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媒体不久前大胆预测，伊朗将实施更加积极的改革政策，伊朗政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揣测多少有些异想天开。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亚洲一些国家政治经济规律，人们就会发现，亚洲许多国家有可能会重新走向复兴之路。
上个世纪在西亚和中亚地区涌现出一大批现代化国家，无论是阿富汗还是伊朗，在当时的君主立宪制体制下，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由于这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国内出现贫富差距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希望改变国家政治制度的时候，那些流亡海外的宗教派人士揭竿而起，推翻了世俗的国王政权，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巨大动荡，一方面让人们重新思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思考一个国家宗教文化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促使人们思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重新寻找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一定会出现两极分化，国家会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了有效地解决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问题，实行周期性的民主政治选举，通过选举改变国家政权，通过选举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路线。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当年阿富汗的国王和伊朗的国王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巨大的社会矛盾。由于整个国家没有形成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机制，没有通过周期性的民主选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导致宗教革命应运而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朗和阿富汗发生政变，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但更有现实的必然性。当君主国家实行资本主义，但是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问题的时候，除非这个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少，否则，这个国家一定会出现剧烈的政治动荡。不论是伊朗的宗教领袖还是阿富汗的塔利班，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国家的政权，就是因为他们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积极的政策帮助那些陷入绝境的青年找到希望之路。
所以，如果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没有看到伊朗实行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在讨论伊朗和阿富汗问题的时候，很难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当然也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虽然伊朗和阿富汗实行周期性的选举，但是，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接触西方国家文化，向往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这是伊朗和阿富汗面临的重大挑战。可以这样说，上个世纪伊朗之所以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执政者没有通过定期选举满足普通民众的要求。可是如今，伊朗虽然实行周期性的选举，但是，由于伊朗的宗教制度以及政治治理模式，使得伊朗民众希望改变现状，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工业革命。上个世纪物质文明发展催生了宗教革命，本世纪的民主政治发展，能否改变伊朗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积累大量社会矛盾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会积极通过政治变革，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反过来，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得到外部势力支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必然会走向极端，以推翻国家政权为最终目标。这是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周期律，或者这样说，这是许多亚洲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现在伊朗民主政治发展进入关键时刻，传统的政教合一政治体制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不仅考验着伊朗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同时也考验着伊朗国家的承受能力。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伊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主国家，周期性的选举会让伊朗选举产生世俗政府，管理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伊朗建立了宗教委员会，掌握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伊朗最高领袖不仅可以解释伊朗的伊斯兰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对政府军队实行有效的控制，从而确保而伊朗继续沿着伊斯兰道路前进。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伊朗问题不是国家政策问题，而是伊朗宗教领袖的价值观念问题。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鼓噪。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伊朗所奉行的伊斯兰教法，对于伊朗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伊朗所崇尚的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一些极端势力和极端分子之所以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在世界各国从事恐怖破坏活动，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如果把伊斯兰教和高举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相提并论，那么，不仅会妖魔化伊斯兰教，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可能会让伊朗作出激烈反应。西方国家之所以拼命地诋毁伊斯兰教，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奉行基督教优越论，他们希望基督教改变世界，当然也希望基督教徒统治整个世界。
当前伊朗正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是在现有的国家政治体制下，继续走开放道路，还是放弃现在的政教合一政治体制，走所谓民主化的道路。可以肯定的是，短期内伊朗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体制，但是，伊朗宗教领袖肯定会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对国家的法律制度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朗恢复繁荣指日可待。
亚洲许多国家实行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积累大量社会矛盾。克服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进行政治上的变革。但是，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不能采取激进主义的做法，更不能采用一种破坏性的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因为那样会导致整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不安之中。不论是伊朗还是阿富汗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各方面的阻力，但是，如果不将各种意见纳入到宪法的轨道，严格依照宪法的规定实施改革，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出现大的动乱。
如果说塔利班采用武力方式推翻当时阿富汗的傀儡政权是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那么，塔利班所实施的一系列严格的宗教政策，则使得曾经享受过繁荣幸福生活的阿富汗人民无法接受。正因为如此，阿富汗国内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裂，国家长期陷入动乱。同样道理，伊朗之所以出现宗教革命，推翻巴列维政权，根本原因就在于，伊朗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整个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但是道德沦丧，人民陷入茫然状态。宗教领袖振臂高呼，推翻伊朗国王，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为人们指明了方向。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科学处理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没有科学处理民主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没有借助于民主政治发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那么，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的动乱。可以这样说，伊朗国内的议会选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风向标，它反映出人心所向，反映出伊朗社会变革的方向。假如伊朗的宗教领袖能顺应时势，积极推进伊朗各项改革，那么，伊朗在现有的国家政治体制下，一定能逐渐地克服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的困难，伊朗不会出现严重的动乱。
我们要指出的是，在一个社会转型国家，政府管理不是科学而是一项艺术，如何在充分了解公众基本需求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满足他们的愿望，这是一个国家决策者的基本功。短期内可以采取限制性措施，强力推进各项改革方案，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没有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那么，有可能会导致改革功亏一篑。现在伊朗之所以采取议会民主制度，通过议会选举体察民意，就是因为伊朗的宗教领袖已经意识到，伊朗政教合一制度必须得到绝大多数伊朗人民的积极拥护，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缺乏群众基础，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岌岌可危。现在伊朗已经摆脱了国际社会的制裁，正在大踏步地进行经济改革。可以肯定，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和国内商品价格的稳定，伊朗将会真正迎来一个繁荣时代。富裕起来的伊朗人民会不会提出新的改革要求，会不会对伊朗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甚至发起挑战，人们还是拭目以待。
考察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周期律，是提醒亚洲国家的执政者，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必须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人民自觉自愿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如果把所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市场经济的身上，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成为政治改革的巨大压力。反过来，如果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地调整政治制度，那么，政治体制改革非但不会动摇一个国家的根基，反而有可能会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深入分析亚洲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周期率，对于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