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冯山云 画
京腔京韵亦润物（纪实散文）之二
作者：张瑞生
当然，我认识的外单位北京知青中，关系不错的还有陈永利两口子，在他家打过麻将。司法局董玉和也只是初中生，但是在法律方面颇有研究。因篇幅关系，不再赘述。我现在要记述曾和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在长期大合唱中，让我得到某种升华和蜕变。
七七年，我来到城关公社当文书。在几位领导中，有个副主任叫段平生。他是清华附中高中六七届的，比我低一级。那是当领导没啥特权，整天要蹲在农村，帮助基层解决许多问题，很是辛苦。有一次他回到单位后，闲暇之余，头上顶着一块毛巾，演唱陕北民歌《小寡妇上坟》。他不仅唱得凄婉动人，更主要的是内容完整。一般流行的唱词是从“晴天蓝天老蓝天，老天爷杀人不长眼”开始。其实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不知他从哪里搜集到该歌曲最完整的版本。他是从“乾隆登基六十年，定边县里遭年难”开始，讲述了灾民女子被卖到河津县，丈夫在外出做生意时暴病身亡后的悲惨境遇。这首民歌完整记录了当时在康乾盛世掩盖下，陕北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悲惨生活。段平生表演得声泪俱下，大家听得如醉如痴。我曾问他是从哪里收集到的。他说是农村，但是没有详细再说明。这一次接触，我觉得他的记性特别好，基本功底很扎实。后来恢复高考，他给别人做辅导时，我觉得他的数理化学得特别好。都是老三届中的高中学生，我虽然比他高一级，但因为他在北京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综合素质比我要强许多。唯一自慰的是，我感觉在文学历史地理等方面要高出他一些。段平生在工作上确实很认真，最大的特点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有一年秋季，他在一个队上带领民工搞农田基建大会战。公社书记说我一直在机关，不了解下面情况，让我去看一下。我去后看到，段平生和普通民工没有任何区别，一样参加劳动，不知情的人很难看出他是个领导。下午吃饭时，要招待我吃好饭。我当时已是饥肠辘辘，满心欢喜，以为能吃到白面。结果令我失望的是，吃了我不爱吃的软糜子面做的团子，每人一份，根本不可能吃饱。因为我在禹居公社也带领过民工，那里农村粮食比较多，在那个村子搞大会战，他们必然会给干部补助一点粮食保证吃饱。由此我推想出平时段平生只能吃到自己的口粮，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段平生回到机关，和公社八大员关系融洽，他们经常聚集在其家中，谈天说地。因为他爱人也是北京知青，在另外一个公社，回来时间也是很少，这样他家没有干扰，为他们聚集创造了条件。但是时间长了，却引起部分领导反感。因为公社干部在那个时代，没有上下班概念，只要你人在单位，就要有事可干。因为有这个缘故，单位有事找这些八大员时，会出现见不到踪影现象。由此有些领导或明或暗借批评某些八大员，以此来旁敲侧击，表达对这种“拉帮结派”不满情绪。
实事求是讲，段平生和我关系一般，既没有大的矛盾冲突，也没有无话不说，就像平行的两条铁轨。时间长了，难免在一些事情上产生分歧，影响着各自情绪。
开始他给我讲他们学校如何如何先进，学生如何优秀，我还当新闻来听。后来我逐渐从内心产生些许反感，心想北京建设了那么好，还不是全国人民的血汗堆砌起来的吗？再说你老这样讲，是不是要证明你比我要高出多少？心里产生了这种阴影之后，行动时必然会自觉和不自觉表现出来。虽然他是领导，公社副主任职务比我高，但我却管理党委和革委会公章。有些事情离开我，他就办不成。有时他提出给某个村子什么事情时，我便以各种理由搪塞了回去。这样，难免在两人之间，渐渐产生某些感情裂痕。当然大家都是出于工作需要，其中并没有什么个人利益纠缠。
真正让我对他产生不愉快念头是在七八年初。当时县上鼓励各单位购置汽车。那时汽车属于计划商品，很难买到。时任公社书记的李建成利用自己关系，在省物资局搞到一个指标。但有个附加条件，就是要向人家交售二十八吨钢材。那时钢材也是计划商品，很难搞到。李建成让我去西安办理，费了好大功夫，只搞到四吨。春节到了我提出要回来。这时李建成在电话里带有央求的口吻说，县上正在搞“一批兩打”，段平生给他放了大字报，说买汽车是经济领域里的投机倒把行为。 他一再恳求我说，，能把汽车买回来，也是办成一件事，即使是个错误，也是做成了人营生，给领导也好交代。听到书记可怜乞求声音，我立马答应，一定买回汽车。春节没有回去，在一些老乡和下放干部的帮助下，我后来找到省物资局一位姓黄的处长。他是陕北人，战争年代参加革命。我给他详细讲述了几个月来为搞钢材，所经历的种种屈辱，以及现在书记又被一位北京知青写大字报而进退两难的实际情况。这位处长听完我的叙说后，显得十分生气地说，陕北过去给革命做出多大贡献，大家常说要支持老区人民，现在就当这台车支援陕北，有什么不可。说着给我写了个介绍信，让我去办理有关手续。这样，一台大卡车就顺利开回来了。
