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深圳再次爆发的楼市，一面是当地政府对企业要搬离的恐惧。
昨天，《千万别让华为跑了》的新闻到处被刷屏。文章说，华为已经在逐渐搬离深圳，因为无法承受深圳的高房价高成本，而深圳政府为了留住华为，也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但无可奈何花落去，华为仍然去意已决。
前段时间，因深感深圳房价太高、涨速太快，一向低调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近日突然干了一件高调的事——吐槽深圳房地产太多，称高房价有损深圳未来的城市竞争力。
据华为内部人士透露，流出的版本已经经过修改，比较温和，真实的讲话更加猛烈。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华为的员工都买不起房子，只能去东莞松山湖建员工安居房，那中国其他企业的员工又如何能够安居乐业。不得不说，高房价已经成为压在人民和企业头上最为沉重的大山。
与任正非有同感的，还有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他也强力呼吁：合肥要跻身1。5线城市，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须加强房市调控，防止过快增长。否则，影响城市竞争力。
我们时常这样赞美城市：城市是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成就人类梦想的地方。可如今，城市里的高房价却在阻碍这种向往，打破人们的梦想。
我曾记得，作为一个国家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想留在一座武汉这样的城市还是比较轻松的。只要他努力肯干，不过几年就能买车买房，在城市里安居乐业，过着开心幸福的日子。
可现在，这些毕业生们想留在武汉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座房子几乎就要奋斗上十年。而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很多年轻人现在觉得即使再努力奋斗，在这些城市也没有未来，因为买不起房，没有家的感觉。
因为看不到未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向武汉这样的城市回流。他们中的很多人基本都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奋斗了上十年，现在结婚生子了。因为没有房子，孩子无法入学，不得不梦断他乡，回流武汉。
我时常琢磨，到底一座城市的竞争力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本质上是指一座城市为别的城市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带动创造财富的能力。
对于像上海这样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工业不再是重要的能力，其为其他地区所提供的贸易、金融、咨询、创意等服务，可能是这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但对于更多以工业发展而起步的城市，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最终还是要靠工业，它是一座城市的“实力工程”。就像15年前的深圳，诞生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中集、招行、平安、万科等非常优秀的企业，还有大批创新型科技企业。
但深圳的现在和未来还能诞生什么优秀企业吗？它能靠吃老本继续维持它现在的竞争力吗？一些本来能够脱颖而出的企业，在及其高昂的房价成本负担下，其竞争力就像风中之烛，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更何况，原有的产业也在老化。
任何一个城市的产业，都不可能一开始就是高级化的。它也是从低端产业发展起来的，如果在萌芽时期扼杀了成长的种子，没有提供优秀的土壤让它成长，又何谈未来能长出足够多的参天大树。
毕竟，一个城市最好的营商环境应该是企业生的快、死得慢。高房价却让企业生得慢、死得快。企业生死本是商业生态，正如人的生死一样。可是，如果商业环境不能助力企业发展，却在损害企业发展，其实这座城市就是慢性自杀。
世界经验表明，越是发达的城市，越需要低端人才与高端人才形成互补，以服务这些高端人才的吃、住、行。不然，整个社会就无法形成分工，高端人才就分不出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从事科研，而可能要做一些买菜做饭的家政工作。
话又说回来，如果低端人才在一座城市生活不下去，对高端人才也是没有吸引力的。与农村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相比，城市本身是个分工系统，每个人的存在都需要依附于他人，所以高端产业就像高端人才一样，都无法独立的存在。
就一个城市而言，它的竞争力要得到全国乃至世界的认可，不能自己独自灿烂，而周围一片荒凉漆黑。它应该自己像恒星一样璀璨，同时还能照耀周边，让周围欣欣向荣。如此，它才是一个区域发展的“支点”。
其实，城市经济学理论早也告诉我们了城市发展的机制：厂商和家庭在城市间所作的区位决策推动了城市形成，并使其在规模和经济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
这暗含着，作为国家的经济、社会细胞，企业与家庭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是个共同体。离开企业谈城市，或离开城市谈企业，都不是一个良性的城市形成机制，而是“人为制造撕裂”。
