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尘缘


流年尘缘
 
岁月如梭,六十余载光阴流连中,尘缘飞絮,留下一些痕迹,踏迹追踪,一些故人故事演绎出一节是一节的时代印象。
我所经历凡尘俗事,显示时代之交的印象是:
一: 五、六十年代之交 饿
二:六、七十年代之交   
三:七、八十年代之交  
四:八、九十年代之交  
五:跨世纪之交             
六:新世纪第一个十年    
一、                  五、六十年代之交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经过农村人民公社化、城镇公私合营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工人、商人,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文化艺人,总之一切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几乎都被组织进了各种“单位”。我家所在的街道辖区内,除了街边摆小人书、挑担子卖“糖关刀”类收分分钱为生的个别“无正当职业者”以外,基本没有其他私有或个体的从业人员。
我的父亲在菜店,母亲在百货商店上班。菜店、商店都属于一个城市街道的公私合营“单位”管辖。家中共五兄妹,除老五出生在60年代初,其他几个兄妹均经历过这个时期。
那会我约六、七岁,感觉从来没有吃饱过。记得积极的撬锁砸锅,把在家制造的废金属交给学校送去大练钢铁之后不久,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用的火柴,烧的煤球等等一切生活所需都要凭票定量供应了。父母拉扯着五个吃长饭的孩子,只能过紧巴巴的日子。
总喜欢屁颠屁颠跟着大哥跑,哥和他的同学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有时候并不直接去学校或回家,而是拐道去城郊附近农村的菜地、藕田里,捉蚂蚱、蜻蜓,抓泥鳅、黄鳝,运气好还能用弹弓弹到麻雀。有时也顺手从菜地里“顺”几颗如莴笋类那种可以生吃的菜头带回,躲在街边某个角落,聚在一起做烧烤。大哥的同学,从书包里面掏出小玻璃瓶,抖几颗用菜油炒得焦黄焦黄的盐巴,撒在蚂蚱、泥鳅等食材上,吃起来那叫一个“香”。
为此撵路,没少挨大哥的揍。每当从有关迹象侦查到哥哥他们将有行动的时候,我就埋伏在必经之路上,远远的等待他们走近,然后悄悄跟在队伍后面。哥哥发现了难免作拳打脚踢状,要轰我走,我撒腿就跑,并不跑多远,又厚着脸皮跟上去。“算了算了,来都来了,让小弟娃一起去吧”总有哥的同学出面劝说,我便总能遂愿。
我家在南岸玄坛庙牛草坪,临街一排,由四、五个门面彼此相连的穿枓房排成,形成街面。
这里以前是一个大草坪,很久以前人们在草坪上放牛,故此得名。现在牛草坪被改建为中心小学与滨江中学共用的大操场了。操场两侧有水溪,溪上有石桥,水溪被层层相连的吊脚楼遮掩,家的后院能听见潺潺水声,却不见溪流,溪流往下,经过玄坛庙正街流入长江。
隔壁是一间街道商店的粉坊,后院有一个坝子,没外人过往相对安静,既是毗邻几家孩童的乐园,也是商店粉坊晒粉的场所。
粉坊的电磨整天嗡嗡响,胖叔叔在这里不停的将泡得发涨、闻起来发酸的豌豆从硕大的瓦缸里面舀出来,倒进木漏斗里面,让豌豆顺着滴水,自动滚进电动石磨,磨成白白的豆浆。
坝子中垒有一个煤炭灶,上置一口大铁锅,只要不是下雨天胖叔叔会生火提粉。
提粉的主要工具有:灶台、大锅、木桶、两尺长短的竹棍,凉晒粉条的木架。
提粉的主要工序为:沉淀、搅拌、漏瓢、过水、捞粉、晾干。
提粉的工具、工序、说起来简单,但手工作坊制作过程让胖叔叔们精湛的手艺、熟练的工艺演绎出来,就舞蹈般的十分耐看,看起来十分精彩。
胖叔叔是个大力士,那沉甸甸装有上百斤粉浆的大水桶他一手提一只,轻轻松松就从粉坊提出来,双手一抬,大水桶就稳稳当当的落在高过我头顶的灶台上。
他跃上灶台站定,一只手拳握漏瓢,另一只手保持不紧不慢的节奏,在漏瓢上拍打,漏洞中徐徐流淌无数的白色粉条,沉入大铁锅沸腾的开水中。
胖叔叔一边操作,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不停的指挥另外两个阿姨用竹棍从打铁锅里面捞粉条,随着他“起了”的一声喊,一个阿姨就把竹棍往锅里一捞,阿姨捞起一竹棍粉条就转身,把一竹竿粉条晾在旁边的木架上,通常配合胖叔叔工作的有二、三个阿姨,几个阿姨随着胖叔叔“起了、起了”的吆喝不停的在灶台与木架之间穿梭。
现在想来,之所以让我觉得提粉耐看,提粉精彩,并不是提粉操作工艺和劳动场面的动态感、节奏感、音乐感,那个年代我从身体到精神全天候充斥着“饥饿”的感觉,哪能产生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现代审美感呢。完全是因为胖叔叔和阿姨们提粉,我有可能,不好意思,有可能不劳而获得到惊喜----可能获得充饥的机会。
阿姨们在提粉的灶台和晒粉的木架之间一颠一颠来回穿梭,刚烫熟就出锅的粉条弹性十足,挂在竹棍上的粉条滑不溜秋的,稍不留意就会掉下一束,阿姨们要捡起来重新回锅,遇到这种情况,毗邻几家的顽童就冲过去,抢那些摔成寸钉长短,不能回锅上挂的粉节子往嘴里塞。
