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阳光在红场(Red Square)附近慢慢褪成金色，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穿过莫斯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堂酒吧。他走过大理石楼梯和一架三角钢琴，来到后面的一张桌子边。一群穿着西装的商人在附近徘徊。斯通露出一丝苦笑。
“我觉得我们得换个地方，”他说。他的制作人莫里茨·博尔曼(Moritz Borman)引着众人走到另一个角落。“这儿怎么样？”博尔曼问。
斯通没有回答。他看见一对年长的夫妇在喝汤，就继续往前走。片刻之后，斯通终于在窗边坐下，这里可以完全不必担心被其他客人听到了。
这样的安全防范已经成为常规做法。这位导演在拍摄《天与地》(Heaven & Earth)时成了佛教徒，为了拍摄《门》(The Doors)而尝试各种迷幻剂。自从他决定拍摄一部关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这位美国泄密者目前藏身在莫斯科）的传记片，斯通再一次用尽一切办法。为了拍摄《斯诺登》，他和博尔曼特别担心美国政府的监听，不止一次全面检查他们在洛杉矶的办公室是否被安装了窃听器。
这期间，这位导演一直睡不好觉。主要拍摄在一个月之前已经结束，现在，斯通来到莫斯科，为该片的大结局拍摄斯诺登本人的戏份。他点了一杯低因咖啡，开始讲述让他和博尔曼带着对潜在盯梢的警觉出现在俄罗斯酒店里的那些事件。“今年1月，莫里茨给我打电话，”斯通说。“他说：‘斯诺登的一个代理人给你打了电话。邀请你去莫斯科。’”
电话是斯诺登的俄罗斯律师阿纳托利·库切列纳(Anatoly Kucherena)打来的。库切列纳代理过俄罗斯寡头、电影导演、几位流行歌手和一位政府部长。2012年，他曾为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助选；斯诺登在莫斯科落地之后不久，库切列纳出现在谢列梅捷沃机场(Sheremetyevo)，主动提出担任他的律师。然后，库切列纳写了一本关于他的新客户的小说。小说名叫《章鱼时间》(Time of the Octopus)，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乔舒亚·科尔德(Joshua Cold)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泄密者以及当在他在机场孤立无援时解救他的俄罗斯支持者。2014年1月，该书出版前几个月，库切列纳给博尔曼致电，询问斯通是否愿意把它拍成好莱坞电影。
“我们一起合作过几部电影来着？三部？”斯通在酒吧里问道。
“五部，”博尔曼说。
当时，博尔曼和斯通几乎不再有联系，拍摄布莱克·莱夫利(Blake Lively)主演的沙滩惊悚片《野蛮人》(Savages)时，两人发生了争吵。“我们吵过架，”斯通说。“你知道，他是德国人，我是美国人。”他没有详细解释这句话的意思。
“他打来电话，我说：‘哦，[咒骂]。怎么又来了，’”斯通继续说道。不只是因为博尔曼。斯通丝毫不想再拍一部政治纪实故事片。他花了20年时间，想要拍摄一部关于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传记电影，结果却看到《塞尔玛》(Selma)已经拍好并且获得好评。然后是关于美莱村大屠杀的电影。美林银行(Merrill Lynch)提供资金，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已确定主演，斯通还在泰国建了一整座村子。然后，2008年经济崩溃，资金蒸发了。“你有过这些伤疤，它们不会消失，”斯通说。
所以斯通有点怀疑。不过，这可是斯诺登啊，他凭一己之力曝光了美国政府针对其公民的规模庞大的监视活动。另外，这位导演需要拍一部成功的影片。在《野战排》(Platoon)和《华尔街》(Wall Street)等早期成功之后，他较新的影片没有获得他期望的关注。斯诺登的故事具备斯通史诗影片的所有元素：政治、政府阴谋，以及最核心的、一位失去信仰的美国爱国者。如果成功，它可能成为那部关于罗恩·科维奇(Ron Kovic)的传记片《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在千禧世代的续篇。1990年，斯通凭借该片获得了奥斯卡奖。
