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杨永利

作者：张瑞生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生老病死已经不足为怪。我后来总结说，朋友一天天减少，疾病一天天增多。因此看惯了生离死别，反而不觉得死亡有多么痛苦，反而认为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但是当最终得知杨永利已经离开人世时，内心还是充满了诸多悲哀。要说我和他有多么深刻广泛的结交，甚至有多少年的人情往来，也不是事实。杨永利是北京知青，参加工作后，在马家粮站。当时我在学校教学，与他们单位很近只有几步路程。更为主要的是，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我是高中六六届的，他是初中的，比我要小六岁。自然他把我视为老大哥。这些相似的命运，使我们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他曾利用工作方便，也给我提供过许多帮助。这些，我曾在京腔京韵亦润物一文，有过记述，这里也不再多讲了。后来，冯山云看了该文后，大加赞扬，说这才是真正传统道德文化的体现。以后我调离开马家河学校，去了禹居公社。他也调入延安丝绸厂。从此我们再没有任何联系。
　　四十多年过去后，我从别人口里得知，杨永利曾回过两次延川，主要是帮助当时曾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临时工，办理有关政策落实。还到一个偏避的农村，去看望一位七八十岁的农民，而且他两之间过去没有任何利益关联。这让我对他更加崇敬。当时我曾扪心自问，一个北京人对于几十年前的同事，能够如此热诚，我自己能做到么？
　　2014年大约在三四月份，冯山云要去北京办画展，几经碾转，终于得知杨永利的电话，并且在北京还见到他。冯山云当时还未告知我时，杨永利提前给我打来电话。以后，我们通了好几回电话。我于去年五月曾写过京腔电话思绪多一文。写好后，我告诉杨永利，希望在电脑里看一下，他说，他患的是帕金森综合征，非常难受，根本没法看东西。他一再说，有机会来西安看我。我说你有病，等我到北京后再联系。他情真意切地说，到北京后告诉他，一定去接我。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留言！
　　原来我想等北京知青在延川一书出版后，我给他寄去我写的有关他的内容。直到年底该书才到我手里。我数次给他打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后来再拨打时，竟然被告知是空号。当时我曾有不祥的感觉涌向心头。但转眼一想，也许是他换了号码。直到最近，我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他家的座机。后和他夫人联系后得知，杨永利已于去年离开人世。至此我们只好阴阳两相隔了！
　　由于信息不通，我没能送他最后一程，不免使我产生诸多遗憾。在征得他夫人马桂芬女士的同意后，我把北京知青在延川一书中，我写的内容以快件形式寄给她。我想这是我能为他所做的唯一方式了，如果在他生前，能看到四十多年前一位朋友，还能清晰记得当时的那份纯真友谊，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事实求是讲，在我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杨永利肯定不是唯一的朋友。有恩于我的人大有人在，有些同志因为各种原因，联系不是很紧密，虽然我记着他们，但形象逐渐在淡漠。我现在之所以要连篇累牍为杨永利写点东西，也并不是因为过去短暂的友谊。主要是我觉得他再后来身患重病，仍然能想到当年的临时工同事，以及相互关系并不亲密的领导 ，不远千里，去为他们有所帮助。我知道，杨永利回到北京，也就是个普通工人。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两大劳动主力军的工人和农民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方面，逐渐被冷落。尤其是过去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弟兄，在企业承包租赁体制转改中，在既得利益集团瓜分国有资产中，他们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早已失去过去的光环，处于贫困线左右挣扎的弱势群体。诸如杨永利这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人，不掌握权利和资本资源，不可能凭借一句话，就给某地或开办学校、或办厂招工。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怀揣着一颗仁爱之心，对社会没有任何怨言，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给于一点帮助。在这个讲究高大上的时代中，有时显得微不足道。这些处于江湖之远的弱势群体，虽然没有资格和能力忧虑国家大事，但是却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比自己更为弱势的人们。用过去一句话说，就是穷不帮穷谁照应。最让我称道杨永利的是，他所关注的不是掌握自己生死大权的有关官员，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陕北的底层人士。也许他压根没想到是什么思想指导自己，不过是凭借朴素的感情和善心本能的反应，做了些许不值得称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事情，其内涵却显示着传统文化的道德光辉。他们实践了古人说的那句话，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他们没有能力干惊天动地的他事业，却有能力将自己一点善心奉献给他人。他们把历代那些高能大德学者的学说化作具体行动。也许就每个个体而言，显得十分渺小，但当这种群体行动汇合起来后，就像天空的银河一样，照亮了夜空，给人们在黑暗里以光明和方向。工人阶级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创造者，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者。杨永利以及其他社会上所有的芸芸众生，才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力量。这也是我为啥要悼念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