尽管那时的顽童时常饥饿着,但无论什么游戏都玩的很听话,很自觉,很讲规则,也很快乐。尽管大家从粉丝往下掉的那一刻就盯着掉在地上的粉丝不眨眼,但在阿姨继续走向木架挂上粉丝,再转回来捡起掉在地下粉丝离开以前,儿童们是不会冲动的,只能是阿姨返回到灶台,把掉地下的粉丝重新回锅,并确定了不再回头捡第二次以后才开始争抢。
因为排行老三,有人叫我“三胖”,自然灾害时期多数儿童都瘦骨伶仃的,于是有人说我的胖是饿成的虚胖(浮肿)。不管是三胖还是虚胖,总之这个“胖”的共同点,在大家都廋的年代有点不合常态,就凭这个反常的共同点,我有些逗胖叔叔喜欢。
有一次站在灶台边看胖叔叔提粉,跟往常一样随着他的一声“起了”,身旁的阿姨手中的竹棍就往锅里一撮,挑起一挂粉丝转身就走,我明显的见胖叔叔胳膊肘一抬,碰到阿姨的竹竿上,一串热气腾腾的粉丝掉在了灶台边,阿姨继续走,她得将端在手上的粉丝挂上木架上才会回过头来捡掉在地下的,胖叔叔轻喊一声,“三胖”,然后冲我眨眼,我瞬间看出了胖叔叔的默许,说时迟,那时快双手捧起滚烫的粉丝往嘴里塞,全然不顾嘴里火辣辣的烫,三两口狼吞虎咽的把足有半斤多的一堆粉丝吞进口中。
这次吃粉充饥,烫得我满嘴水泡,痛了好长段时间。
二、                  六、七十年代之交 斗:
一九六六年的儿童节,照例要举行庆祝活动,早在三年级加入少先队的时候,我就是中心小学的小鼓手了。现在六年级,已经连续三年在庆祝活动时敲着队鼓走在全校师生的前列,接受校长和少先队辅导员的检阅。就要小学毕业了,最后一次敲鼓,敲得特别的专注,随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少先队队歌声、队伍的脚步声、鼓点“哒、哒、哒哒”的敲响,节奏明快,令人振奋。
校长约莫50岁,两鬓有些斑白,六一节庆典上总要对全校师生讲话,讲一些勉励的话,凡是校长讲话提及到的班级的师生,就会在台下当场激动,尽管激动的表现各有不同,但因此激动是铁定了的,任何人都能明显的看出来。
小学六年级班主任是邓老师,瘦高个,教语文,他朗读课文的同时,不紧不慢的在课堂上迈步,邓老师读起课文声音洪亮、激扬顿挫,荡气回肠,感情非常投入,很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误以为邓老师感情投入到课文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就有同学开小差,殊不知他朗诵着课文不动声色的度到讲桌边,掐断一小节粉笔头,准确的掷向那同学的额头“趴”的一声,惊醒上课走神的人。
邓老师家住市中区,平日住在教师宿舍,有时会叫几个同学去他宿舍玩,邓老师会给同学们讲故事,也要拿出糖果糕点招待到访同学。
同学们喜欢吃邓老师的糖果糕点,喜欢邓老师讲的课文、喜欢听邓老师讲的故事,课文和故事中各领风骚的英雄事迹令人崇拜。几年下来,邓老师们在小小少年心中培养出了凌云大志,在一起聊天时,天南地北北古今中外,社稷天下的宏大题材聊得最多。
记得一九六六年六一节后的某一天,突然,文化大革命就在我们那儿爆发开来。
那天我家门前,也就是玄坛庙小学、滨江中学两校共用的牛草坪操场上,突然来了一些北京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从居民那里借来的板凳站上去,凑近话筒呐喊,呐喊的声音洪亮,普通话比邓老师还要纯正而好听。那时的话筒很简易,就是白铁皮敲打出一个嘴型豁口简单连接的喇叭状物,没有电喇叭的扩音效果好。小屁孩挤不进人圈里,只能在人墙外围翘首打望,却听得明白:父老乡亲们、同学们、我们来是北京××大学学生,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远万里从首都来到了重庆,来到了重庆滨江中学,父老乡亲们、同学们,党内出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妄图推翻……
我在人群外围,听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只听得小心肝砰砰的跳,紧张的觉得马上就要天塌地陷了。
不一会儿学校的老师来了,街道居委会的干部来了,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听到这些骇人听闻的呐喊,他们也不敢认定是不是反革命口号,不知所措。紧张的商量后决定由街道书记和派出所长出面,试图与北京来的大学生沟通。话筒安静了不到一分钟,沟通无果,喇叭里面又响起了纯正普通话的呐喊:同学们、同志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那天,牛草坪操场一直喧嚣到天黑。接下来的几天表面上一切如常,我们依然上学、放学,可心里面并不平静,人人表情严肃,都把担忧写在脸上。
第三天,重庆十一中的学生,也来到这个操场上,用同样的行为方式宣传着与北京大学生们同样的内容。如果说北京学生大家不认识,缺乏信任度,但十一中这些周围邻居长大的高中学生(我大哥也在这批同学中),知根知底的,不会这么不着调的打胡乱说。大家才觉得党内真的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于是,我所能见的周边,文化大革命以势不可挡之势爆发了。
中心小学高挑儒雅的邓老师,滨江中学两鬓斑白的吕校长等一些平日里颇受尊重的人被红卫兵押上操场,与地富反坏右份子同站一台挨批斗。
