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曲光在作者延川老宅前与作者张瑞生合影/图片右曲光 冯山云摄
京腔京韵亦润物（纪实散文）之三
作者：张瑞生
人世间常会有不期而遇的事发生。大概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份，我和县钻采公司贺志安在北京颐和园游玩出来后，他说前面那人像曹志华。此人我虽然不熟悉，但相互认识。我知道他是北京知青，曾在我县供销系统工作又回到北京。我老远看了也很像，便喊了一声：“曹志华！”听到喊声，他便朝我们走来。他一看到我两，立刻惊奇万分，连连说，“啊呀，在这地方蹬三轮好几年了。还没遇见过咱们延川老乡！”我知道他比我要小好几岁，可从当时容貌判断，甚至比我还要显老。
大家说了几句后，贺志安提议说一块吃饭，便进入旁边一个不大的普通饭馆。曹志华当时显得十分难堪窘迫。我这时才注意到，他上衣兜里不带一分钱。我明白了他的心思后，拉着他的手说:你们两个曾在一个灶上吃饭，亲如弟兄，他是老板，咱们宰他一回吧！经过我的调笑，曹志华紧张神情便松弛下来。入座后他说，这么好的饭馆我从来么进来过。吃饭间，他告诉我两，他回京时找一个单位挂靠在那里，并且保证不去上班，不领工资，以后任何事情都与该单位无关。没有工作，自然没有收入，只好到这里脚蹬三轮，揽客谋生。今天还没挣到一分钱，老乡来啦，自己没有招待你们，哎······
我当时还在县总工会上班，对于下岗职工情况以及国家政策有所了解，便大发感叹说，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这就是我们老三届的命运。接着我又给他说，你可以找单位，起码把养老保险交上，以后退休可以领取养老金。曹志华说，那不行，当时回京时就说好，啥事也不能找人家，人不能言而无信；再说了现在下岗职工太多，大家都在自谋职业，国家也有困难，管不过来。听到一个下岗职工的肺腑之言，我倍受感动后联想到，我们一些达官贵人，为争夺名利，整天怨天尤人，而这些身无分文的下岗职工却能时刻想到国家难处。这种思想境界无论从何而来，都值得我们仰视。
其实真正让我感动的是另一件事。吃过饭后我们准备返回驻地。贺志安说，回去没事干，咱们去圆明园。我表示同意便准备与曹志华告别时，没想到他非得要用脚蹬三轮车送我们。执拗不过他，只好勉为其难。一路上他兴致勃勃介绍沿途各个单位。没过多长时间，曹志华虽然兴致不减，但终究体力有限，气喘吁吁，淋漓大汗湿透了衫子。可他没有半点疲劳感觉，仍然奋力前行。到达目的地后，我们非常歉意，而他却说，第一次见到老乡，真不容易，并且一再安顿，要我们一定去他家。我们想如果不去，一定会伤害他的自尊心。于是我们第二天走了好长时间，才到他家。两口子忙前忙后，准备了一大桌。饭菜无论何等丰富，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回来后，我便写了一篇纪实散文《京城坐了回三轮车》，刊发在《陕西工运》。我特意复印了几份，寄给他。该文之所以还受到一些人好评，其根本原因是曹志华那份浓烈老乡情谊和为国分忧情怀深刻感染着大家。
和另一位北京知青曲光是近几年才开始交往的。二零零九年，我们家内部编写一个册子，以此来怀念去世的双亲。腊月初七准备全家人到父母坟前祭拜，让冯山云帮忙拍照。初六早上接到冯山云时，他带来一个陌生人介绍说，此人是北京的，也想去看看。当时我一听有点发怵，心想农村条件不好，加上我家长期没人居住，饭还要在别人家吃，这样会慢怠客人。当时我还觉得山云起码应该提前告知我，让我准备充分一点。走在路上得知曲光原来曾在我县关庄公社插队时，我马上产生了亲近感，紧张心情立刻荡然无存。
曲光到我们村，还邀请了一些老农民，了解过去是怎样由单干走向合作化的。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我村一位七十来岁老党员，一人独居，家徒四壁，用一块塑料布遮挡窑顶上脱落的泥皮。就是在这样环境中，这位老党员仍然把共产党员的标识牌戴在身上。曲光给他拍了许多照片。激动之余，他向曲光介绍自己说，从合作化以来，他一直担任村上的大队长和支部书记。即使在文革期间，村上都没有成立任何群众组织，更没有一个人外出参加武斗。这位老党员虽然在介绍自己，但让我也感到脸上增光。我怎能不为自己的故乡感到骄傲呢！
晚上睡觉时，我家的土炕才勉强烧暖。第二天早上起来后，他说晚上并不冷，这样我悬着的心便放了下来，在这孔窑洞里，曲光是第一个入住的北京知靑，如果让他感冒了，我自感罪莫大也。早饭后，其他家人都回来了，自然手忙脚乱。祭拜完祖坟，离开村子时，我因家里事太多，简单和他握手告别。晚上在火车上我对几个兄弟说，咱们的这个事搞好了，连一个北京人都来参与，给我们增加了靓丽色彩。
后来我将家人编写的《怀念与感悟》成书经过，以《礼物》为标题刊发在陕西政协杂志上后，和其他几篇小文给了他。这样我们联系比较多了起来。让我感动的是，曲光在百忙之中抽空写了一篇文章，对于我们的这次活动给予肯定和鼓励，并且详细介绍过去人类祭祀活动的起源和发展。去年我学会电脑后，曲光给我发来不少邮件，让我了解到各方面知识和信息。以后他又将自己插友熊朝晨、同学罗霞介绍给我，并且在他们面前胡夸我文笔不错。