自打大字报事件后，段平生明显情绪低落。其实客观一点讲，段平生与一把手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更不存在将一把手取而代之的问题。他也是出于对当时中央文件精神理解，还是以过去文革中一些手法，处理单位内部矛盾。加上三中全会后，改革呼声日益高涨，自然他的做法引起人们非难。领导班子内部有人开始对他产生诸多不满情绪，有心术不正之嫌。
现在想起来，段平生虽然受到一定挫折，但工作中并没有丝毫松懈和消极情绪，仍然一如既往，整天蹲在农村。大部分基层干部还是原谅了他的这个失误，特别是农村的大多数人认为，他刚担任领导经验不足，处理有些事情显得幼稚一些。机关上有些人开始疏远他，主要原因是害怕书记因嫉恨他而牵连自己。而那些进城办事的农民，因为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照样会在他家住宿吃饭，他任何时候都没有表现出丝毫怕麻烦情绪。这一点让我这个本地人都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我有时也经常来人，吃住都是大问题，内心经常叫苦不迭。
大字报之后，有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段平生在班子里面已经处于不利地步。其一是，他在领导民工搞农田基建大会战时，发生了抽调的一名农具厂职工与一位妇女发生两性关系。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要进行法律处理的。当段平生把此事提交党委会时并提出要报给公安局时，几乎遭到大家一致反对。其理由是这种事历来都是民不搞官不究，贸然进行处理，万一这位女的想不开，有可能出人命事故。当时我也是极力反对他的这种做法。原因是我觉得这种事尽量不要声张，否则会使这位职工锒铛入狱，断送前程，而那位女子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当然我也和其他同志一样，也存在因为反感段平生，而专门与其闹对立的情绪。后来我猜想，段平生对此事也十分为难，他若将此事压埋下来，别人会借此发难，说他出了这么重大事情，知情不报，包庇坏人坏事；反过来，他提出要进行处理，大家又会觉得此人心术不正，搞落进下石。由此看来，他已经处于左右不讨好的狭小空间里了。其二是，可能在七八年年底左右，县上给每个公社下达一名八大员转正指标，而且时间非常紧迫，要求立即研究上报。当时一把手李建成正好在延安办事无法回来。那时没有手机，我好不容易联系上后，把情况详细汇报了一下，并且特别说明，目前在家四个领导，估计是两票对两票，难以形成少数服从多数，希望他能早点回来，定夺此事。李建成说他正忙着为一个水库争取资金和水泥，无法抽身，最后他反问我，你的那一票呢？接完电话我沉思许久，知道农家子弟机会难得，我不想因我而使一个人永远失去吃皇粮的机会。晚上四位领导坐在一起开会。与我原来估计的一样，两位同意花某，段平生和另一位同意霍某。两票对两票僵持在那里。每沉默一阵，段平生就会喋喋不休陈述自己看法，更加引起另外两人反感。一位老革命甚至直言不讳的对他说，不要再重复了，过来过去还是原来的意思。就这样耗了好长时间，大家都感到筋疲力尽，却难以形成决议。这使我想起一句戏文：一支笔千斤重，一笔下去两条命。因为第二天必须上报，否则名额就要作废。沉默之中我说，那就花某，然后写在会议记录上，又大声宣布：散会！按正常情况，是否宣布散会，不是我的职权。但因时间太长，双方都感到筋疲力尽，自然对于我的这种越权行为没有异议。时至今日，每当我看到霍某，总感觉亏欠他。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两人不差上下，谁都可以。就我内心来讲，当时做出这样表态，其中也有对段平生某些行为的否定成分参杂进来。
以后随着政策逐步放开，北京知青通过各种方式调往各地。我到广播站后，段平生回来过一次，我在街道上碰见，他说到内蒙赤峰。这次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机会。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好好地款待他，只是简单问询后，便离开了。后来听说他回到北京。现在我只能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
七九年大约是四月，我调到广播站担任编辑。这个单位有好几个北京知青及其配偶。在那个小院子里，弥漫着浓烈的京腔京韵。广播在当时被称为党的喉舌，是党宣传教育群众的舆论工具。其内部可分为编辑播音、机修、线路以及其他后勤保障。这些工作缺一不可，最终让播出的稿件通过小喇叭送到全县各个农民家里。
