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竖一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省唐山市考察。上午9时55分，习近平来到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在纪念墙前敬献花篮，深切缅怀40年前在那场大地震中罹难的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他强调，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 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全民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由此可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非常敬畏生命、一直未忘英雄，而且勇于直面问题、非常渴望1976年的唐山地震之人间悲剧不再重演。

　　不过，正像新华社原副总编徐学江回忆的那样，“由于当时的种种限制，直到抗震救灾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各路记者始终没有采访到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 由于官方守口如瓶，所以有关死难者的传言颇多。譬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70万等。

　　直到3年多以后，即在1979年11月17日－22日，于辽宁省大连市召开的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有关方面才透露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的死伤人数。徐学江作为应邀参加会议报道的新华社记者，费尽周折才让大会秘书长（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在有关稿件上签了字。当天，新华社就发出了这个稿件。其内容为：“新华社大连十一月二十二日电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这两个数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区在那次地震中死伤人数的累计。这是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在这里举行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唐山地震的震级为七点八级，震中烈度为十一度。地震发生的地点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发生的时间是三点四十二分五十六秒（北京时间），正当人们沉睡的时候。地震部门事先未能发出预报。由于这些原因，它所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

　　实际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徐学江第一时间就被派往现场采访。然而， 2006年7月27日新华社播发的通稿《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是如何披露的？》一文表明，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伤亡情况、破坏情况不作主动报道，就是一个明显的失误。7月29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报道唐山地震的新华社通稿《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

　　有关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真相，就只有上述这些吗？答案是否定的。

　　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即1996年4月11日，新华社刊发消息：中国河北省青龙县的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这个县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无一人死亡。最近青龙县被联合国有关机构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

　　事实上，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1976年，唐山、北京等地有关负责地震监测者中有不少人都预判出唐山一带会有大地震。然而，尽管基层一再汇报、一再坚持，尽管以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一再努力，但是一些年长的权威专家始终不信，其普遍认为“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而且，国家地震局某些领导则“稳坐不开船”。有的主管华北震情的领导甚至声称，“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1976年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7月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个小时。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那晚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经过长时间调查，率先披露“震撼世界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之消息的《唐山警世录》一书作者张庆洲对记者讲道，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告诉过，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时就他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他当时虽然没有被任命，但却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

　　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不仅懂业务，而且极为负责。除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等一批监测者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

　　张庆洲对记者说，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张庆洲分析指出，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而且敢说话。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一定会跑去找市长，找书记，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几乎每个唐山地震监测点的人提到这事都扼腕叹息。

　　既然如此，那么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的民众又为何会幸免于难呢？

　　据媒报道，1976年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我当时就想造舆论，把震情往下捅。”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领导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十万火急地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

　　原来如此。所以说，专家就得为民众和国家真正负责任，而不能成为“砖家”，而“当官不为民做主”，那真的“不如回家卖红薯”。

　　诚然，2005年9月，中国民政部和国家保密局才联合宣布，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的人员总数及相关资料将不再作为国家保密事项。也就是说，有关部门或媒体之所以未能及时披露有关真相，自有其苦衷。

　　但是，纵观相关新闻报道，谁都不难发现，当年国家地震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如果没有那种可怕的“维稳”思想，如果有强烈的责任心，如果有较强的防灾意识，如果不要太在意“乌纱帽”，那么，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灾难一定会降到最低。完全可以说，唐山大地震之所以出现那么大的不幸，既是天灾，又是“人祸”。尽管当年的有关权威专家和相关领导主观上应该并无恶意。

　　总而言之，笔者罗竖一认为，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一面明镜。也就是说，希望中国有关方面，都能通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之诸多真相，好好“正衣冠”，真正“明得失”。换言之，在抗震救灾及其相关问题上，“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 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全民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否则，像唐山大地震似的人间悲剧还会继续重演，而任何形式的纪念地震遇难者等，都会变得毫无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文/罗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