五六年级的小学生领到了红小兵袖章,停课前,老师要求红小兵们跟着红卫兵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操场边我家那一排门面,成为贴大字报的好地方,大字报多是来至北京的消息,打到三家村、砸碎黑帮店,深挖在中央的以某某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等,那面墙上刷大字报的频率很高,这张红卫兵战斗队刚贴上的大字报很快会被另一个战斗队的大字报覆盖。这样用不几天,墙面形成厚厚的一层纸壳,比妈妈扎的手工布鞋鞋底还要厚,当厚度达到一寸多以上时,终于最里面那层纸不堪重负,整片纸板就会掉下来,供我卷起来扛回家当柴火烧。
门前街面出现一张某红小兵战斗队贴的大字报,揭露落网右派邓某某的反动言行,说邓某某早在反右运动时就该揪出来,虽然反右运动中没有定位右派份子,侥幸落网,从市中区某中学发配到南岸郊区小学来教书,依然贼心不死,教学期间只重视培养黑五类子女,对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子女毫不关心云云,并举事实为证,进他宿舍去的学生都是出身不好的子女,读到这里我心跳加速,好不紧张,幸好进邓老师宿舍的学生没有被点名。
大字报说反动分子邓某某竟敢公然污蔑伟大领袖,说一件衣服无领无袖就不成体统,不成其一件衣服(那时尚没出现跨时代的胸罩吊带背心类的时髦服饰)可见领袖对服装以及对人类服饰文明发展之重要性。邓某某还放狗屁说一件衣服衣领和衣袖最容易脏,真是在放似可忍孰不可忍的狗臭屁,打到邓某某!火烧邓某某!这个红小兵战斗队用红笔把大字报中邓某某这个名字都打上了大大的×。
我猜,写这张大字报的红小兵战斗队里混进去了一个我一样的黑五类子女,因为那次在邓老师宿舍,邓老师讲解领袖一词时,只有四个同学在场。我们四个同学中究竟谁是告密者呢?这个质疑久久不散,难以澄清。
文革爆发时我的两个哥一个读高二,一个读初二,都参加了红卫兵,他们都到外地串联去了,红小兵领不到去外地的火车、轮船票,但可以在市内免费坐公交、乘轮渡。
开始,我这个没有参加组织,但领了袖章的红小兵跟着附近中学红卫兵战斗队活动,后来红卫兵们分派了,各派之间争斗,架起高音喇叭争斗不休,再后来开展起了激烈的武斗。红小兵跟不上文革发展的大好形势,渐渐掉队,学校停课了,小屁孩们就自己找乐子玩了。
停课闹革命有三年多时间里面,我们在市内各地,市中区沙坪坝、杨家坪、江北嘴等闹热的街头到处跑,疯玩。
在阶级斗争在天天讲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被烙上了阶级烙印,非无产阶级出生的人血统不正,难免低人一等。
我的两个哥哥分别参加了不同的派别,他们都把时间投入到火热的运动中了,很难同时回家,偶然回家相遇,两兄弟会在饭桌上争吵起来,争得面红脖子粗,这让本来出生有点问题的父亲更加惴惴不安。
哥哥们不常回家,也许当时就不知道,我家原定为“小商”的出身成分出现了新问题。
我偷看过父亲压在床头的申述材料,主要申述他在抗战时期国民党队伍里任的什么职务、当了几年兵,哪一年回家作的生意,证明人有哪些等,有人证明,组织还是不能信任。参加过国民党的人必须继续接受改造,我还偷看了父亲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深刻检查。那段时间,我甚至担心父亲会象其他人那样承受不了压力随时自杀。
我是亲眼全过程看见过文革中一个活生生的人自杀的。
一次,几个同龄伙伴相约,从菜园坝步行,沿铁路去杨家坪的动物园去玩。
小伙伴们东倒西歪,蹦蹦跳跳的比试谁一次性的在铁轨上走得更远。走到黄沙溪与谢家湾之间,嘻嘻哈哈的超过了一个铁道上的步行人,孩童们的欢快情绪引得到了步行人回应,当我们超过他的时候步行人冲我们微笑,他原本沉重缓慢的步伐轻快了一些,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离得并不太远。
一会儿,我们身后传来轰隆轰隆火车的声音,步行人从后面大声喊:小鬼快下去,下去,危险!小伙伴们笑着拥上了轨道旁的人行道,突然,有同伴发现那位步行人还在在轨道上走,于是调头高喊:叔叔下来、下来、火车来了危险。我们万分惊讶的看到叔叔向我们挥挥手,却继续朝前走。轰隆轰隆,火车头从弯道钻出来离步行人百米,他继续朝前走并冲着我们笑。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他还是继续朝前走并冲着我们笑。火车离步行人很近了,不足十米他忽然转过身去立定,同时高举双手面对巨大的火车头,像是欢呼,也像是兴奋的迎接死神的到来。
刹那间,我停止了呼吸,眼睁睁看见火车一闯,步行人的身体分裂成几大块在空中飞,最大那一块抛在距轨道四、五米远的人行道上。一摊人肉,摆在我们站立的面前,那是人被强力扯碎的下半载肢体,可以明显看见摊在地上的腿部肌肉还在抽缩跳动。
眼见活生生的人瞬间死在面前,我们被惊吓得哭了起来。
各派红卫兵为捍卫伟大领袖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斗,不知不觉间几年过去,当我们从少年变身为青年那会,终于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学校进驻军宣队、工宣队、武斗平息,复课闹革命了。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本应读三年的初中就只读了两年(其中有数月学工学农时间),两年后我们都去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三、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    
