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的本质

2008年经济危机至今已经过去八年多，世界经济恢复乏善可陈。面对脆弱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复苏，我们需要反思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实质问题所在，从中总结出危机复苏力量，并吸取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教训，判断未来的全球经济形势，进而得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2008年经济危机由金融过度创新引发，本质上是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危机的表象是全球性的产能过剩，为消化过剩的产能，发达国家过度发展金融，产生资产泡沫并通过杠杆放大，但这种方式最终解决不了产能过剩问题，只能延缓症状的出现，当资本报酬下降、资产泡沫难以为继时，便会爆发金融危机。

危机更深层的实质是全球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在既有收入分配下所形成的全球总需求吸纳不了全球总供给。收入分配不公首先体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公。全球各国可分为金融和创新垄断的国家、制造业国家和资源性国家三类，金融和创新垄断的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利用金融体系控制了大量资源，通过垄断定价，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取高附加值，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制造业国家的产能利用，也可以看作消费性国家；制造业国家主要是以中国等低端劳动力资源充裕的国家为代表，参与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将原材料和能源转化为消费品，获取不同的附加值；资源性国家包括许多资源丰富且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国家，它们为全世界提供原材料和能源。随着全球垄断程度日益加深，在汇率制度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在全球各国之间的收入分配之中，资源性国家处于最底层，制造业国家其次，金融和创新垄断国家占据了优势地位。

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首先，互联网等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得原本由地域形成的市场隔阂被打破，行业中的领先者可以较为容易地占领更广大的市场，加深垄断程度，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以影视剧为例，由于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观看世界各国的影视剧产品，一些原本在相对封闭的本地市场有一席之地的产品便迅速被淘汰。其次，一些现代商业模式与传统行业如农业和手工业相比，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线性关系大大减弱，因而提高了收入上限。例如，在软件业内，一款软件只要被开发出来，由于复制成本极低，它所能带来的销售收入在理论上几乎没有上限，而在手工业，每一件商品的复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从业者的收入严重地受到时间精力的限制。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不同，扩大了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再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未来的财富能够提前变现，加快了财富积累速度。由于收入不平等扩大，中下层的购买力上升十分有限，加大了这些家庭借债的可能性，银行和金融机构出于逐利目的也乐于为这些家庭提供信贷，从而引发金融不稳定。

二、如何走出危机

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来看，固定资本投资是从萧条到复苏的关键。在危机后期，资本家进行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带来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这些需求促进了生产相关产品的行业的恢复，提供了大量新岗位，减少失业，从而拉动了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促进生产消费品的行业的复苏，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进入危机复苏阶段。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固定资本投资将在拉动经济复苏的同时，为下一次经济危机创造物质前提。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推动了生产的快速扩张，社会生产的扩张速度超过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由于购买力不足、生产过剩而再次陷入危机。从1847—1867年，大约每十年便会有一次危机，1867年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变得更加深刻而持久。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循环只有借助革命性的技术进步才能打破，只有有技术进步的固定资产投资才是走出危机的根本性力量。

除了技术革命之外，从长期来看，可以继续在“新大陆”利用既有的旧技术，通过空间扩展，消化已有的产能，解决失衡问题。在大约20世纪之前，“新大陆”指尚未开发、没有建立现代文明的土地，例如，“五月花”号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以及尚未被殖民者占领的非洲地区，发达国家将技术和制度带到这里，使之成为廉价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从20世纪开始，“新大陆”的含义变成了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较低、因而有巨大上升空间的地区，主要是广大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

从短期来看，主要是以需求管理政策来对付周期波动，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外，针对危机的实质问题，与收入分配改善相关的解决方案能够从更深层次促进复苏。

因此，危机复苏的几种力量可以总结如下：

（一）短期需求调节

1.金融因素。金融市场能够在时间维度上调整供给和需求，通过将未来的供给或需求挪到现在而缓解供需不均衡的问题。政府也可以利用量化宽松、降低利率等政策措施向经济中注入流动性，在短期内调节需求。

2.财政刺激。同样是在短期对需求的调节，通过政府降低税收、扩大支出、调整社会福利等方式提高就业和劳动者收入，刺激消费。

（二）长期供给增长

1.技术进步引发新投资。产出的增长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的贡献和要素投入的贡献两部分，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使得产出沿着同一条生产函数曲线变动，而技术变化将导致生产函数曲线本身的移动，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能带来大量颠覆性的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方式，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产生无数的新的投资热点，从而引发一轮经济增长的长周期。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了除要素投入之外的所有影响产出的因素，通常以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来衡量。