这里，企业代表着利润和收入，城市代表着人口和人手。企字拆分，无人则止。企业发展最终靠人，城市本身就是人口的集中。
当然，这里假设家庭和厂商都是可以移动的。实际上，现实中企业和人口都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都有一定的粘性。但若人们真的看不到未来，终究无法安居乐业，他们还是会“站在未来安排现在”，最终做出迁移决策的。
因为企业可以自由选址，人口可以自由流动，所以哪里能够安居乐业，哪里生产和生活成本低，哪里就能聚集企业和人气，哪个城市竞争力就强。
本来，深圳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既然可以移到深圳，也不排除未来能够移到其他城市。
世界经济中心的迁转，无不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竞争力。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是要用土地换取工业的成长。
但现在一些城市，短期内因受某种利益的吸引，用以开发房地产的土地过多，用以发展工业的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对产业成长事实上正形成一种挤压和挤出，并逐渐毁灭一座城市的创新基因，导致实体经济和高科技企业的溃败。
从这个方面来说，任正非对于深圳高房价的警告，实际上是他对中国所有城市发展的一句诤言。
城市既是生产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地点。政府如果采取杀鸡取卵的政策，只考虑短期的GDP增长和政绩，而忽视了工业这只经济持续发展的“母鸡”，就会在短期内是喜剧，长期内是悲剧。
因此，对于那些不靠贸易、金融、咨询、创意等服务，而靠工业支撑起来的城市，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既要在家庭的生活成本和企业的营商成本找到平衡，也需要在短期房地产与长远综合发展之间找好平衡。
毕竟，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适合的才是和谐的。房价太低，土地要素价值得不到体现，没有足够的钱改善基础设施，城市形象无法提升。但若房价太高了，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范围，企业又会重新选址，最终削弱一座城市的竞争力。
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政府的区域治理，最终只能靠吸引而非挽留。不管华为是部分还是整体将工厂搬离深圳，但曾经为深圳带来无限价值的制造业大军却着实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企业带走的不仅是税收和就业，还有来自他们的消费及衍生的其他服务业和商业。这些也是一个城市活力的体现。政府本身是不结果实的，它存在的所有价值就在于让生活其中的人能够安居乐业。终究，民生才是最大的政治。
反观武汉，近年来之所以能从昔日“武钢一咳嗽，武汉就感冒”的老工业基地焕发生机，华丽转身变成以信息技术、光电子、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为立足之基的新工业中心，不能不说与武汉过去的房价偏低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武汉的华丽转身，多位城市发展学者毫不吝惜自己对武汉的推崇：武汉是唯一能够实现制造产业升级换代的城市，传统优势产业被替代，过剩产能被压缩，新兴产业悄然升起。
去年，武汉工业增加值刷新城市工业史，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今年一季度，一家民间智库筛选全国661座城市数据后表示，没想到武汉是产业结构升级中“最亮的那颗星”。
不管是传统产业升级，还是新兴产业培育，都需要人，尤其需要年轻人。经济，本质上就是人的活动。
近年来，因为武汉房价不高、涨速偏低，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上广深等城市打拼数年仍无法安居的年轻人，纷纷回流至武汉工作、创业。
在武汉，每天都能听到企业破壳的声音。那里有激情澎湃的思想激荡，有为未来而做出的宏观规划，创新、创业与创投正在成为武汉城市的基因与灵魂。
这不需要做很深度的市场调查，只需要到各种创业孵化器走一圈，就能看到很多创业者闪耀的身影。
正如多年前《参考消息》的一篇新闻：美国人怕中国人什么？是工业、军事、经济吗？都不是，他们怕中国人匆匆忙忙的脚步。
以此类比，其他城市怕武汉什么呢？怕的不是武汉现有的经济体量和工业基础，怕的是人口和企业都向武汉集中，怕的是武汉的喧嚣，这才是决定武汉未来的因素。
如果说“感觉”还不够客观，那腾讯最近发布的《2016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可能会说服你：在新一线城市中，武汉年轻人口新增率达40。28%，净增率达20。38%，两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而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相比，武汉位列第二，远远高出北上广。
人口是城市竞争力最集中的体现，人手是一座城市的产业根基。
任正非虽没有吐槽武汉，但近代以来一直靠工业支撑，目前处于战略赶超期的武汉，也应听听他的诤言：防止房价过快增长，为工业发展腾出足够的城市空间，把武汉打造成工业的乐园、生意人的天堂。
最后，美国一位著名城市经济学家的话也许能给武汉一些启示：一个法律完善、建筑精美和街道整洁的安静城市，就好像一个坐满了听话的傻瓜的教室，而无政府状态的城市才是最有前途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