长期处于激情澎湃的文革、精力长期亢奋后,突然上山下线,那漫长而孤寂的落户时光,并没有使知青年轻而敏锐的感知能力变得迟缓,城乡生活环境、城里人乡下人的生活状态的巨大落差,对自己乃至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充斥知青的生活,引人思考。
仁同学最爱思考,他是较早一个跟不上红卫兵步伐从文革的急流中掉队的红小兵,小学和初中我们都同班,是个小团伙的娃娃头,那次铁道上眼睁睁看见活生生的人自杀在面前时,唯有他没有哭。
但从此后任同学开始玩孤独,不再裹小伙伴玩。爱当独行侠,曾光顾过附近几好几个学校的图书馆。故,后来知青串门,可以在他那里借阅市面上少见的书。
我与支边同学通过书信讨论价值观,难以形成共识,一次知青聚会,讲给同学们听,却依然众说纷飞,仁同学翻开一本大著作说,恩格斯早就批判了劳动创造价值论,还科学的证明了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任同学引用导师导师语录,高屋建瓴,轻描淡写的把我们的思绪和着纠结,引进到一个更高的、云里雾里的层面。
任同学长得不显眼,是个廋伶精怪的小个子,却获得了在知青们面前背着双手昂头挺胸,来回度步的资格,知青相聚时,一旦逮到听众,他就斗鸡般昂头挺胸,来回度步,发声格格,宏篇大论、滔滔不绝。
我们村里有个社员闲时就去长江打渔,有时我会顺便搭乘他的打渔船,一叶坞蓬轻舟顺水漂流,这样去赶场,令人很轻松。
这天散场,要搭乘渔船回生产队,远远的看见任同学蹬坐在渔船沿上,船头架起一张画板,在哪里煞有介事的写生。他并不在本区落户、应该不认识我队的队员呀,疑惑间,社员边撑船边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北京来的记者同志,要到我们那儿去体验生活。
哼,猪头上插根葱装大象,装嘛,我闷!但终究还是没有戳穿这只斗鸡的谎言。返程途中坐在坞蓬打渔船上,船徐徐离岸,在被十里大石滩隔断了主流的那湾长江回水沱里面,搭回水上往回飘。
 
斗鸡合上了画板,我配合他装大象,听这位“北京来的大记者”海阔天空滔滔不绝的侃大山,划桨的渔翁,听得一愣一愣的。他郑重、神秘,又中气十足的说:你们知青马上要回城掀起第二次文化革命的高潮了,这次回去不仅是文斗、还要武斗,因为军队出了问题,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从飞机上掉下来了,总理和中央文革某首长拍了桌子,连毛老人家都说了文化大革命要三五年又来一次,这次要揪出来的有某某和某某,某某想保但保不了,斗争很精锐,你们知识青年是革命接班人,未来是你们的,乱云飞渡任从容,激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可惜这次相逢后,再也没与“斗鸡”见过面,不久有消息传来,他企图从香港偷渡出境叛国,被遣送回老家关起来了,后来听说他得了精神病被送进疯人院,再后来这一只能思考善表达会撒谎的斗鸡死了,他死于26岁。
有书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滚滚红尘、时代大潮中,你这只虫子般的斗鸡呀,思考个啥呢,嚷嚷个啥啥,大局、大势、大规则、大秩序下你折腾个啥,你随波逐流就不行么。
流言泛起微波,终究卷出了狂澜,那个时代,大事件频发:
 先是周恩来逝世,京城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恩来。
 从京城民主墙飘出悼念恩来的诗歌夹带杂音的标语标语满天飞,引发诸多情绪,4.5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唐山7.8级强烈大地震,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受重伤。 
 接着毛泽东逝世,一时世人惶惶。
 不久,中央揪出“四人帮”
北京四五事件平反,媒体发起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摸石头过河、白猫黑猫逮老鼠、抓效益的宏大游戏开启。
 
三、                  八、九十年代之交     
70年代末的计划计划经济、80年代发展商品经济、到90年代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伟大目标,期间十多年。
那时,社会制度尚未建立,对老百姓而言,打破了铁饭碗,必须自找吃食,自谋生路、自求发展。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口号鼓舞下,在全民摸石头、逮老鼠、抓效益、求生存、谋发展的竞争游戏中,为了让独生子女们不再向我们那般饿肚子,我们这一代工作生活就特别的忙。
由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读书竟考的压力特别的大。所以,我们的下一代独生子女即80后一代,戴眼镜的指标,极大的突破并颠覆了我们这一代。