2.结构调整和商业动态。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化等，涉及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以及城乡之间的配置。商业动态是企业层级的资源配置，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存在企业破产或亏损，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会从某个企业流向其他企业，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这种流动便是商业动态。商业动态高，则新成立的企业数量较多，企业规模的变化速度快且幅度大，一家刚刚成立的企业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行业巨头，原本的佼佼者可能在一夕之间消亡，劳动力在不同企业间流动速度也较快。反之，如果商业动态低，则企业规模变化速度较慢，且变化的幅度较小，劳动力流动也趋于凝滞。

在现阶段，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早已完成，产业结构成熟，资源配置改善主要是通过企业间的商业动态来完成。在商业动态较高的情况下，低生产率企业被淘汰的速度更快，这些企业原本占据的资源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从而低生产率企业所占比重下降，高生产率企业的比重上升，经济的整体TFP上升。随着商业动态的下降，资源流向高生产率企业的速度减慢，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整体TFP增速将会变得缓慢。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那就是在某些行业如服务业里，大的全国性乃至跨国企业比起小企业，效率更高且更稳定，因此在由以小企业为主转向以大企业为主的过程中，虽然商业动态下降了，但TFP上升了。

3.“新大陆”的出现。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存在巨大差异，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进一步开发，引入先进技术和经验，改善它们的基础设施，一方面增加了对设备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提高这些国家居民的收入，从而扩大市场。这种开发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结构转型和制度改革、跨国公司投资以及国际援助等。

（三）收入分配

1.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传统的收入分配改善方式包括税收制度、工会力量、福利国家等。在全球化以及现代商业模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普及高阶段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打破垄断、提高竞争程度，促进机会公平，更有助于缩小行业间以及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2.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这可以通过相应的国际组织协调等方式进行改善。

三、对1929—1933年危机复苏力量的解构

大萧条持续多年，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整个大萧条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下降超过40%，1933年的贸易额下降到了1919年以前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在短短几年内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并紧接着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黄金增长期，经济状况远超以往。大萧条时期造成如此惨烈的结果与各国政府的政策应对不当有很大关系，而之后的恢复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货币政策。大萧条期间，美联储错误地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同时，美国政府对银行的管制使得银行无法对货币需求作出反应，美联储放任一些大银行倒闭，产生银行业恐慌并迅速传染到其他银行，进一步降低了货币存量。货币紧缩使得价格和产出下跌，极大地加重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在其他国家，由于金本位制度的缺陷，坚持这一制度的国家内部货币存量不断下降，直到各国陆续放弃了金本位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才开始复苏。

2.财政政策。大萧条的前期，主要发达国家受到政府预算平衡思想的影响，试图以提高税率、削减政府开支来恢复经济。虽然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推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但仍然存在反复，且部分州政府依然在增加税收并削减开支，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新政的效果。危机期间的法国政府对经济危机反应迟钝，在1935年还采取了降低工资的措施，导致失业进一步扩大；德国政府信奉自由放任思想，认为危机可以淘汰不健康的企业，拒绝针对失业问题采取措施，并为了增加收入而大量开征新税，降低工资、削减社会福利，这些错误的紧缩性措施都加剧了危机的严重性。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给予了欧洲大量援助，帮助欧洲解决供给恢复过慢的问题，欧洲各国也都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推动了欧洲的迅速重建。

3.人口结构与社会福利制度。大萧条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都较为年轻，人口年龄结构里青年劳动力占比较大。合理的人口结构为经济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富有创造性的年轻人推动了技术进步，并支撑了福利制度的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相继提高了社会福利的规模，先后建成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改善了收入分配，在缓和阶级矛盾的同时，提高了人们的总体消费能力。