我刚到单位，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一旦电力供应中断，单位全体同志会立马跑到发电机房，大家合力启动柴油机发电。特别是冬天早晨六点钟时，不论男女拿着保温瓶给机子里加入热水，几人奋力转动机子，有时还要轮流上阵。他们告诉我，耽误播出，都要记录在册，并且按时间多少还要上报地区和省里。在那个政治问题放在优先考虑的年代，弄不好会出大事故，因此谁也不敢丝毫懈怠。
因为北京知青是单位主力军，他们建议依工会名义，买回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许多体育器材，每天早晨、下午都要进行体育锻炼。这样我们的业余生活要比周围其他单位丰富活跃了许多。
对我来讲，更为实惠的是，因为单位双职工居多，我和基层放大站却是单职工。第一年评福利费时，这些北京知青都认为我最困难，一下就给我评了八十元。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八元，相当于我两个月工资。当时规定干部每年福利费人均十七元。过去我在其他单位，因为单职工居多，只能得到二三十元。当然一些基层单职工也有很困难的，但在会议上难以形成多数意见，自然让我占了便宜。其实，我内心明白，大家同为老三届有相似经历，文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加上我又是老三届年级最高的，自然大家在情感上要更深一些，信任度更高一点，相互之间帮助较多一些。在工作往来中，受到他们某些启迪和熏陶的同时，也常常让自己经常会产生某些自卑心理。
正当大家全身心投入工作时，改革开放也在逐步深入。一些有门路的知青通过各种关系，逐步离开延川。我们单位一个女同志原来想和别人调换，准备去宝鸡。事情已经成功时，宝鸡那个单位突然反悔，对其打击很大，紧接着和她谈了几年恋爱的一个北京知青调回去了，马上又提出分手。接连而三的打击让其不堪忍受。更为火上浇油的是，单位在召开基层工作会议时，领导又无端推她进行了批评指责。该同志在单位负责文书打字和机械材料保管等几项工作。量大面宽，异常繁杂。在几方面压力下，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她竟然喝下去敌敌畏毒药。虽然我和他住宿紧靠着，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亏得县上某局一个领导正好来到我们单位。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他当时脸色煞白，连说话都前言不搭后语，叫我赶紧想办法。我到她房间里，闻到浓烈药味，悄悄叫来高晓楠，两人立即决定将其送往医院。可是这位女知青执意不肯去医院，还从从架子车上跳下来。无奈之下我和高晓楠只好硬架着她走到街道上时，我两已经没有多余力气。真好碰见一个我们放大站一位同事，三个人才把送到医院。住院后我们找来这位女知青的朋友赵某，她在医院是眼科医生。自然一切住院事宜都交由她去办理。因为她是女同志，我两人有许多不便之处，我们又返回单位，将已经入睡的肖桂芝叫来，晚上陪伴着她。经过医生治疗，终于有惊无险，没几天她就康复出院。
因为在过去，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犯罪行为。基于这一点考虑，我们几个知情人秘密商量后决定，说她喝药时误将敌敌畏当做止咳糖浆喝进去的。即使这样，医院还是有人捕风捉影，制造了一些花边新闻，说这位领导 与她有啥暧昧关系。官场里面也有人借此发难。但经过多方证实，这些谣传没有事实依据，最后终于平息了事态。
实事求是讲，如果不是那位领导来到我们单位，这位女知青喝药后不会被人发现，那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另外要不是大家鼎力相助，立即送往医院，当时就出现什么意外，在场的就他们两人，这位领导确实会遭受不白之冤，浑身是嘴也难以自证清白。
这位女知青保管那么多的无线电材料，从未出现差错，文书档案有条不紊，说话向来是轻声细语，向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矛盾。特别是她善于学习，每天来的报纸，都会细细阅读。她是老三届中年级最低的一届，初中只上了一年,但是通过不断努力学习，文字功夫有了较大提高，说话做事条理清晰。她和我的宿舍紧挨着，我后来发现，她绝对没有半点京城人固有的讲吃讲穿的特点，在生活上异常节俭，尤其在吃饭上节俭，有时达到让人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后来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北京，并且还在单位进入领导阶层。我想可能与她平时认真学习有很大关系。