总之这是一个人人求生存谋发展,竞争激烈的大时代。
经济改革从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着手,逐步展开,追逐计划内外商品的价格差成为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手段,一段时期,在人人要打拼,打拼才会赢的歌声激励下,财富在积累、社会在进步、同时权钱交易产生的“人脉关系”蔓延,滋生出腐败。
八、九十年代之交天安门发生了一场以反腐为起因由头,结果却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近朱者赤”也许我沾有“仁斗鸡”爱思考的恶习,在计划与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稍加审时度势就有了新发现,就能产生新创意、为了把这些所谓创意转化为具操作性的项目,就不停地跳槽,我1985年下海,在这个单位实施完一个“项目”又蹦跶到另一个单位去开展另一个“项目”。这些所谓新创意、新项目并不形成体系,落实他们不仅要跨行业,还要跨区域,要在不同的城市去实施。由于个人与环境之间、信息不对称,能量等级不在一个层面,无论我怎么思考怎么忙,怎样长年奔波打拼,常常一个项目完成,到手的结余不够启动另一个项目。加上我这人不大会维护“关系”就难以形成利益共同的“人脉”资源。所以在竞争激励的年代,始终是混得不咋滴。
 
空忙十余年,终于在90年代中期,我从竞争激烈的内地大城市躲进祥和的西藏去谋生。
90年代的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大街上有稀疏的人们和车辆穿行,也有牦牛藏猪们在大街上悠闲的漫步。不难发现,西藏农牧民耕种与放牧的方式与内地不同,内地是把牲畜圈养起来,让庄稼不被侵扰,西藏的农牧民是把庄稼用石块木栏围住保护起来,而让牲畜自由自在的敞开放养。
还没能充分体验藏族同胞悠闲自得的生活方式,就忙开了,进藏不久的1996年十月,我们在拉萨西藏饭店成功的举办了“首届内地与西藏企业家交流务虚会”会议有深圳大学某教授牵头的,来至全国各地的,十多人组成的专家团、十余家国内知名品牌的企业家代表到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光临。可见我这个阶段的老板人脉之广,功夫之足,神通之大。
会议成果为:自治区领导表了态,欢迎内地企业来西藏投资,同意内地某企业投资参股设立西藏阳光农业公司,对林芝地区易贡茶场进行兼并改制。
                                                                    西藏高原那通透的天空、林芝尼洋河畔彩色植被婉约的河流、那云遮雾绕,偶露峥嵘的南迦巴瓦山峰、西藏高原天然袒露出大自然的美,说与不说其实都在那里,相信去过的人都有深刻的领悟和体会。
易贡一词藏语语境是美丽得让人心动的地方,易贡藏布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东南加察冰川,冰雪消融汇流成河,急奔而来,清澈的河水奔泻至易贡时逗留了一下,形成了约五公里长2公里宽的易贡湖,湖水清澈美丽,在静谧湖湾中稍作恬歇,又由北向南狂奔而下,穿过318国道通麦大桥,直奔雅鲁藏布大峡谷,
场区公路从通麦大桥,沿易贡藏布而上,穿过崇山峻岭直达茶场,全长45公里,场部设在25公里处的易贡湖畔,开阔地面上盖起群红砖青瓦的小洋楼,登上洋楼凭栏远望,兀自耸立的铁山倒影在易贡湖面摇逸,有朵朵白云悬在山腰,四周是茂密的原始深林。远处是延绵无尽终年不化的雪峰。
内地民企组织资源参与西藏偌大国企改制,诸事繁杂,阻力颇大,耗时颇长,忙的一塌糊涂,无需细说。
一晃,时间进入跨世纪之交。刚刚进入新世纪,2000年的4月,易贡茶场遭遇特大自然灾害,灾期抗洪救灾历时半年.半年救灾期间忙得得几度死去活来。
     
一次巨大落差的山体滑坡,冲击得易贡藏布两岸山崩地裂。形成易贡藏布堰塞湖。灾害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派来了相关专家,自治区副主席驻扎现场亲自指挥,指挥部设在通麦桥旁一个兵站。指挥部设立两个部分:其一由各级一把手挂帅、相关部门具体负者堰塞湖的排洪泄洪,其二由地委书记挂帅,阳光公司具体负责灾区职工群众的安全和安置。
由于充当了阳光公司日常经营负责人,自治区副主席当着指挥部单位各部门首长的面,向我宣读一份任命书,两条自治区救灾指挥部命令以及一个口头补充:任命我为第二指挥部的付指挥驻扎茶场。命令的第1条是抢险救灾期间,若因大灾死了一个人,拿你是问,第2条是抗洪救灾期间要有四个保障:即要保障灾区职工群众有饭吃、有房住、伤病员有病可看,学生有书可读。
他口头补充了一条要求:两条命令的执行情况每天至少一次要亲自听到你的当面汇报。
易贡茶场是一个县团级别的国有企业,,灾区有400多户职工,连带家属3000多人。企业办社会是当时国企的一个常态场,易贡茶场办有学校、医院、公安派出所是一个交通封闭、自成体系的小社会。
堰塞湖天天见涨,专家预测的水文信息保密,灾区灾民不能知晓,半年来,灾民住宅般了一次又一次,从湖畔避到高地,再次由高低被逼搬迁进两侧山谷。日以夜继的组织劳力转运救灾物质、布置并检查各队的“四个保障”那种的工作强度,至今回想也令人心悸。
