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2）：“上帝之手”还是“市场之手”？
如果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指的就是市场机制，为什么不直接说市场机制，而要使用显得有些隐晦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中，斯密已经比较清楚地分析了市场的作用机理，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表述还是显示出某些神秘性。有人认为，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上帝之手”的意味，这种神秘性体现着斯密的宗教态度。或者说，“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理解为斯密思想观念的宗教表达。这种说法，有其可取之处。
斯密的著作均源于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时的思考。当时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斯密后来准备为他讲授的每一部分内容——除了神学之外——都写作一部著作。最终他完成了的只有关于伦理学的《道德情操论》和关于政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国富论》。他在1763年讲授的法学的内容，后来在他学生课堂笔记基础上被埃德温·坎南整理出版，这就是《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
斯密出身于一个清教徒家庭，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与母亲和姨妈生活在一起，她们都是虔诚的清教徒。斯密本人的宗教倾向不是很明确，作为一个哲学家，也许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当然，也不能因为他的哲学家身份就否认他的宗教倾向。就像不能因为他是无神论者休谟的朋友就认定他也是无神论者一样。斯密的思想中是否存在宗教成分呢？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否与“上帝之手”有着某种关联呢？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社会思想家们的科学努力，直接或者间接地，都受到牛顿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启示。牛顿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证明了，在万有引力作用之下，宇宙中存在一种自然的和谐秩序。受到牛顿启发的社会思想家们，试图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探讨类似的和谐秩序。斯密的学术工作，可以视为这种努力的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试图证明，受同情心和内心“公正的旁观者”的引导，在道德世界里存在着和谐秩序。在《国富论》中，斯密试图证明，受市场机制的引导，个人对自身利益追求的结果可能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于是在经济世界里也存在和谐秩序。
在道德世界里，基于个人理性的和谐秩序的存在，斯密的解释借用了宗教的观念。毕竟，在一个宗教的世界里，在盛行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基于宗教的解释更容易得到理解和认同。比如，他将个人基于理性的行为理解为上帝意志的体现。“当自然原则引导我们去达到那些纯真而开明的理性会向我们提出的目的时，我们很容易把促成那些目的的情感和行为归因于那个理性，就像把它归因于产生作用的原因一样，并且很容易认为那个理性是出于人的聪明，其实它是出于上帝的智慧。”[1]比如，个人基于同情心的行为判断，也被理解为上帝的引导。“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教导人们尊重其同胞的情感和判断的；如果他的同胞赞同他的行为，那他就会或多或少地感到高兴；如果他们不赞同他的行为，那他就或多或少地感到痛苦。造物主让人成为人类自己直接的审判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造物主是根据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人的，并指定人作为自己在人间的代理者，并监督其同胞的行为。”[2]斯密还在很多地方借用了“上帝”、“神”、“自然女神”的说法。在《道德情操论》中，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秩序，由一只无形之手在操纵，个人行为的结果，总会呈现非预期的理想后果；这只无形之手，与个体的理性选择有关，也和人与人行为的相互性有关。就道德世界的有序运转而言，斯密将其动力归因于同情心和“公正的旁观者”，同时他又认为个体所具备的这种来自文明和教化的能力，最终表达的是上帝对人类存在的善意，来自“上帝之手”。
斯密伦理思想中的这种宗教倾向，可以理解为是他生活观念的一种表现。生活在宗教环境之中，这种影响不可避免。据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记载，斯密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及校领导期间，对于有人准备在学校附近建一家剧院表示反对，他所表达的理由是剧院可能对人们思想和生活习惯的腐蚀作用。这一观念背后体现的，就是他的清教徒观念。还是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的记载，在斯密卸任逻辑学教授的时候，休谟提出了申请。斯密与休谟是好朋友，他理应支持休谟的请求。但是斯密虽然认同休谟的卓越学识，却对他的无神论观念可能对格拉斯哥大学产生不良影响表示忧虑。这说明，并不如某些研究者所认定的那样，斯密与他的好朋友休谟一样持有无神论和怀疑论的观念。其实在斯密经济思想的很多方面，都明显存在着他清教徒思想观念的影响。比如，著名的“钻石和水的悖论”。物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本来不是一个什么问题。但是，出于清教徒追求淳朴生活的理想，斯密在讨论价格决定问题时，显然被一个有用的东西很不值钱而一个很没有用的东西却很值钱这一病态现象深深激怒了，于是他才写下关于“水和钻石的悖论”那一段话。其实，斯密的那个表述并不是一个分析，而只是体现一个清教徒的生活观念，体现一个清教徒对世俗生活态度的愤慨。斯密关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混乱认识也与他的清教徒观念有关。斯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起先可能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认为财富就是纯产品，因此惟有农业生产活动才具有生产性。斯密将重农学派的这一认识作了扩展，将生产性劳动理解为任何创造利润的劳动。可是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斯密可能又受到他纯洁的清教徒信念支配。地主阶级雇佣的大量仆人，其实是不创造价值的。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在清教徒的观念里，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于是他又将不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界定为非生产性劳动。
