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最难回答的问题莫过于这样的问题，即：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每个经济当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导致社会的繁荣；现代制度经济学则指出，由众多个人之间的互动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对经济当事人越俎代庖的干预，对经济制度的人为设计，都会违背干预者和设计者的良好愿望，给人们和社会带来损失。在经济学家证明了这一切以后，接着的问题就是：那么，经济学家干什么呢？

　　第一个答案是，将个人自利动机转化为社会福利的市场制度，并不能自动地保卫它自己；在某些特定时期，人们倾向于“请”政府来干预市场及他们自己的经济权利；在学术界也存在着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们，他们强调政府干预以至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经济学家是因他们的理论对手的存在而存在。第二个答案是，市场制度是通过一个人的利益对另一个人的利益的制约，把个人私利的追求转变为积极的因素。但这并不是在所有场合中都能成立。所以经济学家尤其应该关注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尽管从长期看，所有错误都会得到纠正，但人的寿命有限决定了人们还要关注短期的问题。

　　但上述两个答案都没有涉及制度变迁问题。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制度是重要的”，它把制度看作有价值的社会资本，把制度变迁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制度的变迁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无需经济学家操心。我们于是得出一个非常矛盾的结论：制度变迁很好，但不要推进它。这等于说，一个工程项目能够盈利，但不要向它投资。

　　问题在于，什么是自然而然的变迁？其实，自然而然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的思考，只要经济当事人是自愿的，只要一个人的变革并不妨碍另一个人的变革，无论包含多少人类有意识的设计，我们都可以称一个制度变迁是自然而然的。这种理解，给制度经济学家带来了用武之地。在历史中，银行的出现，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连锁店的崛起，大批量生产方式的诞生以至法律制度的设立，都很难说是离开了经济当事人以及社会精英的智慧。而那些久悬未决的产权纠纷、贸易磨擦以至军事对抗，并不完全因为利益冲突的强度高于那些得到解决的纠纷，缺少冲突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或合约，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制度就是在解决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解决方案就是制度。创造性地提出妥协性方案，也许是制度变迁中最具有人的能动性的一面。被接受的方案也可以被看成是合约，包括个人合约和社会合约。当一个新个人合约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仿效时，当一个新的社会合约方案被社会大多数成员明确地或暗示地接受时，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就诞生了。所以，在自由选择和竞争的前提下，经济学家可以进行制度设计，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提出解决利益冲突或制度变革的备选方案。这些备选方案能否被接受，取决于经济当事人的选择。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可以运用有关制度的专门知识帮助经济当事人进行思维实验，使得他们可以更迅速地找到解决利益纠纷的更好的合约方案。这丝毫不违背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

　　创新性制度安排短缺，理应为制度付费

　　然而，解决纠纷的合约方案并不是自动冒出来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促成各方合作的方案是非常短缺的。不然的话，社会上就不会存在那么多不合作的现象，在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难以解决的暴力冲突。

　　那么短缺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缺少经济自由的情况下，人们甚至没有选择合约方式的权利，所以不可能有大量的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出现。当人们有这种权利的时候，制度创新的试错过程就会普遍的展开，制度变迁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大。但是，人们对新的合约方式即制度安排的追求的动力，只限于特定的谈判过程中及其带来的一定的经济利益的范围内；并且，由于合约只是人们达成合作的一种手段，一旦谈判完成、合约签署，人们就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从而不会积累有关合约方式或制度的专门知识；再者，制度的采用是可以搭便车的，人们可以简单的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提供方案的人就缺少激励。

　　既然制度是能给社会带来增益的社会资本，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应该为制度付费。如果创造股份有限公司的人能够像发明电话的人一样获得他的智力劳动所带来的利益，我们今天可能会有更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关键在于，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制度有着巨大的价值。在我国的许多企业和政府部门，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人们往往以为立法草案只是政府相关部门的事，至于什么时候能写出来，要看该部门的人有没有空；又如，在许多企业中，人们对超额生产奖励，为技术发明颁奖，却少有对制度建设的实际鼓励。其次，我们的社会也缺少一个保证制度创新的收益的制度。制度创新与技术发明很类似，它表现为一种构想，既容易被复制，又不能排他地占有。如果有一种类似专利法的制度来保证制度创新者的利益，人们就会更多地向制度投资。设想一下，如果每个向政府申请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在注册的同时交一笔小小的费用给这种公司形式的“专利人”，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