我每天日程是每天上午在堰塞湖上游区域奔波,下午朝通麦指挥部跑,黄昏,连夜要召开茶场指挥部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当下工作。直到数月后堰塞形成的大坝决提一泻千里的那一天,才中断了累死人的来回奔波。
蓄势已久一朝爆发的山洪势不可挡,冲刷两岸浮土,20余里峡谷直接裸露出峥嵘陡峭的山崖石壁,易贡茶场对外交通完全中断,我和3000多职工群众被困在灾区。趁机小恬,抓紧休养生息。休养十余天后,通过电台喊话进来,务必尽快设法脱困,到拉萨上报灾后安置重建方案。于是由一小队会狩猎的藏族同胞带路,按前辈狩猎人传说中的方向路径,翻山越岭趟冰川,在原始深林中跋涉,五天以后,丛林中终于发现了马粪,一行人兴奋围着马粪欢呼,见到马粪,标志着我们终于死里逃生,从回人间。
现在回想起来,那场长达半年的劳累,令我积疴成疾的并不是两条命令,而是那一条口头补充,让我每天步行往返20多公里,易贡藏布的雨季,空中水分浓郁,风雨中,这个距离快速穿梭令人气踹嘘嘘、歇斯底里,至今留下敏感性的哮喘病根,每逢雨季无论怎样保养都要发作气管炎。
因祸得福,易贡茶场灾区因山体滑坡与洪流冲刷裸露出地质地貌特征,后来申报并建设成一个国家级地质公园。
   跨世纪之交 
一旦从回人间立马制定灾后安置重建方案,逐级上报,待进入灾后重建资金到位,开始相关重建项目(插一句,此前我所带领的重庆公司派驻西藏工作的团队,多是老板的亲戚,这种团队的内耗,不消说“你懂的”)的时候,老板体谅我的辛劳,派来一批新人,接替我的工作,并留一个闲职让我享受顾问般的待遇。
接替我工作的老甘是个转业军人,待人处事很有些“当兵的”味道。果敢能干,处理起茶场事务、维护上下左右关系,都能得心应手。新来的办公室主任钟妹儿、财务科卿妹儿很快进入角色,履行职责。
新人到位不仅工作得力,生活上对我亦照顾有加,让我一直紧绷的身心逐步放松,于是我也很自觉、很惬意的进入了老板赐予的闲职角色。
至此,当年48岁的我,提前步入了令今天的中青年们羡慕的“慢生活”时代。
灾后重建工作,自然在不紧不慢的进行,至于工作进度,现摘录一段2003年地区农业局关于灾区恢复农业生产的汇报材料,诸君可忽略跳过。瑾供感兴趣的朋友扫描一眼:
         林芝地区易贡茶场1998年(备注:阳光公司注册于1997年低,成立庆典在1998年初)改制第一年战胜特大洪灾,创出珠峰圣茶系列产品,取得了好的效益,1999年实现扭亏为盈。
20004月茶场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党中央、国务院、国家计委、农业部、自治区和地区给予高度重视,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企业组织职工群众抗救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根据自治区关于灾后重建要实现“两新一好”的目标和“三个代表”的精神,在区、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茶场制定了“在易贡恢复重建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在八一建设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的灾后重建暨职工安置的整体方案。该方案经地委、行署上报自治区,自治区政府200087召开的救灾重建专题会议原则通过(自治区[2000]105号会议纪要),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关心。根据国务院《研究西藏易贡河水下泄的恢复重建和救灾工作的会议纪要》(国阅[2000]42号)的精神,自治区计委、区农牧厅向国家计委、农业部上报了《关于申请易贡茶场灾后重建资金的请示》(藏计农[2000]814号)申请资金 xx千万,现将资金使用情况汇报如下……。
打住,珍惜生命就要少摘公文,多叙几句尘缘闲话。
挂起闲职,我慢慢体会当地人的生活,主要是早年进藏的汉族“老西藏”们的生活。
其时,早年随18军进藏垦屯戍边,扎根高原那批老西藏的第二代已经成长中坚力量,易贡茶场办公室、财务科、电站都有出生在易贡的第二代老西藏,成为各部门骨干。    
场办公室王主任与我同龄,平日里语言不多显得有点忧郁,写得一手好字,但凡茶场有迎来送往、庆典活动、重要会议那些横幅标语都是出至他的手。王主任是四川南充人,娶了个易贡藏族金花,金花媳妇阿娜多姿舞蹈跳得好。所以在他家既能品尝麻辣川菜又能迟到地道藏餐。在他家做客品川菜吃藏餐、喝酥油茶,金花带领他们的两个女儿端着青稞酒,唱起敬酒歌,载歌载舞的场面很是热闹,氛围很舒服。
可惜王主任死了,他是随着我们留下的足迹与第二批翻越原始森林逃离灾区的队伍,死在已经翻越过去的雪峰下的。闻讯后我们派人重返那里找到他的尸体,埋在在离八一镇不远的尼洋河边一块不大的墓地里面。
夏会计夫妇都是出生易贡的第二代“老西藏”,他们和两个小孩乐观而好客,待人热忱,无论是平时里接待外面来的各类工作组、还是救灾期间驻扎场部的上级指挥部成员,公事完毕都喜欢去他家搓麻将牌。
可惜豁达乐观总是笑哈哈的夏会计也死了,他也是第二批徒步翻山越岭脱困人员之一,脱困不久,他骑一部摩托车,去行署报送茶场灾后安置重建材料途中发生车祸,与行驶的一辆卡车相碰,被撞死在八一镇的大街上。
老西藏们垦屯戍边一生奉献于高原,他们的第二代竟然前仆后继牺牲在高原.