熊朝晨也是关庄插队北京知青，一次和我聊天时说道某位领导人时说，如果他是农民子弟，能会如此权高位重吗？这位老弟，在北京知青有重大活动时，担任队长。大家称他为熊队。可见他的组织能力和奉献精神是不容否定的。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一定要听许多闲言碎语，还要舍出较多精力。他在日志里发了许多照片。我看后感到不仅其摄影技术是异常高超的，而且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给人留下诸多想象空间。
曲光的同学罗霞并没有来延川插队，但却时刻关注着北京知青。她在日志里说，走到公园，寻觅史铁生曾在这里留下的足迹。罗霞时刻想念史铁生，其实能否找到他的足迹，已经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罗霞已经把史铁生当作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虔诚地加以崇拜。通过与她的对话，除让我感受到榜样的力量，不受时空限制外，更重要的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也就是说，只要你时刻想到佛，你也就是佛。真要感谢这位美女，让我对“佛在我心”有了新的认知。
前几年，冯山云从北京回来后说，有个曾在我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名叫庞云，正在编纂关于北京知青方面书籍。他向其推荐我写几篇。我根本不认识庞云，通过电话联系后，便滥竽充数搜罗了四篇，他选中三篇。该书虽未出版，我却收获颇丰。一是我终于详细了解到曾在关庄张家河插队的丁爱笛，当年给永坪中学校长赵如彬放大字报的前因后果。为此我写了一篇《丁牛撞铁板》，将这一轰动当时延川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难能可贵的是，我的恩师赵如彬至今仍然保存着当年资料。去年我去延安看望他时，老人家八十多岁了，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对此事仍然记忆犹新。他把丁爱笛给自己放大字报，既看做是一块伤疤，又当作在当时政治气候下，向组织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实事求是讲，直到今天，大部分人对于丁爱笛的这种行为持否定态度。我在看了好多资料后，从内心还是觉得，丁爱笛当时可能是为了自己生产队整体利益，不得已而采取的激进手法。今年春节，他们几人回到延安，我在网上向曲光建议，借此机会，丁爱地应该向赵如彬当面赔个礼道个歉。曲光说，马力（曾在一起插队的当地知青）也有建议，但是丁爱笛以时间紧迫为由而加以拒绝。后来我在熊朝晨日志看到，丁爱笛又和过去合作伙伴反目成仇，诉诸法庭，直至闹到国家信访局。这时我对他的遭遇似乎没有半点同情，反而觉得这是他长期与人斗争而不善于团结人的必然产物。我想起了我们学校的老校长魏载功一句话：不怕王大嫌众人，就怕众人嫌王大。丁爱笛过去在延川时，绝对是风云人物，人民日报、陕西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曾报道过。延川当时有首歌曲叫《山花朵朵红》。其中歌颂的十二位英雄人物中，第一个是孙立哲，第二个则是丁爱笛。他似乎热衷于享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乐趣，但是好像没有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直至现在我并不认识他。可以毫不隐讳地说，丁爱笛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为完成庞云的组稿任务，前两年我在西安找到北京知青苏辛。苏辛插队时还被推荐到延安农校上学。毕业后不久，他便成为农业局副局长，又成为县科委主任。他调到西安后不久，便升任陕西省农展馆馆长。他给我详细讲述了当年在禹居公社封家湾插队时，为改造农村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更讲述了他们批斗抄家王文云老人的错误行为。虽然时隔几十年，苏辛非常动情地诉说了王文云老人家，后来不计前嫌，并与其结下深厚友谊的感人事例。采访结束后，他邀请了几位延川老乡，陪同我吃饭。临走时他还送我一盒茶叶。现在叙说吃饭和茶叶的小事，并不是我贪图那点东西，而是表明苏辛与延川人民的那份纯真的感情。苏辛讲述的这件事，确实生动。我以《相斗成友》为题，写了一篇小文，庞云看后还说写的不错。
二零一二年初冬，部分北京知青回到延川。在冯山云和李晓存组织下，我见到曲光、邢仪、黑荫贵。在普通的家庭宴会上，我更进一步了解到这些同龄人的内心世界。
