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高崇民功不可没摘录


 

 
第一章、西安事变的来龙去脉
第一节、跟共产党走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推行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相继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下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使整个华北实际处于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同时,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继续围追堵截我长征中的红军,大举进攻陕北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取消一切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血腥镇压反日爱国群众运动。显然,在蒋介石并没有“掉转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而是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情况下,联蒋抗日根本不可能,正确的策略口号只能是抗日反蒋。瓦窑堡会议决议不仅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总精神,而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的决议和进一步阐发会议精神的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都能说明这一点。  
总之,党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9.18战争以来我党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完整、最正确的文件,它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是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的形成,其历史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由此他们感到,国民党政府对外屈服,对内残酷无情镇压,坚持内战,长此下去国将不国了。在国亡无日当今之机,悲观失望与世无补,解民倒悬非另谋出路不可。说到这时,高崇民拿出张学良的信交给杜重远,张学良在信中首先表示慰问,让杜重远耐心等待,他将设法营救。同时表示久未见杜重远来信来函希望杜重远不要嫌弃他不要误会他,张学良在信中写道:“我的方针是拥护领袖,健全自己,这都是为了恢复失地,我绝不会忘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我绝不会屈服,请兄放心……”杜重远看到了张学良的信,知道他在煎熬中,便询问有关张学良的事。  
高崇民介绍了有关张学良的近况,说了他用心良苦,杜重远对张学良再而三追随蒋介石剿共本不谅解,见信后又听了高崇民的介绍,误会消除了。可是他们的心里越来越有一个信号了,这就是他们想找到共产党员,想了解共产党在干什么。  
在研究救国办法时,杜重远对高崇民说:“单凭爱国热情和横冲直撞是不行的,必须懂得一些革命理论和政策,咱们同乡宋介农,现名孙达生,北京农机学院顾问,论年龄比你小20岁,是个老弟,主化讲革命道理他可以做老师,我介绍你们见见面,你听听他的……”高崇民一听这正是自己想要寻找的路,现在有人提出来了他怎能不高兴呢?高崇民马上点头同意了,后来,杜重远也对孙达生说:“高崇民在东北军上层交游很广,也有骨气,要把他争取过来对反蒋抗日斗争很有用处……”孙达生是辽宁省双辽人,1911年生,9.18战争后进关,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  
经过寻找与交际,高崇民终于和孙达生见面了,他们是一见如故,共同探讨了革命救国之路。在孙达生帮助下,高崇民开始研读《列宁传》,《马克思传》《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等进步书刊。高崇民原是信仰三民主义的,耿达生针对他的思想有意识地向他阐述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剖析三民主义的局限性,指出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变成买办地主封建军阀的代表和帝国主义和工具,中国共产党代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和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共产党当前的政策是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反蒋介石抗日救国,在抗日,民主,停止内战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派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救国。对内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发动全民抗战,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的国家,反对侵略,收复东北只能指望共产党了。  
这时候,高崇民的长子高存信恰巧在南京黄埔军校学习,暑期回到北平才知道父亲被通缉避居上海,于是他匆匆忙忙赶到上海。父子二人与孙达生共同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晚饭后,他们经常到黄埔江边散步,边走边谈。  
岸边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前汽车排成长龙,穿户里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猜拳行令的叫声,沿街游荡着成群的乞丐和三三两两互相追逐的嫖客娼妓。孙达生说:“这些都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诗说的一点都不错,这样看问题就是阶级分析了……”高崇民听了感激着,他第一次真正听到有关阶级教育,第一次感到了马列主义了不起。  
高崇民搞了多年救亡运动,可以说他是在披荆斩棘中度过难关的,每当他在荆棘丛生的旷野中探寻革命的道路,总是屡遭挫折,不断碰壁,用他自己的话说自从1935年后他看到了马列主义的书,方恨自己过去太糊涂了,太瞎摸海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高崇民从这时开始,他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领导抗日救中国的政党,蒋介石已经成为孙中山的叛徒,于是他毅然决然撕毁了国民党党证,决心跟中国共产党走。高崇民把孙达生称为他用学习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马上询问孙达生,而孙达生对他也是有问必答,将马列主义说得条理分明。  
在与孙达生交往中,高崇民也把张学良不愿内战,苦于抗日救国无途径的思想告诉了孙达生。这是一个重大信号,中共江苏省委听了孙达生有关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和东北军调动的情报后,马上开会研究认为统辖东北军的张学良符合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坚持抗日救国三个条件下联合的对象,应争取与其联合,建立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  
如果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真能联合抗日,一方面解了党中央和红军之围,另一方面还可以联合苏联,外蒙古,便于出兵华北抗日,这将是中国政局的一大转机。要做张学良的工作,首先要做杜重远和高崇民的工作,通过他们开展东北军的工作,有了这种思想观念,孙达生对高崇民说服教育,十分耐心地在政治思想上对高崇民进行引导。  
高崇民真的转变了态度,真的开始相信共产党员,并决心跟随共产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