以上分析试图说明的是，如果说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具有宗教的色彩，这种判断对于斯密来说并不矛盾。因为斯密的思想就是具有宗教色彩的。将“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解为“上帝之手”，或者理解为斯密学术思想的一种宗教表达，并不与斯密的基本观念冲突。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对于道德或者伦理世界的自然秩序的产生及其运转，还要借助于宗教的因素来解释，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自然秩序背后的神秘力量还没有确定的把握。对于经济世界里的和谐秩序，对于借助于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斯密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清晰而明确的把握了的。这时候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只是借助于某种人们耳熟能详的修辞方式，来生动概括市场机制的作用机理。
在社会思想家探寻经济世界的和谐秩序的努力中，斯密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是在批判和清算重商主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壮大起来的。斯密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是法国重农学派；而重农学派的重要先驱者之一，是布阿吉尔贝尔。在对重商主义的清算过程中，尤其是对柯尔培尔主义的批判中，布阿吉尔贝尔发现，经济生活中有其客观的自然的秩序；社会经济生活按照自然秩序运转，就呈现健康、良性的状态；违背自然秩序，则呈现病态的恶化的境况。他还发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环节，客观上要求保持某种适当的比例，基于这样的比例，经济的运行自然会实现均衡；违背这样的比例，将会导致失衡和灾难。均衡的思想，不是人为计划的结果，而是放任自由的结果。按照我们今天的知识习惯来理解，布阿吉尔贝尔之所谓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秩序，其实就是市场机制。但实际上，在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他对和谐秩序的产生和具体运转实际上是不明确的。或者说，他还没有明确地将自然秩序与市场联系起来。构建自然秩序的，是一种非人为的力量，是“上帝之手”。在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那里，虽然明确区分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但对自然秩序的分析还没有明确归结到市场上，发挥作用的还是一种神秘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力量。
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清算以及对经济世界的自然秩序的探讨在很多地方与布阿吉尔贝尔具有一致性。我们现在一般将布阿吉尔贝尔认定为“整体均衡”思想的最早阐释者之一，而在斯密那里，也有着对均衡思想的卓越阐述。莱昂内尔·罗宾斯在其《经济思想史：伦敦经济学院讲演录》中，就将斯密的经济思想的要旨理解为均衡。我们稍稍回顾一下斯密精彩的工资理论就会发现，斯密对影响工资率的因素的分析，完全是基于劳动市场的长期均衡的。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工资率，其背后有就业培训费用、就业者承担的责任、就业环境、职业成功的可能性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劳动市场是竞争的，实际上不同行业的实际工资水平应该是一致的。斯密关于工资率的分析，建立在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基础上，实际上是关于市场机制的分析。在斯密的时代，思想家们对市场作用机理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理解，因此，斯密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布阿吉尔贝尔。如果说在布阿吉尔贝尔那里，市场秩序还是一种神秘的力量的话，在斯密那里，这种神秘性已经消失了。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国富论》（上）第一篇之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这一章所讲的内容，其实就是一百多年后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讨论的“均衡价格”。马歇尔在均衡价格理论中讨论到的一切，在斯密这里都已经讨论到了有了清楚的表述。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将使价格下降，从而使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回归；如果供给小于需求，需求者之间的竞争将使价格提高，也使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回归。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使市场出现均衡，将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尽管斯密还没有使用某些现代经济学的术语，也没有画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更没有将两条曲线描绘在一个坐标系里，但是，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所内涵的关于市场的作用机理，他都已经深刻而具体地讨论过了。
这样说来，“一只看不见的手”思想对于斯密来讲有过一个发展过程。在《道德情操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天文学的历史》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内涵），在《国富论》中，斯密已经将其明确理解为市场机制了。就经济思想的发展而言，相对于之前的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而言，斯密的认识也清晰了很多。至少，斯密已经将经济生活中的自然秩序理解为市场机制，而且他对市场的作用机理已经有了清楚的把握。市场机制不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上帝之手”的神秘感已经被破除了。
2016年7月3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