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是我精神上的孙子”

“我是詹姆斯·穆勒精神上的父亲，而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李嘉图是我精神上的孙子。”大言不惭大吹牛皮的是政治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杰米里·边沁（1748—1832）。这句话涉及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三位思想家：杰米里·边沁、詹姆斯·穆勒（1773-1836）、大卫·李嘉图（1772-1823）。

三个人中，边沁年龄最长。在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尚在少年的时候，作为学者的边沁已经成名。边沁在他所处时代最大的学术影响，就是功利主义思想，这是他在出版于1776年的《政府片论》和1789年的《道德和立法原理引论》中建立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在他所处时代是一种新潮而激进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叫做激进哲学。边沁一生以学术为业，他几乎没有正经从事他的律师职业，也没有婚姻和家庭生活。其实他的婚姻就是学术，他的家庭就是哲学。边沁天赋异禀，却又异常敏感。他渴望社会承认，却又害怕指责批判。他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年轻学者，宣扬他的思想，维护他的主张。有的只是担当秘书，帮他誊写、整理稿子。边沁相当勤奋，总是在思考和写作。一有灵感出现，就不停写啊写；而他的灵感又总是泉水一样滔滔不绝。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就是詹姆斯·穆勒的儿子，就曾经给边沁做过秘书，帮助他编辑整理了庞然巨著《司法证据原理》。这实在是一件艰难复杂的工作。作为原作者的边沁，不过是灵感一来就随意地写，零零散散，乱七八糟；将那些散碎的文字编辑成书，其难度不亚于写一本新书。所以此书出来后，边沁要小穆勒共同署名。小穆勒拒绝了，他相信他以后会有更多机会在自己的书上署名。

小穆勒是在老穆勒结识边沁之前两年出生的。他的出生正好为老穆勒提供了一个实验边沁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机会。詹姆斯·穆勒是苏格兰人，出生于自耕农家庭。在当地乡绅资助下接受了大学教育，就以从事学术工作作为自己的志向。在爱丁堡做过一段时间的巡回传教士和家庭教师，但都不是很成功，于是就到伦敦谋求新的发展。在伦敦，詹姆斯·穆勒先是为报纸杂志写文章，以此谋生。后来亲自编辑出版《人文杂志》，发表论述政治经济问题的言论，这些文章大多出自他自己的手笔。老穆勒的经济思想，主要受亚当·斯密的影响。在斯密之后十八世纪的经济学研究者，大多数受到斯密的直接影响。西斯蒙第、萨伊和李嘉图，都是因为阅读《国富论》而走上经济学研究的道路的。学习和研究《国富论》的结果，詹姆斯·穆勒出版了《论商业保护》一书。这本书的性质与后来西斯蒙第的《论商业财富》和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样，都是对斯密学说的解读，也就是《国富论》的通俗读本。也就在这一年，詹姆斯·穆勒结识了边沁。老穆勒和边沁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似乎是学术同道，但因为边沁的地位和影响，边沁又是导师，或者如边沁所吹嘘的，是精神上的父亲；似乎又是雇佣关系，因为边沁的思考和写作习惯，老穆勒充当了边沁的秘书；好像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交往慢慢地更多建立在友谊和情感关系之上。边沁家境富有，又没有家室之累，对朋友倒是颇为慷慨。而当时的詹姆斯·穆勒，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结了婚，生了孩子，生计颇为艰难。边沁的救济成为詹姆斯·穆勒渡过生活难关的重要支持。老穆勒又是一个生性耿直，傲慢自负的汉子，自视才高而不甘受人荫庇。小穆勒后来在自传中表达了对父亲这一崇高品格的崇敬。

边沁吹嘘说他是詹姆斯·穆勒精神上的父亲，不算过分。结识边沁并了解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之后，詹姆斯·穆勒就成为彻底的边沁主义者。尽管詹姆斯·穆勒对边沁慷慨的金钱救济不是很乐于接受，但是对于边沁功利主义学说的接受，却是不遗余力。没有一个人像詹姆斯·穆勒那样完全接受并身体力行边沁思想的了。老穆勒结识边沁的时候，小穆勒才两三岁。老穆勒决定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观念来教育自己的儿子。按照边沁的观念，我们的行为总是有目的和意义的，包括人的存在本身也是这样。父母作为子女最早的教育者，应该为孩子的将来作出规划，制定目标，然后通过教育来帮助他实现目标。老穆勒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成为一个比自己更杰出的学者。传统的正式的教育体系是无法达成这样的目标的，再说，那意味着一笔不菲的费用，而当时詹姆斯·穆勒正处在经济窘困之中。詹姆斯·穆勒决定自己教育儿子。约翰·穆勒是他的长子，后来，又连续有子女出生，大孩子就成为小孩子的辅导教师。就将小穆勒塑造成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而言，老穆勒功利主义实验是成功的——毕竟，小穆勒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成为影响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文化发展的巨人。不过，这种功利主义教育方式是残酷的，也是不人道的。在詹姆斯·穆勒的观念里，就成就一位学者或者思想家而言，最重要的是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是理性精神的塑造，因此感情是多余的，娱乐是有害的。因此，在可怜的小穆勒的童年，没有玩具，更没有玩伴。实际上，小穆勒从来就没有过童年。更加极端的是，为了避免母爱对塑造一个学者的理性和逻辑可能产生的危害——老穆勒认为，情感是逻辑思维的腐蚀剂——他甚至限制小穆勒与母亲的接触。这样一种欠缺情感的人生经历是残缺的，是病态的。小穆勒在父亲的培养下，做好了成为思想家的知识和思维准备，但他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准备。在二十岁的时候，小穆勒忽然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产生了怀疑——人活着为了什么？如果自己注定要成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人生的尽头已经呈现在眼前，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无法给予回答的，他的父亲对此也无能为力，于是小穆勒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经过漫长的探索和折磨，若干年之后他才慢慢自己走出来。之后，他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就不再那样盲信了。小穆勒陷入精神危机的时候，已经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了。老穆勒开始指导三岁的小穆勒自学的时候，正在努力写作他的《印度史》。他的这一工作也是边沁功利主义实验之一。詹姆斯·穆勒希望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那里有稳定而丰厚的收入，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他需要写一本关于印度历史的著作作为敲门砖。最后詹姆斯·穆勒成功了。凭借这本书，1819年他被录用为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后来，又将小穆勒介绍进公司，成为自己的同事。

