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中共十六大，第四代领导层接班；2012 年中共十八大，第五代领导层接班。在意识形态层面，如果说第三代领导层的“三个代表”理论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修正，那么第四代、第五代领导层的努力大多在对意识形态做些增量改革。
面临不同的实际情况，第三代领导层和第四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侧重点不同。第三代领导层的主要贡献在于确立“邓小平理论”，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通过提高执政党及其政府向社会提供经济利益的能力的方式来获取其统治的合法性。相比之下，第四代领导层的主要贡献在于努力把社会引入意识形态领域。第三代执政党领导层的最高议程在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实践层面，由于各级政府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形成了人们所说的“GDP 主义”。GDP 主义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执政党对社会建设不够重视，而且更是因为各级政府往往是破坏了社会。从理论上说，人们也可以把GDP 主义视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变种。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在经济领域，表现在私有化、减少国家干预和货币化。在中国，新自由主义明显影响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国企改革。当时，政府把大量的、长期处于亏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也就是中国式的“私有化”。这个改革产生了很多正面的结果，例如有效减轻了政府补贴亏损国有企业的财政负担、有效扩展了民营部门。不过，操作方式存在问题，主要是大量国有企业的廉价出售和大量的工人失业。同时，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改制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例如，即使在欧美和日本，企业承担着大量的社会福利功能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责任。但中国企业在改制时，这方面的内容考量不够，甚至没有被考量进去。更为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进入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和教育，造成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结果，经济增长越快，社会就越不稳定。
对此局面，中共第四代领导层开始提“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概念，试图通过调整“唯GDP 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达到社会的和谐。不过，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和谐社会”都没有成为政策现实。经济结构转型涉及诸多强大的既得利益。在既得利益的阻碍下，缺乏有效的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并没有得以实现。在社会政策方面，第四代领导层竭尽所能，在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方面也做了改革的努力，主要是增加财政投入。但这些举措并没有使社会变得更为和谐。执政党只好通过确立新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和减少社会事件的频发。在社会领域，“维稳”和“社会管理”成为当时政策的核心概念。
第五代领导层接班之后，针对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又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增量。第五代领导层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无论是第三代领导层的“三个代表”还是第四代领导层的“科学发展观”都是针对精英的，是要引导精英的政策取向的，而“中国梦”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需求的。从深层次看，“中国梦”概念还反映了社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再者，第五代领导层也努力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做一个妥协。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分化越来越甚，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一些群体选择了“毛泽东思想”，而另一些群体则选择了“邓小平理论”。尽管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认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不同时代的产物，符合不同时代的需要，但是近年来人们往往把两者对立起来。第五代领导层所强调的“两个互不否定”，即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毛泽东思想”）不能互相否定，两者都是历史的产物。
除了这些增量改革之外，执政党也试图在其他几个领域作意识形态复兴或者创新的努力，主要是在如下三个领域：
第一，回归中国“大传统”。这里所说的“大传统”主要指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儒家学说、黄帝祭拜、国学研究等等都回归正常。这个领域主要还是社会的努力，得到官方的容许和接受。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基本上，这个领域相当于官方认定的“软力量”建设领域。第二，对近代以来的“小传统”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小传统”，主要指的是近代以来勃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其理论基础，民族主义。“小传统”的复兴始于九十年代初。1989 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苏东巨变等国内外环境压力下，执政党发起了一场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化历史教育，主要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羞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场教育运动的影响是持续的，深入到学术和文艺艺术等各个领域。直到今天，这种影响有增无减。第三，对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视。执政党设立了大量的研究机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
不过，现实地说，这些努力的作用非常有限。回归“大传统”应当说是理性的，但这个“大传统”和“毛泽东思想”被视为是“对立”的。尽管事实上并非这样，但很多人的意识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最初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因为“五四运动”是反传统的。作为“五四运动”的产物，毛泽东一辈子反孔。儒家是保守的政治学说，意在维护现存的政治秩序，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反孔并不难理解。从维持现存秩序来说，执政党现在需要儒家学说。不过，回归“大传统”的努力往往被给予过分政治化的解读，尤其在社会层面。同样重要的是，在回归“大传统”中，现在过分强调儒家和汉族文化。实际上，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代表儒家的汉文化，也包括其他民族例如穆斯林文化、藏文化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如果大传统不包括其他民族的传统，那么在实践上会出现无穷的问题。
其次，民族主义的“小传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各国统一国家的政治工具。但对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就不利于国内的民族和解，也不利于开放政策。在内部，如果强调民族主义，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谁的民族主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各民族都追求自己民族的民族主义，那么国家的整合就会成为大问题。今天新疆和西藏所出现的问题，都和这些族群的一些人追求民族主义有关。在外部，民族主义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向国际社会整合。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承担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责任。尽管在追求国家利益过程中，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一旦过度，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中国的外部利益。
再次，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再强调的效果也不佳。尽管所设机构越来越多，但这个领域基本上没有创新，也没有中国化。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作为科学研究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和市场的分析到今天为止仍然非常相关。不过，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就是反资本和市场的方式，和今天执政党所需要的刚好相反。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的学说，而执政党需要的是建设，反对一切可能的革命。第二是中国在这个领域缺少有效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加以创新来适应中国现实的，但中国的学术和政策界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摘自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