喝药事情发生之后，过了两天她就回到单位上班。我当时想她可能与领导会发生某些不和谐冲突。可是她却像没有发生过社么一样，继续认真干着自己本分工作。后来我的长子在城关小学读书，有时我不得不外出时，就把孩子的吃饭事情交给了她。她在调回北京时送给我一个小铁锅，以示留念。八六年我去北京，和高晓楠费了好大周折找到她。她显得异常热情，我们三四个个人，却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让我在大饱眼福和口福的同时，更感受到过去作为同事的那份纯真的友谊。零一年我去北京，她从肖桂芝两口那里得知后，他们三人结伴而来看望我，让人倍受感动。当我知道他们住得很远，需要一个多小时车程，来回仅在路上就要花费三四个多小时，这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现在事隔三十多年，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琐事早已被历史成河所淹没，淡出了包括当事者在内，几乎所有人的记忆。我之所以要旧事重提，就是想让后人知道，我们老三届在时代大潮挟裹下，经历了怎样的屈辱和苦难。苦难是大学校和教科书。在疾风暴雨的时代浪潮磨练中，我们走向成熟，最终找到各自落脚的位置。
在广播站工作期间，对我帮助最大的应该是高晓楠。他是清华大学附中高六八届的。起初他在永坪小学（设初中）教学，和我一起于七一年年转正。七三年那年，大学招生改为考试，他和赵红梅一起考进延安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高晓楠分配到广播站担任机修工作。那时延川好多公社都不通电，各公社放大站都用柴油机发电后，将讯号传输到农村每个家庭的小喇叭。当时真正懂技术的只有他和刘红民两人，因此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当时交通不便，到最远的土岗公社骑车子要翻越两座大山，七八十华里路程。尤其是雨雪天气，道路湿滑，泥泞不堪，有时自行车骑不成反而要扛在肩膀才能行走。但是因为害怕耽误工作，如果不能把中央声音及时传达到群众里去，当时可是重大政治问题。因此只要接到下面报告，无论天气如何，都要出行。有时完成任务后，自行车和衣服全部沾满泥浆。基层的同志对他的工作能力和态度，十分钦佩，都说他不像个城市里来的。
现在电视已不是啥新鲜玩意，可当年毛主席逝世后，人们还是看不到电视。原因是除没有电视机外，重要的是没有传输讯号。高晓楠到单位后，利用自己技术优势，在县城马家崖（念nai）山上建起第一座电视差转台。为做好这项工作，他让家人和朋友在北京大量收集有关资料，克服因国产机器讯号不稳定的诸多不利因素，终于让县城单位能够看到电视。自从县城看到电视后，一些人开始钻研无线电技术，自然要向高晓楠请教。林业局一位职工叫郑永新，也是北京人，经常来讨教，很快精通了电气，并且被调往水电站，负责设备维修。后来他还发明了卫星地面接收装置。我和原陕西日报记者袁秋香曾采访过他。但是因为当时我国的信号弱，他的这个发明只能收到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因而未被陕西日报报道。但是，郑永新这种刻苦钻研行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袁秋香当时说，想不到在这么闭塞的环境里，会有这么大的发明创造。我当时回答说，延安土窑洞里能出马列主义，也能出现代科技。现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传输手段更为先进。过去的设备早已淘汰，但是高晓楠领军建起那高耸的铁塔和机房至今矗立在山上。它不仅是社会繁荣发展路程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北京知青对我县文化技术事业的卓越贡献的珍贵实物。
我是七九年四五月份去广播站搞编辑工作的。因为当时有些朋友收音机坏了无处可修，我便让高晓楠帮助修理，开始他很乐意，但次数多了，影响他的工作。他经常给我说，你要学习这方面知识，县上开会，你去搞宣传，机子出现故障，你自己可以随时排除。但我这个人好像动手的事都干不好，也就没有在意。一次县上开大会，临近放广播时，机子突然出现毛病，无奈之中我飞快跑回单位，高晓楠正在吃饭，二话没说，随我一起跑步进行修理。事实上毛病不大，如果我稍有点技术，完全可以自己处理。虽然我和他关系最好，但我始终没有学习这方面知识，时至今日现在连个电路都不会接，更不要说别的电器了。假如当时我听从他的意见，或许能为自己增加一门技术，有些事情就不会去央求别人。
其实工作上的联系，只不过是大家都在为公尽一份责任。我和高晓楠在四五年的时间理解下很深的友谊，源之于他对我诸多的帮助。我们各自岗位不同，中间没有任何利益牵扯，那份情谊完全是纯正的。