不过，斯通和博尔曼首先需要确定库切列纳是认真的。博尔曼让这位律师寄来书以及两张飞往莫斯科的头等舱机票。书和机票第二天就到了。库切列纳的办公室还给了博尔曼一个电话号码，以防他们还有疑虑。接电话的是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名雇员，这名雇员碰巧还是博尔曼制作的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The Life of David Gale)的狂热粉丝。他们当周就拿到了签证（库切列纳否认给斯通和博尔曼购买头等舱机票或帮助他们快速拿到签证）。
“那些事情发生后，”博尔曼说，“我想，好吧，库切列纳可能真的有些手段。”
从真实故事的角度讲，斯诺登的故事很吸引人。他从一名害羞、羸弱的20多岁青年——充满这个年龄承担得起的那种理想主义——转变为一名政治异见者，这让那些以说故事为生者当中的反体制自由主义者看来，他是个英雄人物。斯诺登在马里兰州米德堡附近的一个联邦雇员家庭长大。他应征入伍，然后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后来成为国家安全局的技术专家。2013年夏，他下载了数千份文件，飞往香港，让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和劳拉·普瓦特拉斯(Laura Poitras)在那里与他会面。
最初的揭秘引起轰动。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仅监视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电子邮件和网络活动，而且攻入谷歌(Google)和雅虎(Yahoo)等公司的网络系统进行监视。《卫报》(The Guardian)公布了这些泄密文件，格林沃尔德最终在普瓦特拉斯拍摄的视频中透露了线人的身份。由于每个人对国家安全的感受不同，所以有些人认为国家安全局的所作所为是必需的，也有人认为那是违宪的。苹果公司(Apple)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称斯诺登为英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称他为叛国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呼吁将他处决。
随着斯诺登成为一个名人、一项事业和一个历史事件，想加入其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部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过他的故事也碰巧推进了那些长久以来需要一位迷人代言人的计划。公民自由律师想代理他。记者活动人士想接触他。出版商竞相出书，包括《卫报》卢克·哈丁(Luke Harding)的《斯诺登的文件：世界上最重要通缉犯的内幕故事》(The Snowden File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Wanted Man)以及《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的《斯诺登行动：西方最重大情报灾难的内幕》(The Snowden Operation: Inside the West’s Greatest Intelligence Disaster)。尽管都打着“内幕”的招牌，这两位作者其实都没私下见过斯诺登。
那些与斯诺登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也详细记录了相关经历。2014年，格林沃尔德出版了《无处藏身：爱德华·斯诺登、NSA与监控国家》(No Place to Hide: Edward Snowden, the N.S.A. and the U.S. Surveillance State)，这本书扣人心弦地重述了格林沃尔德披露这个故事的过程。那年秋季，普瓦特拉斯推出了《第四公民》(Citizenfour)，这部情节紧张、充满悬疑的纪录片讲述了一个谦虚、聪明的年轻人的故事，他藏在毯子里在电脑上打字（该片获得了2015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与此同时，斯诺登到了俄罗斯。他原本踏上了前往厄瓜多尔的旅程，但是美国中途撤销了他的护照，他被迫滞留在莫斯科。对俄罗斯来说，斯诺登就像一只通过开着的窗户飞进来的小鸟——或者就像普京开玩笑说的，一个意外的圣诞礼物。不过，从政治角度讲，他的用处可不小。在经受了美国没完没了的关于人权的谴责之后，俄罗斯政府可能突然之间欢迎一位曝光美国何其虚伪的人物。