4.技术进步。许多学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归因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技术进步，但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已经有了TFP的大跃进。大萧条时期，尽管经济状况极为糟糕，技术进步却是十分显著的。1929—1941年，美国私有非农业部门的TFP增长率在2.27%—2.36%之间，而1941—1948年只有0.89%—1.2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1966年间为1.31%。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TFP的增长变得非常缓慢。 1929—1941年可以说是美国近一个多世纪中TFP增长最快的年份，即使是在互联网技术爆发的1996—2004年，TFP的增长速度也没能超过这一时期。除了TFP的上升外，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可以从研发投入的迅速增长上体现出来。尽管有经济危机，大萧条时期的研发投入却是不降反升。美国制造业的数据显示，在危机之前的1919—1928年，美国公司平均每年建立66个研发实验室，而在包含了危机期的1929—1936年，平均每年有73个研发实验室成立。当其他部门的就业几乎崩溃的时候，研发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就业人数在1929—1933年上升了72.9%。在20世纪30年代，实际工业研发投入上升了1倍多，后期上升尤其快。这一时期的研发投入部分地是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下商业公司的自发行为，另一部分则是受战争的迫切需要而刺激了对许多工业领域的深入研究，这些领域在和平时期具有重要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其他部门就业的上升，研发部门的就业增长实际上下降了，非军事部门的政府科研投入也下降了。正因为有这样的科研投入和技术进步作为基础，在有了恰当的政策和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之后，发达国家才能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超过二十年的黄金增长期。

5.结构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一步深化，并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也迅速上升。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大大提高，20世纪50年代是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第二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城市供水体系和排污系统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城市生活的便利性，降低了传染病爆发的风险，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的工业和服务业都在扩张，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经济资源和人口都不断地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向大城市集中。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了70%，居住在人口100万及以上的大城市里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了25%。向着城市化和信息化的结构转型，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扩张。

6.收入分配。大萧条时期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经济中，穷人几乎只有劳动收入，而富人在劳动收入之外，还有通过财富投资获得的资本收入，且富裕程度越高，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由于资本收入往往超过经济增长率，如果资本/收入比较高且缺乏合理的税收制度的调整，富人只需要将自己的一部分财富用于投资，便能获得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收入。1928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接近50%，是美国历史上收入两极分化的顶点之一。由于战争的冲击以及最低工资、税收制度等政策的调整，20世纪40年代初，收入不平等有了较大的改善，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收入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35%左右，之后在整个黄金增长期间，这个比例低于35%。

7.欧洲战后重建、发展中国家的解放运动与冷战。在欧洲，战争对供给及资本的消耗和破坏是巨大的，这种破坏削减了产能，原先造成危机的产能过剩问题不复存在，欧洲反而还出现了工业产出增长太慢、跟不上需求增长的情况，美国适时推出的马歇尔计划帮助了欧洲复兴，其中德国的恢复速度尤其快。大萧条之时世界上还有大量积贫积弱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只能被动接受危机的冲击，而没有足够的力量拉动世界经济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发展中国家解放运动的高潮，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地位，独立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不满足于殖民地时期单一的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从而推高了总需求。战争和冷战期间的技术研发产生了较大的外部效应，包括原子能和互联网技术等，对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成果进行深化利用，并直接推动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

以上这些因素中，与长期供给相关的技术革命是否会再次发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带来的资源配置改善、人口红利以及战争的外部效应都不能再现，福利制度在现在的发达国家中也越来越成为拖累。调节短期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大萧条期间表现不佳，但经历了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积累后，在本次危机中有较大的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解放运动已经基本完成，但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依然存在巨大差距，“新大陆”的开发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四、本次危机复苏力量的解构与分析

2009年的衰退之后，发达国家GDP增速依然迟缓，虽然2010年在政策刺激下有短暂的复苏，但随后的几年间经济增长一直乏力，欧洲更是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新兴经济体也不复之前的风光，整个世界的GDP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始终在“2时代”徘徊。与经济疲软相伴随的是失业率上升和投资低迷，发达国家整体的失业率从危机前2006年的5.78%上升到了2009年的8.05%，在之后的三年间也没有明显的改善，2012年的失业率是8.01%，欧元区的情况更加严重。主要发达国家目前都几乎是“零利率”政策，但在资本相对价格降低、同时储蓄率上升的情况下，投资却并没有相应的上升，发达国家整体的投资占GDP比例从危机前的23.3%左右下降到了危机后的20.8%左右。投资的下降在FDI上也有反映，危机之前，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FDI流入都是迅速上升，但危机之后对这两种经济体的投资增长趋于停滞。金融约束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企业手里有许多流动性现金，但却并没有大量用于投资。发达国家企业的现金资产总量在迅速上升，跨国公司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从2006年的9.5%左右上升到了2010年的超过11%，之后虽然增速趋缓，但仍然大大高于危机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从危机前的11.5%左右上升到了危机后的超过12.5%，之后回到12%左右，相比之下上升幅度较小。