那时我生活异常困难，不仅工资低，更主要的是家中没有粮食。加上长子也来县城读书，两个人吃我一个人三十斤口粮，显然难以凑活。加上我一些亲戚和朋友也来吃饭。寅年吃卯年的事经常发生。无粮可吃时，我便下乡去采访，各公社都有同学，吃饭后由他们负担。但这些小“计谋”，于事无大补。高晓楠看我困难，有一次给了我一百斤粮票。以后他陆续给我粮票和面粉，到他离开延川时，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他给我的粮食大概有七八百斤吧。那时每人每月只有三十斤国库粮。他之所以有剩余粮食，是因为他两口子回到北京探亲，不给家里交粮票而节省下的。生活上的关照远不止这些，他父亲是老革命家经济条件好。因此家里经常给他邮寄许多北京流行的食品。这些吃在嘴里的东西，让我颇为感动的同时，也从侧面了解大都市上流社会的生存面貌。
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从此也改写了我家历史。当时一位姓惠的领导来到单位后，在没有经过单位会议研究的情况下，将自己家属安排到单位。高晓楠知道后对我说，领导能这样干，干脆咱们也要求把你老婆也安进来。我当然求之不得，但也深感此事难度较大。他说你的事自己不好出面，我们几个联系一下，给领导谈一下。就这样他们几人经常给领导建议要求安排我老婆。后来我们或明或暗采取加大施压力度办法，终于把我老婆安排到城关放大站。家人进城后，没有感谢领导，只请高晓楠来家吃了一顿饺子。虽然家徒四壁，也算我尽了一份人情。后来老伴被转为集体工，有了一份固定工资，家里温饱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当然对于领导这份情谊，我也不会忘记，前几年领导去世后，我专程去他家吊唁。
我刚和高晓楠接触时，第一印象觉得他好像有些木讷。以为他只懂技术。后来经过了解，发现他是那种内心明白，不爱显示张扬自己的人。当时单位要报他担任领导，但是他坚决不干，说那样的话，要回北京还要进过常委会议通过，事情更加麻烦。他的知识面比较丰富，但从不表露。当时要求宣传经济改革，我不得不大量参考有关书籍。一次看到科学院马洪关于经济改革的论述，如获至宝。后来我得知马洪曾是东北某省省长，因为高岗事件面之后进入研究领域，著作颇丰。高晓楠对我说，哎，这书我小时候就看过。他儿子和我同学，我经常到他家玩。然后又给我讲述了经济学中一些知识，还有高层领导过去的工作往来。当时听得我目瞪口呆。最后我笑骂道，都说你小子就会搞修理，原来你是装出来的，有人内心糊涂，却要装成精明，而你却怀揣明白装糊涂。调笑后，我不免黯然伤神，心想，我们小时候只知道上山劳动，哪里会见到大学者？北京人其实智力并不比我们强多少，关键是人家见多识广。正是印验了那句古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也，水土异也。
高晓楠与八三年初终于调回北京毛纺厂，从科长一直到党委书记。八五年我到北京，他专程来看我，并且把领到他父母居住地，铁道部大院。大伯和大娘知道我和他是同事朋友后，晚上非得让我住在他家，说你们兄弟两好好拉个话。这是我第一次住进高干家里，自然有许多拘束。当时水果在普通人看来还是奢侈品，可他家茶几上摆满了许多苹果之类的时令水果。我内心很想吃，但又怕老人家笑话说，陕北人穷吃恶喝。第二天高晓楠领我到颐和园游玩时，在万寿山游客用硬币粘神像，但是大多数都掉落下来，很快地下的硬币堆积如山。工作人员说，能让硬币不掉落的就有好运气。和高晓楠一起，自然没有了在他家的那种拘谨。我们也换了硬币，但始终黏不上去。我突然发现旁边有个买饮料的，便对他说，咱俩买上一桶饮料，保证能贴上去。因为在当时饮料刚刚问世，每桶一元多，对我们当时只有四五十元工资的普通人来说，喝饮料绝对是奢侈享受。高晓楠立马买回两桶，边喝边问原因。我喝完后把剩余的一点倒在硬币上涂抹，利用果汁的粘性便把硬币贴上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喝饮料，而且是用一点“阴谋诡计”得来的。当然高晓楠自然会心知肚明，但他还说自己没有想到。
高晓楠在家里或单位一直都是这样，处处显得难得糊涂。据说在延川时，一次做饭时，他和妻子赵红梅发生口角。赵红梅快人快语，嫌她手脚笨拙，便生气的让他滚蛋。高晓楠没有还嘴，而是真的拿着两颗鸡蛋滚来滚去。赵红梅看到后破涕为笑。单位人当时常拿此事表明高晓楠的木讷和赵红梅的精干。
说到赵红梅，在当时也是一颗政治明星。在农村插队时就是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后更是豪情万丈。延大毕业后，县委立马提拔她做县妇联主任。过去由于文化落后，女干部数量少，知识女性更是凤毛麟角。过去许多担任妇联主任的干部因文化程度低，经常闹出笑话。一些人便借此演绎出许多带色和不带色的种种传闻，听后然人忍俊不禁。赵红梅原来就是高中学生，加上又上了大学，无论讲话还是工作能力，在当时延川县整个中层干部中，可谓首屈一指，无人敢与争锋。可当她得知，县委准备在八零年作为副县长后备人选后，马上加快回京步伐，通过合法不合法的手段，先于高晓楠三年回到北京，在一个工厂担任了车间主任。后来大家回忆往事时议论说，如果赵红梅不回北京，担任县长后，凭借自己能力，在邓小平提出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中，她的政治发展空间是难以估量的。
