咛说，曹老先生是部活字典。当时我找到他说明来意后，他显得十分高兴，连连称赞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并且一再以长辈的口吻叮咛我，应该注意些啥内容。我如实坦诚告诉他说，自己对中国历史还是有所了解，但对于延川建国前，延川的历史还是知之甚少，似乎是小鬼接了阎王票，颇有点像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听到我的顾虑，他一再鼓励我说，你们年轻人，有文化，这其实并不难，只要肯钻研，一定能办好。以后在几次的采访中，他给我提供了建国前陕北当时社会的结构以及货币等经济方面的许多知识。有一次，他无意间谈到，在过去编纂县志时，他曾提供了许多资料，可是成书时，对他只字未提。言者无意，听者用心。回来后，我曾向张北雄建议，把曹澄源老先生聘请为顾问，这样我再去打扰他老人家，便可以理直气壮。张北雄对于我的意见，十分赞同。在得到各方面大力帮助下，后来我逐步信心大增，便给编办写了自己的感受，并表示了自己不干则已，如果要干，则一定会倾注全部心血。后来他们以简报的方式发了出来，其中还提到曹澄源老先生的大力支持。我把简报交给他后，老人家十分高兴，又意外向我谈起关于张志贤的一些事情，并且还把他珍藏的贺晋年将军给他的亲笔回信让我查看。可以这么说，张智贤烈士在当时，应该是陕北红军的佼佼者。可是有关资料记载却比较少。非常感谢曹澄源老先生，为我提供了那么多详细材料，才能使我写成文章，收入文典之中。在他向我提供的材料中，还有许多，例如，县城商会杨宝兴等人如何动员城内青年参军，以及胡宗南占领延川后，地下党组织是如何进行活动的等内容。我清楚记得，他向我介绍王志明参军时当时的时代背景的细节。那就是由于连年战争，农民的负担相当繁重，种地已经无法保证个人生活，一些农民便弃农从商。王志明便是由农村来到城里，后来参军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延川人民为支持战争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关于他的情况我曾在刊发在《山花》一篇名叫《乡间道》的纪实散文中有部分叙说，这里不再赘述。遗憾的是，文典编写完后，老先生便与世长辞。我想如果他老人家如果还健在，看到这个顾问赫然排列在主编副主编之上，老人家一定会非常高兴，切实感受到全体编纂人员对他的纯贞尊崇。
看到成书，我又想起了刘伟华老师。事实求是讲，该书的绝大多数资料都是他提供的。本来，主编的头衔应该落在他身上。可是他当时执意不肯，非让我滥竽充数。对于他的怀念，我在《山花》杂志曾写过一篇《学有不懂将问谁》的拙文，这里不再多谈。但还有个问题需要说明，如果不是领导层面的更替，或许该书很可能早日问世，那么就不会有遗憾了。但愿刘卫华老师在九泉之下，如果得知文典出版，一定会泪飞顿作倾盆雨！我再回到延川后，一定会到他的坟前告知这一喜讯。
人们都是在某些社会活动中相互认识和了解的。我是老年人，面对年轻人，有时不免会产生自卑心理。但是在编纂烽火延川卷时，却让我认识了好几个年轻人，并且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这将是我晚年的一份珍贵财富。杨琦 作为副主编，他进行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校正定稿，检查文章的前后关联，以及分门别类，确实显示出其特有的思维和才华。他的年龄很小，比我的孩子还要小。看到书籍，让我想起一句歌词：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不回头。是的，我们延川是个文化大县，千百年来，文人荟萃，无论社会产生什么变革，繁荣创作文化事业，是我们历代延川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其实在当时的总编办公室里，都是朝气蓬勃的中青年人。我清楚记得，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一幅路遥巨幅照片下方写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当时我还不会用电脑，完全用笔来写，这样不仅给自己的效率带来影响，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些资料需要删减，我去复印了许多，然后再进行修改，毛稿交给他们后，打印起来十分费劲。可是他们总是认真核对，遇有不清楚的地方，相互告知。在这繁杂的事务中，我逐步由拘谨变得理直气壮，相互间的隔膜慢慢消失。后来如姬延芳、徐艳梅、高君琴等人，不仅在工作上给予我支持，就连我有个人事情，只要提出来，他们都很认真对待，想方设法予以帮助。张北雄过去我认识他，但是有年龄差距，并没有深交。通过这次编纂，使我们成为忘年交。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县发生大水灾时，刘伟华一度住在外地，一次到县城来，张北雄就让他住在自己的办公室。虽然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我还是感到他们对于老年人的关爱。后来我有几篇文章发表在山花上，他非常中肯地提出一些意见，是自己的作品逐步完善。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生命诚可贵，健康最重要，钞票没多少，朋友多了好。啊，朋友，无论年龄有多大差距，它是最宝贵的财富。