与大萧条时期相比，能够带领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的各种力量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自大萧条以来，各国政府在多次危机的应对中吸取了教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传统的自由放任意识已经被彻底放弃，经济理论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本次危机的起因和背景都与大萧条有许多相似之处，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相比大萧条时期要及时、有力、成熟得多。从2007年危机爆发之初，各国央行就开始密切关注危机的发展，并随着事态变化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措施。危机爆发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采取了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连续多次降低利率，几乎都到了接近于“零利率”的水平。此外还创新了多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包括扩大交易对手范围、延长融资期限、信贷支持和量化宽松等。由于及时的反应和适当的货币政策，本次危机里金融体系的恢复快于大萧条。在大萧条中，一直到1936年，金融市场才达到稳定，此时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只有1929年的一半。而此次危机由2007年开始，2009年主要金融市场便恢复了稳定，且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全年涨幅为18.82%，其他股票指数也有明显回升。但这种复苏十分脆弱，对促进实体经济上行的实际作用很可能非常小，因为多数公司主要是把政府注入的流动性用来回购股票，而不是投资。近几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且有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杠杆率不降反升，如果再出现大的系统性风险，由于债务规模比2008年扩张了许多，所带来的破坏性也相应地大了许多。

2.财政政策。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都实行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G20国家在2008—2010年的财政刺激规模分别达到了2007年GDP的0.5%、2.0%和1.5%。除了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外，救助金融机构的措施也被包括进来，例如，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债务担保、注资等措施。由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普遍大幅上升，中国的债务也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世界各国实际上是在依赖金融杠杆来消化过剩产能，因而对经济恢复的推动作用有限。

3.人口结构与社会福利制度。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带来的红利早已结束，人口老龄化使得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造成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但中等收入者的占比上升，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这种状况下的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并可以通过民主选举制阻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福利制度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4.技术进步问题是决定本次危机之后复苏缓慢的关键因素。1966年之后，美国的TFP增速迅速下降，从1966到1996年，美国非农业私有部门的年均TFP增速低于1%，这与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有关。从1996年开始进入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高峰期，一直到2004年，年均TFP增速大约为1.75%，这是又一段TFP高速增长的时期。2004年之后，TFP增速几乎腰斩，再次落到了1%以下。在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中，TFP的增速没有出现像大萧条时期那样的增长，除了2010年的短暂恢复外，都保持在1%以下的水平（见图1）。尤其不妙的是，这次TFP的增速下降并不是由危机造成的，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1996—2004年的高速增长后，美国的TFP增速就已经开始减慢了，因此，即使经济出现了复苏，也并不意味着TFP增长会恢复。

TFP增长减缓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一个有力的解释是，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来说，重要性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或者说，美国经济从技术进步中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少，从而导致了TFP的下降。在美国之外，欧洲国家的TFP增长情况也是不容乐观，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TFP从1995年开始，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增长之后，2009年的TFP回到了低于2005年的水平。由于欧债危机的拖累，欧洲国家的TFP增长恢复更加困难。

关于TFP增长减缓的原因还存在争议，因此尚不明确要如何恢复。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并没有变慢，技术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展的速度也没有改变，TFP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在于利用技术的效率降低了，因而实际产值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距离扩大了。这些学者认为教育和研发投入能提高技术利用效率。但教育和研发投入解释不了美国总体的TFP增速降低，因为在金融危机前后，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研发投入都并没有降低，甚至还有增加。在教育方面，美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96年的13.1年上升到了2010年的13.8年；研发投入方面，2000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是2.62%，2002—2006年下降到2.5%左右，从2008年起又恢复到了2.7%以上。

5.商业动态。美国私有非农业部门的商业动态的下降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2000年之前，商业动态的下降主要集中在零售业和服务业等行业，高科技行业的商业动态是上升的。在零售业及服务业里，新公司数量减少，企业的商业模式从小的家庭式企业转向了更大的企业，如前所述，这种转变促进了TFP的提高。2000年之后，商业动态的下降趋势不仅加速了，而且转移到了关键性的创新行业如高科技行业和上市公司。这些行业在2000年之后的新公司数量急剧下降，以至于在近几年，这些行业的净进入率是负的。企业IPO的数量下降，新上市的公司在成长速度上也比不上它们的前辈。2000年之后商业动态的下降与技术进步减速密不可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是，在互联网企业中，苹果、微软和谷歌等许多耳熟能详的公司都是在2000年之前成立的并迅速成长的，它们不仅重塑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且各自有很强的技术基础，推动了科技进步。2000年之后是脸谱和推特，这两家公司的特点是创造了新的社交方式，但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革新。2007年之后，再也没有新成长起来的能够取得类似成就的企业。与之前的讨论联系起来，可以发现：技术进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速度变低，从而商业动态下降，这一现象从2005年开始已经持续了十年，未来很可能还要继续。

