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轮人民禁毒战争会失败吗？

 

（一）政府为什么向毒品利益集团宣战

2005年初胡锦涛总书记作出“打一场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的人民战争”的指示，由此拉开我国历史上第三轮禁毒战争的序幕。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是利益冲突双方无法政治协商解决利益矛盾时才会爆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用禁毒战争来表述禁毒工作的性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此次禁毒战争的发动方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政府，战争的另一方是毒品利益集团，但这些毒品利益集团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站出来应战，更没有成立自己的组织进行公开抵抗，但他们被宣战方视为人民的敌人。

禁毒战争的结局只有三种：一是政府获胜，毒品在中国绝迹；二是毒品利益集团获胜，毒品生产贩卖在中国合法化；三是双方打平，彼此无可奈何。

理论上战胜方肯定是政府，原因有三：一是政府有镇压机器，而毒品利益集团没有抵抗武力；二是政府有发动战争的组织能力，而毒品利益集团没有丝毫组织力量存在；三是政府有成功打赢第二轮禁毒战争的历史经验，而我国的毒品利益集团没有。

由于毒品利益集团永远不可能在道义上获得世人的认可，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可能推翻政府。从这一点看，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永远是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意味着双方打平的结局，实质就是政府战败。

政府为什么把毒品利益集团视为人民的敌人而宣战？因为毒品利益集团就象人身上的癌细胞一样能够使社会机体产生癌变，最终会导致社会经济崩溃、瓦解。

毒品利益集团导致社会机体发生癌变的过程是：

第一步：引诱。毒品生产者先是免费引诱一些人品尝毒品，当这些人染上毒瘾成为吸毒者后，就向他们销售毒品。

第二步：发生癌变。毒品对人的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常人一旦有了毒瘾就会逐渐失去劳动能力，所以，当吸毒者为了购买毒品掏空家庭积蓄时，就只能引诱身边其他人吸毒，然后采用帮助新的吸毒者购买毒品方式陪吸，顺便满足自己的毒瘾。由此，第一批吸毒者由被害者转变为害人者。

第三步：发生癌变扩散。当第二批吸毒者也掏空家庭积蓄时，第二批吸毒者就想法引诱身边人成为第三批吸毒者，通过帮助第三批吸毒者购买毒品的方式满足毒瘾。这时，第一批吸毒者无法采用陪吸的方式满足毒瘾了，只能采取向第二批吸毒者贩毒的方式获取毒资来满足毒瘾。毒品生产者也鼓励他们以贩养吸，并退出贩毒行列，只从事毒品生产。当第三、四批吸毒者也步入以贩养吸的行列时，毒品价格就因转手次数的增加而翻番。这导致新的吸毒成瘾者很快就因为高昂的毒品价格而破产，他们从被害者沦为害人者时间大大缩短。此时，吸毒者人数翻番增加，毒品价格也翻番增长。

第四步：形成恶性社会肿瘤——毒品利益集团。随着吸毒人数的剧增，毒品生产者和前几批吸毒者获取大量毒资，为了维护毒品利益，他们大量资助吸毒者以贩养吸，形成毒品生产利益集团。与此同时，政府因为大批吸毒者家庭的破产而开始禁毒，在禁毒过程中抓捕大批贩毒者和吸毒者，被关押在一起的贩毒者与吸毒者互相交流毒品购买渠道，进而形成毒品贩卖集团。毒品贩卖环节因毒品贩卖集团的出现而减少，进而引起毒品零售价格下降，这时，强烈的毒品利益驱动导致大规模贩毒活动的出现，引诱人们吸毒的犯罪行为随之从零星的被动性害人转变为有组织的主动性害人。至此，毒品贩卖集团与毒品生产利益集团共同形成毒品利益集团。

第五步：恶性肿瘤扩散，导致社会经济崩溃。在强大的毒品利益驱动下，毒品利益集团用各种方法扩大吸毒规模，最终导致社会大多数劳动人口因为吸毒失去劳动能力，从而带来社会经济危机。