除想到这些眼前的人之外 ，随着这两年对于一些资料的阅读，还有些事情值得我们共同记忆。任何一个作品，都会有某些缺憾。由于当年掌握的资料有限，加上我们有时候受某些政治气候考虑，有意或无意回避一些敏感问题。烽火延川卷，现在看起来，有几个问题似乎给忽略了。张季夫在回忆中曾说，列宁剧团在永坪成立时，还跳乌克兰舞蹈，这说明陕北红军在文化上一直是持开放的态度。他还说，在三十年代中期，该剧团曾经缴获了永坪教堂里的风琴和汽灯。教堂的负责人吕延庆是个留学生，职业是医生。他把当时非常现代化的文化用品带到陕北，给当地思想文化带来一定冲击，让封闭的农民看到多彩的世界。遗憾的是，他被无辜错杀了。我们收录了原省商业厅长梁爱明的回忆，其中讲到当年红军种植和贩卖大烟的事。但当时比较害怕上级审定难以通过，便对有些情节予以修正。关于当年种植贩卖大烟的事，大家都很清楚。我爷爷当年家里很穷，就是靠种植大烟迅速致富。七十年代，禹居公社一退休老干部曾向我详细介绍当年他们到白区，以大烟换取文教用品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些人可能忌讳发生在过去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其实我认为，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个人，他的成长过程中，难免有污秽和血的出现。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看待问题，不要当一个人出名了，他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就应该是一首赞美诗。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发生在我县的永坪会议和文安驿会议，这两个会议后，陕北进行了肃反。高朗亭回忆中提到过，但还是不全面。要知道这场肃反，在党内影响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最近我看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赵启民和刘懋功两人的回忆中，可以得知当年那场肃反所制造的惨烈案件，超过我党历史上任何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我在空间摘录了其中与我们延川有关的内容。另外有本书《陕北肃反始末》记录的比较详细，我不再重复。
另外，从这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回忆中得知，永坪红军大学当时培养出四五百名军人，陕北红军还开办了无线电通讯学校等。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当时的永坪是整个陕北的中心。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除了相互间的友谊外，更有许多冲突和摩擦。可是在这部分，我们记述的并不完全。他们在回忆中还说，刘志丹东征牺牲后，在太相寺大庙召开的中央会议期间，陕北红军数千人自发举行追悼会。之后中央才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题词。这其中包含了什么信息，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有刘懋功回忆说，东征时，红十五军团是从文安驿出发，当时已经把部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虽然这次东征并没有直接和日本人作战，但我党的抗日旗号是打出去了。由此说来，永坪、文安驿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这应该是我们延川人民的历史遗产。刘懋功回忆说，东征回陕北时，陕北红军在后面掩护中央红军。他们给陕北红军的指令是，如果不能回陕北就上山打游击。好在陕北红军作战勇敢，最终看到黄河，顺利渡河。高朗亭将军会中也隐约透漏出，每遇难以完成的任务，总是让陕北红军冲锋陷阵。在这种宗派主义影响下，陕北红军的伤亡都比较大。刘懋功老将军在回忆中还讲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东征回来后，红军西征时，是从我县的贾家坪出发。这虽然不是大事件，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多的部队住在一个地方，群众要承受粮食马槽等后勤保障等方面多大的负担啊！由此让人联想到，七三年周总理回延安时曾动情地说，陕北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对不起陕北人民。他老人家的讲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对陕北人民支持战争的一个由衷地表达。
最后话说回来，任何作品都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我做为主编，自然是有很大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该卷出版，总让我感到无比欣慰。今年我已到七十周岁，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还为延川做出一定贡献，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比家人摆酒席为我过寿，要珍贵得多。这是我七十岁的生日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