伴随着商业动态下降，劳动力更倾向于在大且成熟的企业工作，劳动力流动性下降，从而导致了就业率的下降。一个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年轻的工作者开始职业生涯格外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很高，跳槽到更好的岗位的可能性也更大。同时，高成长性的年轻公司在创造岗位和提高生产率上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上市的公司更是这类企业里的佼佼者，因此，创新行业里商业动态的下降对于就业和TFP的影响尤为严重。

6.收入分配。相比于大萧条时期，本次危机后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并没有明显的下降，甚至问题更加严重。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下降，并维持了长时间的较低水平，但在2007年恢复到了接近大萧条之前的程度。欧洲外围国家失业问题严峻，劳动收入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衡。除了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之外，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汇率制度等因素也造成了国家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困境，对提振全球总需求十分不利。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大宗商品的出口往往是主要的外汇来源和经济命脉，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会引发严重的货币贬值和经济萧条。近来石油价格下跌对俄罗斯和中东国家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击，而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暴跌则使得巴西的出口增速巨幅下降。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推高了美元利率，更多资本回流到美国，造成新兴市场资本外流，本币面临贬值压力，资产价格缩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甚至泡沫破灭。

7.新兴经济体内在的结构转型和制度问题。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曙光尚未出现时，新兴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和转型是最有可能带领世界经济走出泥潭的因素。由于服务业的TFP增长速度低于制造业，新兴市场国家和希腊等欧洲外围国家在由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过程中，由制造业带来的TFP增长被落后的服务业侵吞，从而拖累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这些国家如果要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变，需要首先改革要素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进行配套的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五、中国的应对

在目前的局势下，由于全球总需求不足、技术进步减速、人口老龄化和不堪重负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已经自顾不暇，无法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好在军事科技的进步和武器的升级使得现代战争的成本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难以承受，再加上核武器威慑形成的核平衡，世界性的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国际环境比起大萧条时期有较大改善，国家之间协调意愿也更强。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已经不能再依赖国际性需求来拉动经济扩张。这并不意味着要闭关锁国，中国目前的TFP尚未到达会受到技术进步限制的程度，因此需要继续引进发达国家的现有先进技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改革，提高对技术的利用效率，提高长期供给能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扩大有效供给和防范金融风险五大任务背后，事实上是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进程。工业去产能和房地产去库存推动劳动力资源和存量资本的再配置；企业降成本和扩大有效供给能提高投资回报率，降成本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扩大有效供给则需要加强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TFP；防范金融风险、金融部门为实体经济让利则有助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在短期需求方面，供给侧改革也能对之进行有效提振。首先是通过户籍人口城镇化等措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有效需求、化解房地产库存，这需要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与要素市场的改革相辅相成。其次，在补短板过程中提高供给质量，满足消费者对于高质量商品的需求，将在海外进行的消费吸引到国内，扩大国内市场。第三，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意义重大；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上升，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在劳动力人口和宏观储蓄率出现大的下降之前，为将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房地产需要侧重于满足改善性需求，做好旧城改造和二次开发。第四，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服务业的需求上升势不可挡，而中国服务业目前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创新的同时打破行业准入限制。此外，服务贸易已经是中国实现全球产业链位置跃升的关键，中国应通过TPP、TISA及中美BIT谈判等途径，积极构建以服务贸易和投资准入为核心的新型国际贸易准则，在获得服务贸易外部需求的同时，提高自身服务效率，实现高质量的经济结构转型。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同时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欧洲外围国家的制度改革缺乏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的成功改革转型不仅能够让自身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对世界经济恢复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拉动意义。但全球化背景也对中国的短期政策选择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都会通过全球市场的反应对中国本身产生反馈作用，甚至可能干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进程。中国应当注重短期政策选择的外部效应，平衡好国内政策和外部政策的有效组合选择，确保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和透明度，加强市场沟通，为供给侧改革创造内外兼顾的有利宏观经济环境。

注：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提升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水平与质量研究”（12&ZD074）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2012ZEE001）的阶段性成果。李宛聪为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