由此可知，每个吸毒者就是一个可以产生癌变的癌细胞，而毒品利益集团是吸取社会机体营养的恶性癌变肿瘤，不割除毒品利益集团这个恶性肿瘤，社会机体就会失去活力，最终走向衰弱、死亡。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向毒品利益集团宣战是人民共和国的求生之战，是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生死之战。

从现实角度看，我国政府向毒品利益集团宣战既有道义上的理由，也有经济上、政治上的理由。道义上，毒品对人的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吸毒成瘾者基本失去劳动能力，成为家庭负担，很多吸毒者家庭因吸毒陷入贫困。

经济上，至2014年12月底，全国登记吸毒人员295万人，官方估算实际吸毒人员超过14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每年消耗的毒品总量近400吨。按《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所言，一名吸毒人员年均花费至少4万至5万元购买毒品，按实际吸毒人数上千万估算，全国每年因吸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元，造成的隐性经济损失万亿元以上。（目前全球吸毒人数超过2亿，占全球70亿总人口的2.85%，我国还算是低灾区。想像一下，当吸毒人口占人类总数的一半时，会发生什么情形。）

政治上，在毒品泛滥的地区，60-80%的“两抢一盗”案件是吸毒人员所为。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不能无视毒品对社会的危害。

因此，不论从何种角度，中国政府都必须高度重视毒品问题。中国政府用开展人民禁毒战争的词语来表达禁毒工作的重要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政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

 

（二）严峻的禁毒形势在说明什么

10年前发动的这场人民禁毒战争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数据显示，1991年在册吸毒人数仅14.8万人，2001年增长到90.1万人，10年间增长6倍。2005年宣战时，在册人数是116万人，2014年底增长到295.5万人。国际通行核算办法一般认为官方掌握的吸毒者人数与实际存在的吸毒者人数之比大约为1∶10。我国学者一般认为该比值在1∶2~1∶6之间。官方估计目前全国吸毒人数在1400万人左右。

从《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可以发现六个事实：

一、毒品泛滥区域在向全国各地扩散。报告称，全国涉毒县市区增至3048个，占全国县市区总数9成以上。

二、吸毒人数在继续增加。报告称，截止2014年底，全国滥用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人员145.8万名，占登记在册总数49.3%，与上一年同比增加6.4%；滥用合成毒品人员145.9万名，占登记在册总数49.4%，其中，滥用冰毒人员119万名，与上一年同比增加40.5%；滥用氯胺酮人员22.2万名，与上一年同比增加15%。

三、近6成吸毒人员是35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报告称，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登记发现18岁以下吸毒人员2.9万名，18岁至35岁吸毒人员165.9万名，目前35岁以下吸毒人员占在册总数的57.1%。2014年新发现的48万名吸毒人员中，18岁以下吸毒人员1.8万名，18岁至35岁吸毒人员占近7成。

四、吸毒群体开始向各种职业人群扩散。报告称，吸毒群体由过去的无业人员、农民、个体经营者、外出务工人员为主逐渐向企事业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散。报告称，在贩毒群体中，年龄35岁以下占6成，文化在初中以下人员占近9成，无业人员占近7成。

五、用毒品害人的方式开始多样化。报告称，除了常见毒品，毒品消费市场还出现“底料黄皮”(粗制吗啡或鸦片与其他麻精药品混合物)、“海洛因勾兑液”、“精神药品套餐”(丁丙诺啡+安定片)、“卡苦”(以鸦片为主的多植物加工混合物)、“开心水、神仙水、摇头水”、“面面儿”(安钠咖)、“筋儿”或“僵尸药”(甲卡西酮)、“忽悠悠”(安眠酮)、“奶茶”(含氯胺酮成分)等含有麻精药品物质，包装新颖，隐蔽性强。

六、刑事案件增加。报告称，2014年，全国破获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案件14.9万起，占同期刑事案件总数的12.1%，其中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性案件7.2万起，涉毒犯罪案件4.7万起，杀人、绑架、强奸等严重暴力案件300余起。