詹姆斯·穆勒是一位慷慨仗义的君子。在他指导自己儿子成长的过程中，还在帮助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的成长，那就是大卫·李嘉图。李嘉图出生于一个犹太人金融投资者家庭。他的父亲原来在阿姆斯特丹从事证券投资业务，后来因为英法战争，英国大量发行战争债券，刺激了伦敦金融市场的发展，于是他们举家搬到伦敦。李嘉图自幼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他的知识成长也与小穆勒一样，是在父亲指导下通过自学完成的。不过，同天生的学者小穆勒相比，李嘉图显现出来的天分，是成为一个金融家。很小的时候，李嘉图就在父亲的交易行帮忙，十几岁就具备了独立判断和独立运作的能力。后来，李嘉图因为爱上一个基督教的女子，被犹太教家庭驱逐。李嘉图拿着父亲给他的八百英镑，开始自己独立的金融业务。他的天才充分展现，很快成为伦敦金融市场的翘楚，成为显赫的投资大鳄。李嘉图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纯属偶然。1799年，李嘉图陪同夫人到某温泉疗养院度假，无聊之间翻开了《国富论》，从此对经济学产生兴趣。不过，李嘉图比较系统的经济学学习和研究，是在詹姆斯·穆勒的指导下完成的。詹姆斯·穆勒的《论商业保护》于1808年出版后，引起了李嘉图的注意，这本书对于斯密经济学的阐释，解决了李嘉图在自学《国富论》中碰到的很多问题。于是，李嘉图想办法结识了詹姆斯·穆勒。对那时还只是一个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的李嘉图来说，詹姆斯·穆勒可是一位大学问家，李嘉图对老穆勒很是崇敬。那时，他们之间是一种真正的师生关系。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的经济学老师。李嘉图有着卓越的研究天分，在詹姆斯·穆勒的指导下，很快就成长起来独立的经济学研究能力。1810年，李嘉图参与了学术界关于是否继续增发银行券的讨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李嘉图主张废止银行券，以制止通货膨胀；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马尔萨斯也参与了争论，主张继续发行银行券。在这次讨论中，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相识。这是李嘉图参与经济问题讨论的开始。1815年，英国政府准备通过更加严厉的新《谷物法》，这一事件再次引起学术界的争论。马尔萨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主张推行新《谷物法》；李嘉图持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反对新《谷物法》。李嘉图为此发表了《论谷物低价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李嘉图认为，谷物法的实施，提升谷物市场价格，提高工资成本，压缩产业利润，不利于经济发展。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李嘉图赢得了理论界的很高声誉，它标志着李嘉图已经进入了一流学者的行列。一直关注和指导着李嘉图学术成长的詹姆斯·穆勒很是欣慰，他写信给李嘉图，说这篇论文显示李嘉图已经成为一流的理论家了，但李嘉图还要继续努力，希望他将这本书扩展成为一本书，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一流的著作家了。