说起赵红梅回京，还有一段故事。当时文件规定，知青离婚后，可以回京。我便自告奋勇帮助他们办理了假离婚手续。因为文件要求是工人离婚后才可以回京。卫生局长王浩贤便帮助将她的档案改为县国营农场职工。她走后，有些人借此发难，向纪检委反映此事。因为此事事关重大，虽然进行调查，但没有实质进展。最后这位纪检书记说了一句谁也不明白的话：啊呀，现在是块块管理，条条专政。以后也就没有了下文。后来我曾听到有人私下议论说，县上某位领导默许，才使得赵红梅得以顺利回京。因为如果阻挡的话，大家会说领导心眼不好，不能成人之美。
赵红梅担任妇联主任时，正好我的外甥女通过招工考试，也被分配到公社担任妇干。我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公社，她给我具体分析了各公社书记人品后，决定分到眼岔寺。她说女孩子经验少，有的书记品质不好，弄出个啥事，将来不好说。至此我恍然大悟，深感那份情谊的珍贵。后来我外甥女因和原来订婚的要求要解除婚约时，赵红梅极力支持，并且对我说，妇女权益保护，婚姻自主。家庭包办，不受法律保护，妇女干部更要带头执行。这样是外甥女解除了原来父母包办婚姻，最终找到自己理想郎君。
虽然赵红梅离开后，我再没有机会与她谋面，但是她的泼辣能干，快人快语的性格和超凡的能力，永远留在我脑海里。后来谁再担任妇联主任，我经常会以她做为标准，进行比对，总是觉得这些人与其相比，感觉总是稍逊一筹。
其实在我担任广播站编辑期间，联系最多的是播音员。每天本县节目时长三十分钟，播出字数为五千字。这是雷打不动的硬任务，天天如此。我把稿件编好，领导审阅后交给播音员播出。编辑和播音员相互密切配合，是保证节目质量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京知青肖桂芝和乔淑秀是播音员。当时条件落后，播音机房为隔音，冬天不敢生火炉，夏天不能用电扇。人们形容这里，冬天是冰窟，夏天是蒸笼。那时不象现在一样人浮于事。播音员还要兼任其他工作。肖桂芝负责稿件登记、稿酬寄送、听众意见收集。她在当时小县城内，家喻户晓。原因是她人长得特别漂亮，穿着又比较新潮，堪称县城一枝花。再加上音色好，对稿件理解能力较强，有人当时恭维说她播音能力可以和省台、中央台不差上下。当时我不以为然，固守着上智下愚的标准，认为越往上能力越高。后来随着阅历提升，我总结出一句话：我是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我想要是她当初有什么人帮助，去省台或中央台，说不定也会成为一名合格播音员。
我刚来时对于编辑工作一窍不通。原任编辑调走，本来领导要我先熟悉一段后再上岗。但是第二天领导要去下乡，他简单交代了一下并且让我有啥不懂处可以让肖桂芝帮忙处理。肖桂芝让我看了过去播出的稿件，简单讲述了编辑工作流程，然后又把通讯员稿件拿来，筛选了比较好的让我修改，并且叮咛说，广播是稍纵即逝，语言上必须口语化，让大家一听就明白。这样我这个门外汉就开始干起来了。应该说，她是我进入工作的领路人。
在编辑工作中，有时难免会出现某些个别地方文字差错。这两个播音员再看了稿子后会给我明确指出来。有时我不在时她两会按照正确的遣词造句加以完善。后来我们相互熟悉了，我便告诉她们，如果有那个字、词不当，你们播出时可以自行修改，责任则由我负。总体而言，我们都在为办好节目鞠躬尽瘁。因为大家都知道，每次节目质量好坏，不仅有全县十几万人在收听评论，而且还有县委书记也在认真收听，并且会经常提出各种意见。如果弄不好，轻则会受到批评，重则会造成政治问题，影响贯彻县委贯彻执行上级政策，因而谁也不敢马虎。
有几件小事，让我至今对肖桂芝印象深刻。一是我刚来时单位正在搞修建，肖桂芝把自己的几件旧衣服送给揽工的农村妇女。衣服虽然有点破旧，但那时干部的新衣服都比不上她的这些旧衣服。当时让我着实羡慕这些来自北京人富裕同时，更加深了自己潜在的自卑感，内心深处总觉得相互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时甚至把她看成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冬妮娅。虽然他们回京后会带来许多好吃东西，让大家分享。，因为我的经济能力无法与其匹配，难以回报人家。于是我虽然想尽量借口远离，但实际却难以避免。二是有一次，我从延安回来便拉肚子。第二天仍不见好，没有吃饭便投入工作。倒不是我有多高觉悟，而是稿件没人编。于是我忍受饥饿和病痛，草草完成了工作后，病情有所好转，但是饥饿却更加难忍。之前另一位同事已经问我吃饭否，我推脱说不想吃。编完稿件后，肖桂芝在没有问我的情况下，给我端来一碗炒饼。如果我再推辞，反倒是不识好人心了。一餐饭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在那个还不富裕的时期，它确是我们之间纯正友谊的写照。三是肖桂芝回京后烫了头。这可是当时县城里第一个烫发的女性，自然引起轰动，难免有些思想保守的人说三道四。宣传部我一位同学当面嘲笑说她的头发，像个绵羊尾巴。我当时暗吃一惊，如此说话，一定会引起矛盾。肖桂芝虽然面部表情不快，斥责他少见多怪，但是更多给他讲述北京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化。正是这些北京知青超前行动，打破了延川封闭的坚冰，让外界更多新鲜空气流进，才使得以后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的“奇装异服”和“靡靡之音”流行街头，为后来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思想和群众基础。