2014年6月30日，国家禁毒办副主任、中国禁毒基金会秘书长李宪辉在受访时说：“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每年合成毒品人员是以36%的速度高速发展，呈爆发趋势。我们统计，最小的是8岁。在2010年时，公安部组织破获一个8.31特大网络吸食贩毒案件，抓了12215人，这里边绝大多数是青少年，他们通过网上集体聚众吸食，影响非常恶劣。所以目前青少年涉及毒品的占到35%”。

2015年03月24日，安徽省公布禁毒工作情况报告，全国吸毒人员信息库有皖籍吸毒人员79450人，与2011年相比翻了一番多，而且吸毒人员低龄化趋势明显，安徽省查获的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81.1%，年龄最小的仅11岁。

李宪辉在受访时还说：“现在国内制造毒品涉及到全国所有地区，比较突出的地方也有，我觉得现在全球绝大多数氯胺酮产自我们国家。前一段时间集中统一行动，打掉了一个博社村的制贩毒，这个村很多家庭间接参与制贩毒，有的村一天生产500公斤冰毒，可以满足4500人一年的吸食来源。”按照他说的数据，1公斤冰毒可以满足9人一年的吸食需求，这个村一年生产300天就可以满足135万人一年的冰毒需求。而《2015中国禁毒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共收缴冰毒25.9吨。这点数量仅能满足23.3万人一年的冰毒需求，只占这个村冰毒年产量的17%。这意味着每年产出的绝大多数毒品都能顺利销售出去。

众多案例显示，这场禁毒战争并没有成为人民禁毒战争，有的地方普通村民成为制贩毒的参与者，而且有些地方的公职人员也沦为吸毒者或制贩毒的保护者。2013年12月，约3000名警察突袭了广东省的一个小村庄，抓捕了182人，包括一些官员。警方从村子里查获近3吨冰毒。2014年12月，云南省41名吸毒党员、公职人员被开除党籍。

10年前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第三轮人民禁毒战争会有失败的可能，也少有人意识到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会超过10年以上，更无人会想到战争爆发10年之后，禁毒形势严峻到吸毒人数约占总人口1%的地步，而且这些吸毒人员绝大多数还是劳动力人口。这种日益严峻的禁毒形势说明了什么？

 

（三）中央政府的禁毒措施有问题吗？

导致禁毒形势日益严峻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央政府的禁毒措施有问题，还是禁毒措施的执行者出现了问题，或是二者都有问题。

战争是你死我活的生死决斗，不是播种仁义的春风细雨。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是因为禁毒方大清帝国打不过贩毒方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战败之后是中华大地毒品泛滥，国家衰落持续百年，使中华民族沦为东亚病夫。建国之初，毛泽东打赢第二轮禁毒战争，使毒品在中国大陆绝迹，是因为他深知毒品之害，所以毫不留情地发挥人民专政的利器对毒品利益集团进行铁血镇压，不是进行肉体消灭，就是给予限制自由性质的就业安置。

与第二轮禁毒战争把贩毒人员视为人民敌人给予坚决镇压的严厉态度不同，此次禁毒战争没有对毒品生产者与贩毒者执行严厉镇压的战争法则，只是依法给予法律处罚。对吸毒者的处理是给予挽救性质的戒毒帮助，而不是镇压性质的隔离就业。

贩毒者将毒品从生产者手中流入吸毒者的销售渠道是不敢对外公开的。吸毒者购买毒品也是偷偷摸摸进行，毒品销售与购买之间因为信息障碍存在着很多困难，但是这一困难因为政府的“心慈手软”而克服。

政府依法按贩毒量的大小给予贩毒者不同刑罚，而不是镇压性质的一律枪决或终身监禁，这使贩毒者能够在服刑期间给其它服刑犯提供贩毒渠道。我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给予吸毒者劳动教养处罚，也使这些吸毒人员拥有彼此交流购买毒品渠道的机会，很多吸毒人员从此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现在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同样给了不愿戒毒的吸毒者互相交流毒品购买渠道的机会，一些没有生活出路的戒毒者出去后往往会因为拥有贩毒渠道而走上贩毒谋生之路。政府的这种温和战争态度实际上是助长了毒品泛滥。