黑荫贵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从一个公社团委书记，自愿报名回到关庄村子，担任大队书记。他讲到为了工作，曾和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呼延忠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顶撞。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呼延忠在他离开延川时，对于他的工作给予极高评价，并且装进档案。到新单位后，人家看到评语后，对他进行了大胆任用。其实黑荫贵在当年也是个名人。七三年周总理发出延安要“三年农业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重要指示。他和焦玉海等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在给县委的申请书写到：“坚决要求回到我插队的关庄公社关庄大队去，不改变这个队的面貌绝不回头。想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比我们队的现状，我作为革命青年，有抱负、有理想、有热血、有决心，坚定地树立一辈子在延安，一辈子为延安建设贡献力量的志愿！”黑荫贵的这段豪言壮语曾经分别发表在七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延安地委《农业学大寨》（相当于延安报）和同年六月二十九日陕西日报上。一个人的名字事迹在一年内出现在两家报纸上，足以见得其影响力达到何等地步！如果过去或多或少受到社会环境诱导和压力，那么，到现在他已是花甲之人，仍然为这块土地疲于奔命，想把自己最后的一抹夕阳燃烧在这块贫瘠土地上。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怎么会不令我们这些当地人动容呢？当然和我只有一面之交的王子民当年插队回去后，如今又回到故土，搞造林绿化。他的夫人拍摄了我县许多照片，把关庄这个穷山僻壤拍摄的，宛如江南水乡一般。她说，让大家看后，以后来这里旅游，以后延川经济就会迅速发展。他们这些人，在我县这块土地上，可以说，真正达到“献了青春献终生”的地步了！扪心自问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难道在钦佩他们的同时，不感到汗颜吗？
邢仪原来是文化管干部，现在全国美术界已是一枝独秀。我也看过其不少作品。听说她写一篇文章《初恋祭》，其内容写的是她和我的一个同学一段感情纠结。在她们这次活动后，我终于找到该文，并且在日志里写了《该祭的不是爱情》。我在拙文里似乎表达了和她不同的观点。我主要是对于当时政策上城乡二元机制的某些不满情绪。
二零一二年这次北京知青回关庄，自然是我县的一大幸事。这次活动让我看到大家怀念诸如陈小悦、史铁生等人的文章。他们生前，我并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犹如一块非人工雕塑的纪念碑，将会永远矗立在我内心深处。那年春节，我在深圳碰到一位曾在延安和陈小悦工作过的老乡。他说此人特别爱看书，其他人有空就打扑克，而他有空就看书，知识面非常广泛，遇到技术难题，都是他去处理。加上他篮球打得好，人缘关系融洽，从领导到职工，几乎没有人和他闹过矛盾意见。
今年五一，我们家人在一起，我向他们讲述了这些北京知青的一些具体事例。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后人知道，这些北京知青身上许多可贵品德，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如果我的后人能向他们学习，即使不能飞黄腾达，也会脚踏实地，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多多少少会出现应有的收获。
当年北京知青来我县插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关于那场运动的功过是非的争论，莫衷一是。我相信，若干年后，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仍然会有不同解读。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目前七人最高核心决策层内，就有三人曾有插队经历，其中两人还是来延安插队的的。是延安熏陶了他们，还是他们改造了延安，这些问题留给历史学家研究吧！
张瑞生2014/5/10于西安 全文完
（备注：因时隔多年，有些事情记忆不够准确，加上有些人无法联系，中间自然会出现诸多错误，恳请大家提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