我到单位不久，肖桂芝的丈夫杨士杰也调入广播站担任播音员。他原来在宣传队时，和北京知青李柏岩等人合伙编排演出的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曾经轰动一时，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此人无论编辑、采访、播音都非常在行。他所写的稿件和播音，可能受经常接触文艺节目影响，颇带有戏剧色彩，让农村听众容易接受。在他和陈长春没来之前，编辑记者只有我一个人，只能在通讯员稿件中加以选择，有时甚至出现等米下锅状态，自然节目质量难以提高。他两个来之后，便经常有自己人可以下去深入采访，节目内容丰富了许多。杨士杰来后，利用自己特长和文艺界人脉关系，在每个星期天播出一期文艺节目，颇受年轻人喜爱。以后又定期拨出专题节目，或将同期节目像报纸一样，划分不同栏目。当时影响较大和受到好评的栏目有两个，一是生活小常识，另一个是农业科技。前一个主要是受到城里人关注，后一个则为广大农民喜爱，因为当时农业是全县工作重头戏，为此县领导又给有关涉农部门布置，更多提供信息。时间长了，该节目被人称为四季歌。原因是节目按照农事季节而进行的。
过去本单位人采写的稿子，我经常以“本站通讯员”名义编辑播出。杨士杰在一次编辑时，以“本站消息”编播。这样既避免本单位人员名字出现，又让大家知道消息来源。他对编辑工作的改进体现在活力上，因为当时政治气候逐步放开，新闻工作充当教师爷的角色逐步退去，更多体现在为广大听众服务。在这方面，由于他是来自北京，接触的人和事，自然是我们这些当地人无法比肩的。
在知青回京大潮中，肖桂芝先于杨士杰离开。当时他们调到河北 玉田县。杨士杰走时，我临时代理领导，便以单位名义对其进行欢送。至今我清楚记得，欢送宴席结束后，杨士杰似乎没有半点高兴，当时也不好细问。现在想起来，大概是他们觉得自己无论是离京还是回京，中间充满太多的艰辛，其中酸甜苦辣，外人是难以理喻的。
大约在二零零零年左右，原来的县宣传队聚会。等我知道他们回来时，杨士杰已去了延安，未能谋面。在招待所我送行这些熟悉和不太熟悉的北京知青张兴祥、关来英、李红旗、韩胜利等人时，看到肖桂芝等人都泪眼汪汪。我突然想起一句歌词：最难忘，离人泪千行！
在广播站，另一位北京知青为乔淑秀。实事求是讲，她业务能力可能不如肖桂芝。此人平时不太爱多说话，几乎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态度。工作之外从不介入任何事非议论之中，因此在单位同事印象中，她似乎没有比较亲密的朋友，当然也没有谁会和她有什么过节。工作中出现问题，她向来不擅作主张。凡是交办给她的事都会尽力完成，但又从不越雷池半步。比如，在县上开大会进行广播录音等事项完成后，也不离指定地点半步，有时一个人会在房间里没事呆上一整天。只要单位有事，无论白天黑夜，她都会随叫随到。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大约是八五年正月十三日，我们马家河乡在晚上进行全乡秧歌调演，县委书记袁福堂带领我们有关部门去参加时说，县上希望能推开群众文化生活。因为我刚担任局长，自然要保证把这次调演报道好。节目开始后我就筹划取舍。到结束时，对报道内容我已经做出具体安排，只差写个连接串词。当我夜里回到单位写好有关内容后，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这时我将乔淑秀叫起来，进行简单交代后，她便认真录制起来。那时播音机房为隔音，四周都是木质吸音板，地上也是木地板。害怕失火，即使大冬天也不能生火炉，里面的温度用滴水成冰，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可就在这天寒地冻情况下，乔淑秀认真录制，丝毫没有半点怨言。第二天节目播出后，县委书记袁福堂和其他群众对我们工作大家赞赏，认为我们也是深圳速度。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北京知青其实才是最可爱的人，他们不要求任何加班报酬，只是勤勤恳恳工作，担当起党的舆论宣传工作，为广大群众提供良好的精神食粮。