吸毒者是毒品的消费者，控制住吸毒群体就可以断绝贩毒者的销售渠道，毒品生产者就会因为毒品无销路而停止生产。

毒品的生产需要原料，控制毒品生产原料的供应渠道，就可以限制毒品的生产活动，从而可以切断毒品的生产源头。

贩毒者是毒品市场的开发者，是向吸毒者供应毒品的销售者，对这一群体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或永久性限制自由，就可以断绝毒品的供应渠道。

切断毒品产、供、销的渠道，就可以禁绝毒品的泛滥，从而彻底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禁毒战争的策略应当围绕切断毒品产、供、销渠道来制定。

问题是：政府在这场禁毒战争中有没有采取的有力措施彻底切断毒品产、供、销渠道？如果有，那么禁毒形势日益严峻的主要原因就是禁毒措施的执行者出现了问题；如果没有，那么就是禁毒政策的制定出现了问题。

战争需要经费。长期用纳税人的钱打一场成本高昂、没有回报、且遥遥无期的禁毒战争，会让人民在政治上怀疑党的执政能力。目前看，第三轮禁毒战争距离胜利还遥遥无期，战争可能要长期进行下去，这种情况下，战争经费问题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敌对方——毒品利益集团的战争经费来自吸毒者，每年的毒品收入不低于5000亿元；政府的战争经费来自纳税人，每年禁毒费用支出不足100亿元，是毒品利益集团的1/50。如果政府代表纳税人的利益，就要想法用极少的成本赢得这场战争。摧毁毒品利益集团的战争经费来源，扩大政府的战争经费来源，是赢得这场持久战争胜利的关键。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后手段，政治斗争的本质是利益之争。毒品利益集团为了获取巨大的毒品利益而坚持斗争，政府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而不得不起来斗争，所以，从利益角度看，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是被动的利益防守一方，毒品利益集团是主动的利益进取一方。无利益驱动的防守必然使政府的禁毒工作走向消极，而有强烈利益驱动的毒品利益集团必然会发展壮大。

既然吸毒者的毒瘾难以戒除，戒断后复吸率很高，且成瘾后失去工作能力，是毒品利益集团获取战争经费的唯一来源，那么，对抓获的顽固吸毒者和服刑期满的贩毒者进行长期限制自由的强制性就业安置，不仅可以减少毒品利益集团的战争资源，还可以利用他们创造的收入支持政府的禁毒战争，重要的是可以对已戒毒人员的复吸行为产生震慑作用。

贩毒者与毒品生产者是毒品利益集团的主要受益者，是禁毒战争的镇压对象，这些人一天不被消灭，战争就一天不能结束。按照战争法则，所有直接从事毒品生产的人员、拒不交待贩毒来源和销售渠道的贩毒者应当坚决消灭，交待贩毒来源和销售渠道的贩毒者也要长期限制自由，直至禁毒战争胜利为止。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对敌人宽容就是对自己残忍。贩毒者与毒品生产者是人民的敌人，放纵他们就是对人民犯罪。既然禁毒战争已经爆发，人大就应该修改《刑法》对贩毒者与毒品生产者的处罚条款，允许政府执行严厉镇压人民敌人的战争法则，否则这场禁毒战争将很难有胜利的希望。

政府切断毒品利益集团产、供、销渠道的措施应当是系统性的，普通百姓不可能了解这些措施有无问题，或者禁毒措施执行者有无问题，但是处于痛苦中的1000多万个吸毒者家庭和受到毒品泛滥威胁的亿万人民大众迫切希望彻底打赢这场战争。问题是：人民政府有什么措施能确保这场禁毒战争的胜利？

第三轮人民禁毒战争能胜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