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兄，一路走好！

作者：海波

　　2016年4月29日上午，我和朋友外出旅行，车刚出延安就收到忠实兄去世的消息——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忠实的挚友冯希哲教授发的泣血微信，说陈忠实于当天早上“七点四十左右”在西京医院逝世，享年73周岁。这消息是在八点五十四分发出的，我是第一个跟帖的：“啊呀！这太突然了，才七十三岁啊。”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紧接着我们曾经不多的交往、他对我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他那张楞角分明、皱纹清晰、厚重大气的脸就乱翻翻地交替着在我脑际闪现，先是琢磨“七点四十左右”这个时间，感觉这是猛病，他可能逝世在人们意料之外，接着就又计算开他和我的年龄差了：他七十三，我六十四，只差九岁，他走了，我还能蹦达几年呢？想着想着，就顾不了想他，倒转来想开自己了。直到他去世的消息在网大面积传开，我同车的人以惊呼的方式告诉我时，我才从“自私的颤栗”抽出身来，进而做开了“表面文章”一边请在西安的朋友、著名作家高鸿代我送一花圈，一边四处求人找我和忠实生前的合影，目的只有一个，给写悼念文章作准备。就当时的心情而言，悼念已退其次，文章已抢先机；文章中真情已退其次，在这个特殊时间“露个脸”已成主要目的。这一切在当时真真实实地发生，在现在我实实在地惭愧。写此文前，先把这些说出来，为的是能配得上陈忠实的朋友这几个字，尽管忠诚不足，但也真实有据。
　　我知道陈忠实很早，至今至少有四十年了。最早读的是他的《高家兄弟》和《信任》。后者是因为获奖，慕名而读；前者是因为受路遥之托，细细琢磨。路遥要我把他的《不会作诗的人》和陈忠实的《高家兄弟》、贾平凹的《姚生枝老汉》对比着读，然后给他说说真实的想法。我看后说了我的看法，并从此“盯”上了陈忠实，他的作品只要能找到，每篇必看，越看越喜欢他的文章，越看越想认识这个不平常的“老哥”。
　　说起来也怪，后来我们倒是认识了，但我至今想不起是怎么认识的，只记得他是陕西作协的副主席、主席，但却不在作协院子里住，来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每次都是一身平常装束，有时还推着自行车，衣架上夹着草帽，像个乡下农民一样，很厚实的样子，大家都非常尊敬他，老的也是，小的也是，我则更是。说句大实话，尊敬是尊敬，我当时对他新作印象并不深，仍然停留在对《高家兄弟》和《信任》的欣赏上。1992年年底，《黄土地》的编剧张子良突然惊喜地告诉我说：陈忠实成了，这样的作品不要陕西了，全国也罕见。说着拿出一本当年的《当代》第6期让我看，说这只是一半，另一半在来年第一期。
　　这就是他的《白鹿原》，一部让人看时着迷，过后发呆的大书。以致他获茅盾文学奖时，人们不但没有意外，反而觉得这是迟到了的公正。
　　陈忠实虽然是名作家、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但他平易近人和乐于提携后来者的做派，一般人很难想象出来。别的不说，就说说他对我的帮助。
　　2009年，我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拿去请他指点。他翻了翻书，很诚恳地对我说：海波啊，你不能光埋头写东西，得想办法宣传呀。现在文坛很浮躁，你不想办法宣传，没有人会知道你的，这个时代很残酷，埋没一个人太容易了。我说：这个我也有感觉，可没有办法啊。他想了想说：没事，你自己也努力，大家也想想办法。当时我总以为这是一句“顺口话”，没敢往实处想，只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心想：自己人微言轻，这辈子算完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已经把我的事分别给陕西作协党组书记雷涛和秘书长王芳闻说了，要王芳闻帮我组织一个研讨会；同时还和北京的周明说好了，请他帮我联系《文艺报》辟一专版请专家讨论一下。这两件事在他的推动下都做成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有一点却让我意外：省作协开研讨会时，他没有来参加。事先肯定是准备来参加的，他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说他眼力不行，六本全看不现实，集中看《高原落日》，并几次告诉我看的进度和一些感想，其中不乏赞许和肯定之词。
　　可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他突然打电话说来不了，说长安区有一活动要他参加，分不开身子，并特别解释说，长安是他的家乡，不好推辞，“关于你的作品，我会以别的方式来表示”并表示“一定表示。”听了他的话，我虽然非常遗憾，但也满怀期待，期待着他的“别的方式”。以我当时的理解，他可能会给我写点评论什么的，于是就天天等待着那一天。可惜的是“那一天”最终没有到来，我的热望慢慢地变成了失望。如果换了别人可能会打电话问他，可我却不一样，表面上气壮如牛，骨子里自卑如鼠，怎么也开不了口，现在看，这成了永远的谜了。但我相信陈忠实不会哄我，要么是因为不能告诉我的原因没做成，要么已经做了，只是不想告诉我罢了。我这样说不是“耍滑头”，不是“转弯弯说话”，而是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打那之后我的“风”顺了，并且越来越顺了，这其中一定有他的推动，一定和他有关。
　　忠实兄，一路走好，若干年后我们见了面再细聊。
　　2016-05-03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