当其他北京知青纷纷回京之后，留下的同志已经寥寥无几，焦躁不安。而乔淑秀似乎显得并不怎么着急。她说能回去的，家庭不是高干就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己家里没啥背景，听从命运安排。一次她要请假回去联系工作。我立刻批准并给她报销往返机票，让她在北京制定西装工作服。这样公私兼顾，也不会引起其他连锁反应。我当时觉得这些北京知青将自己青春已经献给了延川，我们为啥不能进行适当照顾呢？可是遗憾的是，她自己的事没有办成不算，连工作服也弄得不好。好在她平时没有树敌，大家还都是以宽容的心态原谅了她。此事要是放到现在，可能有人会怀疑她吃回扣，更有胜者连我也牵扯进去，让你百口莫辩。好在大家都在一起时间长了，相互之间有了深刻了解。当然这次失误，并没有让我放弃让职工穿西装的决心，第二年从西安请来裁缝，每人量体裁衣，定做一套西装。因为我觉得，辛亥革命从剪辫子开始，对于这些封闭地方，也要从衣着打扮这些小事做起。其实我当时天真地以为改革开放会使许多弊端得以消除，没想到后来实际情况与当初宣传落差太大。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乔淑秀除播音还兼任出纳期间，从来没有发生账务差错。特别是基层同志来报账时，她从未出现冷落现象，这一点颇为难得，得到大家好评也在情理之中。特别到后来，北京知青逐渐减少，留在县城的屈指可数，一些人开始厌倦工作，消极怠工。难能可贵的是，乔淑秀确实做到在一天干一天，工作中向来不会马虎。即使对她有所照顾，也不会引起同事意见。有一次，县人事局高延林来单位说，凡是股级岗位，原来是工人身份的，可以转为干部。我便将乔淑秀情况作了介绍，希望能法外开恩，将其转为干部身份。高延林倒也慷慨，说你写个证明，就说原来已经任命为播音组长。因为之前是编辑播音一个组，组长另外有人。这样将其身份改为干部。事情虽然不大，但也算做单位对于最后的北京知青的关照了。
还有些微不足道的关照，本不值得一提。后来在回京后，乔淑秀曾给贺秀兰来信，说希望给她办一个自修高中毕业证书。当时我正在教育局上班，贺秀兰便把此事交给我办。当时高中自修证书发放权利已经由延安办理。于是我便托单位同志终于办好。
大约在八五年左右乔淑秀丈夫赵桂元，由原来延川邮电局副局长升任富县邮电局局长。这样乔淑秀也调往富县。在他们离开延川时，单位有辆工具车，同事们帮助装好车。原来我打算请他们两口来家吃饭。可那天县上开会直到晚上才结束后，赵桂元一家已经在别处吃过，我便以个人名义归他们买了点礼品，向他们讲述原因并表达歉意。赵桂元很真诚对我说，我可以比相信别人，但绝对不会不相信你。当我听到此话后，内心充满感动，一起的同事能相互信任，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珍贵的呢？
其实赵桂元这个人，平常不善言谈，虽然住在我们单位，但从不参与任何事情评判。他来延川后，曾于七二年去部队参军复原后被安置在邮电局。该单位当时北京知青比较多，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部门。但最后能担任领导的就他一人。过去我们传输线路要利用邮电局到各公社电话线路。如果我们的节目稍微延长一点时间，人家就会让我们承担这期间所有电话费。为此我们在字数上严加把关，丝毫不敢有一分钟超越。可是遇到节目最后播送天气预报时，气象站有时可能晚送，邮电局就要提出包电话费。可赵桂元担任副局长后，即使偶尔有超时现象，邮电局也没有那么严格了。我当时曾对他们局长开玩笑说，你的副手是我们单位的女婿，咱们是亲戚关系，再说大家都为工作，不要那么特别认真了。
后来赵桂元回到北京后，进入当时邮电部，还成为中层干部。邮电局的同志都说他确实是个有本事的人。前两年，赵桂元和妻子儿子回了趟延川。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我当时在西安，未能与他们谋面。
如今我和这些知青同事都进入人生暮年。回忆这些往事，除感到那份纯真的友谊异常可贵外，更加觉得在我自己人生道路上，曾有几个北京知青曾和我朝夕相处，曾对我的思维和成长，乃至延川整个工作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记得大约是八十年代初，延川中学英语教师刘沛林说，他原来不会英语，是县水电局北京女知青何安琼（外号黑牡丹）在水利工地上教他学习英语，才使他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他当时说此话的目的是要表明，英语并不难学。现在我搬出他当年的话，要证明的是，除我之外，北京知青曾对我县不少人的生活轨迹都产生过影响。
写到最后，我突然想起海口五公祠里有一副对联，其原文已经忘记，但意思却十分清楚记的：苏东坡、海瑞等这些遭受不白之冤而被贬到海南，虽然他们的命运是苦难的，但是对于海南人民来说，确是幸运的。因为这些顶尖级人物来到海南，带来中原文化，开化了当地土著民。北京知青插队工作到最后离开，对他们来说确实经历了无数煎熬。在这份煎熬中却散发浓烈清香，滋润着我们这块封闭而贫瘠的土地，催生出脆嫩新芽，逐步枝繁叶茂，成为参天大树。
（张瑞生）2014年5月3日星期六于西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