逝者如斯,令人痛惜不止……。
西藏各级、各部门都有“老西藏”们担任要职,他们中多是当年受“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感召,意气奋发的自愿踏上扎根高原征程的知识青年。
虽然他们没有后来孔繁森他们那些“对口援藏”干部名声大,待遇好,但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更多的先进分子品质,他们身上流露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认识的“老西藏”中有两名公务员身份的朋友,在救灾以及灾后重建中一直与我风雨同舟,朝夕相处,所结善缘,不敢忘怀。
昌局是陕西人,我认识他是在与茶场干部一起去察隅农场考察的路上,他率领地区农业局一队人马从墨脱返回,墨脱是当时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城,两支队伍不期相遇在波密境内的然乌湖边。
然乌湖水反射着高原天空的色彩,一片湛蓝,天上朵朵白云、湖边晶莹雪山倒映在湖面。两队人马在美景中相遇,合成一伙,都在湖边歇息。
昌局眯着眼睛说,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雪崩堵路,眼睛被雪芒刺伤。初次相识他并不多言,我以为他冷淡。后来长相处才知道昌哥是个热心肠的好哥们。
阿炳姓赵,江苏人,为人犹如瞎子阿炳写的“二泉印月”很有味道,耿直又幽默,是自治区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他老婆也是藏族,有双胞胎子女,大双考进内地学校,林芝中学开欢送会我们去送行。
地区体改委副主任的职务和职责在身,我们第一次进藏阿炳就在拉萨机场热情接待,是我进藏认识最早的朋友。抢险期间和我一坚守易贡,度过好多个日日夜夜。
还有更多的藏族朋友常常念念于怀:桑培、旺扎、普布、白马、丁增、狼色、噶次……
我的藏族朋友们呀,以前没人说过,现在你们可知道,正是易贡茶场这场百年不遇的大灾,才让阳光公司领导和任职于各级相关部门的“老西藏”朋友们抓住了大灾撕裂出现的“天机”改变了扩场工(军垦农场扩建时,扩建区农牧民成为没有编制的零时工)身份,把几百名扩场工塞进了国家职工社会保障系统,从此他们获得了国企职工“老有所养”的基本保障。
同一时期,内地进行国企改制、,合并组建国有集团掌控重要资源,其余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一律“抓大放小”很多内地下岗分流人员到原本静悄悄八一镇自谋职业,让林芝地区所在地快速的繁荣昌盛起来。
八一街道在延长、在增加,城镇在发展,八一街面、商铺在增加,门类日渐齐全,林芝是农牧业为主的地区,除有一个停了产的毛纺厂外没有其他工业,但辖区内驻军多多。
针对当地情况,内地沿海某省对口援藏干部提出“关系就是生产力”的口号,各县、各部门纷纷忙着“外引内联”忙着拉关系提高生产力,这样一种“经济大环境”下、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内地来从事服务业的女性自谋职业者日渐增多。小小八一镇一到夜晚总是霓虹闪亮,红灯绿酒、莺歌燕舞,享有了“西藏小香港”的美誉。
从日常经营管理实务中脱身出来,常驻“西藏小香港”往返于拉萨林芝间协助公司维护与发展“关系生产力”,有生意人给体制内工作的老西藏送来生猛海鲜。我作为老西藏的朋友,自然可以分享,这样松懈的工作生活常态,容易引人产生幻想:
当初进藏参与西藏国企改制可以说走在时代前面,顺应也可以说引领了时代潮流,这不内地不是大范围的国企改制了嘛。
但是原计划的内地企业组团投资并未有真的到位,特别伤脑筋的是与茶场合资并控股设立阳光公司时,没有出台国企改制职工分流的相关政策与惯例可循,茶场生产的茶叶收益不足以支付职工工资,这样就冒失的先行一步后遗症,让老板陷入了泥潭,
市场不足以支撑茶场的生存,不得不致力于政策的支持,落实在具体上就是寻求各级决策者的支持。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执政首长五年一次换届的铁律令人担心,虽然说“关系就是生产力”,但行政首长们换届前后如果你站错队,就会转化为“关系就是杀伤力”的呀。
在这样一种利益攸关、命运有关的“关系”中寻找平衡,我的老板呀,你把握得住吗?
资源逐步被国有大企业垄断,社会财富逐步向权钱交易的成功者聚集,这样的摸着石头走,能够维护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吗、这样一种中国特色,能够建设好社会主义国家吗?