对詹姆斯·穆勒的鼓励，李嘉图自是非常感激。但是，李嘉图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他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将一篇论文拓展成为一本书没有信心。实际上，他的论文只是讨论谷物法对谷物价格的影响，以及谷物价格对工资的影响，以及工资对利润的影响，总的来说，只是关于分配问题的讨论。而讨论分配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价值理论；而对于价值理论，李嘉图之前投入的研究还不够。因此，李嘉图一开始对于写书一事，是有些犹豫的。詹姆斯·穆勒了解李嘉图的畏难情绪，不断写信给他，苦口婆心开导他，鼓励他。李嘉图终于动了笔，信心却不坚定，遇到困难就准备打退堂鼓；詹姆斯·穆勒一次又一次鼓励他，开导他，引导他。不仅给他信心和鼓励，还给他具体的写作指导，还与他深入讨论问题。经过努力——不仅是李嘉图的努力，还有詹姆斯·穆勒的努力，《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终于在1817年出版了。约翰·穆勒后来说，如果不是他父亲的努力，李嘉图的这部著作能否面世是不确定的。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李嘉图的这部著作，后来成为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在古典经济学中，它的位置仅次于斯密的《国富论》。边沁说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精神上的父亲，也不过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詹姆斯·穆勒的无私奉献和悉心指导，李嘉图可能永远只是一位经济学的业务爱好者；在使李嘉图成长为一个卓越经济学家的过程中，詹姆斯·穆勒居功至伟。指导李嘉图成长为卓越经济学家的詹姆斯·穆勒，其经济学知识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是入门而已，所以李嘉图能够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还是有天分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后，李嘉图果然如詹姆斯·穆勒之愿成为英国一流的经济学家。再往后，詹姆斯·穆勒又帮助李嘉图利用他一流经济学家的声望，成为国会议员。这样，李嘉图在学术界和政界的成功，都与詹姆斯·穆勒的幕后扶持有关。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小穆勒十三岁的时候，老穆勒决定让他系统学习经济学，所用的教材就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的这部经典，是历史上有名的最难读的著作之一。对于小穆勒来讲，没有父亲的指导，他很难接受。于是，老穆勒头天给小穆勒讲解这本书，小穆勒记下，第二天再将笔录的内容交给父亲审查。一本书讲完之后，另一本就出来了，这就是詹姆斯·穆勒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要义》。当然，这本书也不仅仅是李嘉图著作的通俗读本，詹姆斯·穆勒在这本书里也发展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比如著名的“三分法”就是老穆勒在这本书里提出的。

边沁那段话，只是戏谑。

稍微当真一下，其中部分有道理，部分没道理。说边沁是詹姆斯·穆勒精神上的父亲和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精神的父亲，还算说得过去，不算过分。但这段话的落脚点——李嘉图是边沁精神上的孙子——就不太说得过去了。

边沁最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贡献，就是功利主义哲学。在边沁探索功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些与经济学有关的，并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东西。如效用及边际效用递减；效用计算及成本收益分析；经济理性及其度量；最大值与最小值，等等。这些东西在作为经济学家的李嘉图身上是存在的。比如李嘉图也认同人的经济行为的目的性，李嘉图也有边际的观念，李嘉图的著作里人们也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作出决策。但是，基于此而简单判定边沁对李嘉图的影响则是牵强的。一方面，上述这些方面，可以理解为边沁与李嘉图的共同方面，他们可能来自某些更远的共同的渊源，比如可能共同来自斯密或者比斯密更早的地方；另一方面，即使存在共同的认识，他们所强调的方面也是不同的。比如，关于理性，成本收益分析等内容，边沁是在讨论效用计算的时候提出的。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具有微观性质的问题。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后来在经济学的影响，也主要是在微观领域中体现的。我们知道，基于边沁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人”，主要还是一位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李嘉图作为经济学家的声望——而且李嘉图在历史上也主要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生影响——是建立在他对抽象演绎法、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以及比较优势理论的贡献上的。边沁所关注那些个体基于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问题，经济人的理性决策问题，可能成为李嘉图讨论问题的背景，却不是李嘉图所关注的对象。相对来讲，李嘉图关注的问题，更多具有宏观的性质。可以说，李嘉图作为经济学的成就，与边沁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所以，他的“孙子”之说，只是表现为政治哲学家占经济学家便宜的戏谑。如果要说谁最有资格成为李嘉图精神上的爷爷的话，非亚当·斯密莫属。当然，谦逊的斯密是不会无聊地争风吃醋的。总的来看，李嘉图的经济思想，直接或者间接来自斯密。就以对他直接影响最大的詹姆斯·穆勒而论，其思想也受到斯密的重要影响。

虽说边沁自称李嘉图精神上的“爷爷”显得张狂，边沁对他之后经济学的发展确实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点不能否认。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是建立经济人假设和稀缺性假设基础上的演绎体系，经济人假设对于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经济人假设包括两个要素，一是自利；二是理性。自利要素基本上是由斯密构建完成的，而理性要素则是由边沁完成的。今天我们用来定义经济学的那些要素，比如理性选择，成本收益分析等等，都与边沁有着重要而直接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在边沁讨论效用的计算问题时，才发展出理性的观念；也就是在效用计算问题上，才强调了成本收益分析。这些东西，后来成为构建经济学价值基础的内容。可以说，将经济学解释为一门关于个体选择的学问，将经济学理解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学科，离不开边沁的贡献。经济学在边沁之前和在边沁之后是很不一样的。在边沁之前，比如在斯密那里，经济学讨论的问题，还更多地具有非经济的维度；而在边沁之后，尤其是在边沁的影响渗透进经济学研究之后，经济学讨论的问题，更多地抽象掉了非经济的维度。到了西尼尔之后，尤其是边际革命之后，这种变化就更明显了。可以说，在边沁之前，经济学还没有完全摆脱经院学派的特质；经由边沁思想的渗透，经济学才逐渐形成现代的精神。边沁的思想，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对经济学有着重要而直接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对于经济学自身来说是福是祸，那是另外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2016年6月1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