2001年突然爆发了911事件,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领头羊遇到了强烈的挑战,看来还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安全一些。
目光短浅的我呀,是不是瞎操心太多。
瞎操心无用,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终于2006年,老板因注册资金没到位本有关部门认定为虚假注册、,又因一笔贷款未还被判咋骗罪,没收全部资产,判刑十五年。
我失业了,这次失业很彻底。
六:新世纪第一个十年    
从高原回到老家,感觉到陌生,山城直辖、发展太快。
我们那批80年代下海创业,如今还存活的企业已经渺渺无几。
知青回城的大龄青年,快闪的婚姻因常年在外,日渐冷漠,终于在公司危机爆发,我被请去协助调查之前,夫妻缘尽,家庭扯散。
50多岁失业文凭不高没有特长的我很难找到工作再就业。
好在我的西藏那段慢生活时光流行“网聊”,而网聊打字不便请秘书,贴一张幼儿学拼音的挂图,学会上网打字写博客。正当回到故乡觉得被被社会抛弃,生活无着落,生命无意义时,从网上漫游中认识了中国幸福研究院的院长徐先生。经徐先生关于幸福理念的开导,让我重新发现何认识了生命的价值。
“爱自己、爱亲人,爱大家”倘若三个层面的爱,由里及外层层叠加,众生博爱,意念之力共振,那是一种多麽宏大的正能量呀,和谐、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地球村,一定会青春永驻,长生不老。
 通过“网聊”认识了一个女网友,再聊、彼此了解;再聊、相互理解;聊呀聊,天天聊,聊上半年多,我俩决定把下半生交予对方,彼此长相守,携手到白头。
在人生最低落的时期,网络让我刷新了世界观、人生观。网络让我遇到佳人,再结良缘,网络呀,真是爱死你了。
妻比我年轻整整十年,也是年轻时遇到国企改制,以后打拼不止,销售、保险、社区服务从事过几种职业,作为一个下岗女职工,她传承中华女性善良而坚韧的品质,独自把女儿抚养成人。
2013年底2014年初,我们前后相差两月都退休了,退休工资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不去找,视乎再也找不出值得再打拼的任何事情,于是就安心享受简单的慢生活。
我们俩参加了知青公会的文艺团队,一周几次排练,间或有演出,既有和大家一起娱乐,也和大家一起同时锻炼身体,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传一些心灵鸡汤,分享一些有趣的段子,慢慢习惯退休的新生活。
我的同龄人已经从社会生活中隐退,妻的同学朋友,还坚守在各行业的岗位上,即为夫妻就应参加对方的社交活动,融进对方的社交圈子。所以我们虽然赋闲,社会生活方面方面面的信息依然源源不绝。
现实的社交生活与电视、网络传来的信息相互印证:国家大力鼓励大众创新。人人创业,可经济增长律依然在下滑,闲散资金找不到投向,人们思想和行为丧失了人人爱打拼的激情,经济与社会生活视乎笼罩某种惰性物质,缺乏活力。
 
古老的传统文化有六十年为一甲子,配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周而复始的轮回之说,不知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观世事,有30年转折,60年轮回的迹象,竟与先古说法大致相符。
上世纪初,五四运动为标志,国人渐醒,49年国共统、匪易位期间近30年,解放后的前30年,推翻剥削阶级,取消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又30年改革开放,鼓励一批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来榜样表率可导致全民致富,可现实是贫富悬殊日益严重,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社会资源与财富明显的向少数人集中。当初推翻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三座大山好像打不死的“胡汉三”,换件衣服又回来了。世事果然会轮回发生吗?
好在当任的执政党领袖发出警告:不除腐败,将亡党亡国,要从严治党,根治腐败,要不忘初心,执政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次引领民族,发出时代强音。
以上对照的是国内局势发展,再看国际风云: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被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展半个多世纪的冷战。两强争霸构成世界的基本格局。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由此结束,20001 “9·11”恐怖袭击打乱了美国一超独霸几乎形成了单极世界的局面,接下来2008年的金融风暴,形成的冲击波动摇着60年前就开始结盟的欧盟根基,导致英国正在脱欧。世界格局处于一种塑型之中,是否发展定型为多极化,是否会出现无序或失序的时期,世界格局走势难以捉摸。
虽然天意莫测,但历史是终究人类自己创造的。
作为渺小的人类个体,犹如一粒蒲公英,看起来自由自在的飞,其实则身不由己。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所谓科学理智思维方式,感官局限在经验或可视的短浅范围,作为自己思考与行为取舍的依据,很难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整体关系出发考虑自己的行为,缺乏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不可触及的良知、正义、爱心。
人总是要有信仰好,华夏自古信仰“天”,殷人称“上帝”周人称“天帝”上帝、天帝都是神,掌控万物,万物生发消亡、运行的秩序称“天道”、“天理”。
六十载尘缘往事。无不印证“人在做天在看”的警世恒言。

 
古老的传统文化还有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一说。以次对照,显然我没有达到前所定的为人标准,30未立业,40在打拼,50应该知天命了,我却心有大惑,尤其不该发生的是60岁了,照古人标准,应该耳顺了万事从容了,可我竟然扛不住80多岁老妈妈的唠叨,引妹妹产生误会,进而发生争吵。尤其是争吵发生在了悟“爱自己、爱亲人、爱大家”的生活真谛之后更令人追悔莫及。
回顾一生,我不算一个前人期待的好儿女。
 作者:梁述华,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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