库切列纳就像一根救命索，进入了斯诺登的生活，或者至少可以帮助斯诺登充分利用俄罗斯的庇护法律。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库切列纳由普京任命在公共委员会(Public Council)工作，监管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Service)。斯诺登的案子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库切列纳花了一个月时间协商斯诺登的居留问题，然后花了三个月时间撰写《章鱼时间》。
斯通与库切列纳的初次会面非常糟糕（“当时我觉得他很粗暴，”斯通对我说）。这位导演想见斯诺登，但库切列纳说，除非他们同意购买《章鱼时间》的电影改编权，斯诺登不会见他们（库切列纳否认了这一点）。据斯通和博尔曼说，在漫长的周末结束之前，他们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斯通将购买这本小说的改编权——如果库切列纳能够定期安排他与斯诺登见面的话。
2015年6月，我得知斯通正在根据库切列纳的小说拍摄电影之后，初次与他联系。他说那周要再次前往莫斯科拍摄斯诺登，同意我随同前往。一天后，博尔曼给我打来电话。他很恼火。“你的邀请被取消了，”他冷冷地说。
在那24小时里，本杂志联系了斯诺登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律师本·维茨纳(Ben Wizner)，以便安排采访他的客户。库切列纳是斯诺登在俄罗斯的代理人，但在美国，维茨纳掌管相关事务。维茨纳特别愤怒。不只是因为斯通邀请一位记者去莫斯科，而且因为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斯诺登参与一部好莱坞电影，而整部电影的制作似乎是由一名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的律师牵线搭桥。博尔曼后来对我说，我们已经陷入斯诺登多名密使的泥潭。“通过两个渠道可以接触他：一个是库切列纳，另一个是维茨纳，纯粹是政治，”博尔曼说，“一个远远超出你理解能力的政治情况。”
我最终与维茨纳通上话时，他处于善后处理的状态。他对我说，斯诺登不会以任何方式从斯通的电影中获利。“埃德（爱德华的昵称）的铁律是，我不出卖我的故事，”维茨纳说。斯诺登参与好莱坞电影只会助长他的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说他是渴望捞钱的自恋狂。虽说如此，但斯通的电影将被千百万人观看，那意味着它可能影响公众的观点。“我们面临一个两难选择，”维茨纳说，“他可以坚定地保持距离，不管怎样都不参与。他也可以有所参与，但牺牲一点距离。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提供建议。”
据维茨纳说，斯诺登与斯通见面只是为了确保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准确的故事。“我们在走钢丝，一边是与这个项目没有任何正式联系——也不能从中获得任何利益——另一边是不想完全无能为力，只是看着奥利弗·斯通能拍出一部什么片子来，”维茨纳说。尽管最初他感到不安，但他还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也许是好事，”维茨纳补充说，“你知道，奥利弗·斯通写过《疤面煞星》(Scarface)。”
不过，斯通还是前往莫斯科拍摄斯诺登，他的形象会在片中出现，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支持。我说，事实核查是一回事；在片中客串是另一回事。“是的，对此我并不是没有顾虑。”
维茨纳曾通过谈判获得对斯诺登在片中亮相片段的否决权。我们谈话之后，这位律师说，他让博尔曼把那一点落到纸面上。他还重申，如果斯通带记者去的话，斯诺登不会参与。我和斯通最终达成妥协：我不会观看拍摄过程，不过我还是能来会见库切列纳。
几天后，我在莫斯科见到斯通。这位69岁的导演有着前倾的步态和桀骜不驯的眉毛，看起来有点像一头永远准备向前冲的公牛。他从酒店电梯里出来，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当时下着毛毛雨，斯通深鞋油色的头发向两侧翘起。“我有些坏消息，”他说，“我无法向你引见阿纳托利。”他刚见过斯诺登。斯通说，斯诺登跟维茨纳联系过了，很不高兴。“埃德说，他不想让阿纳托利跟你交谈，他说得很清楚，”斯通补充说。
接下来的几天，我守在酒店里。斯通不拍摄时，我们在大堂酒吧见面，他继续对我讲述电影拍摄的情况。
买下库切列纳的小说改编权后不久，斯通带着刚从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获得艺术硕士学位的联合编剧基兰·菲茨杰拉德(Kieran Fitzgerald)返回莫斯科。菲茨杰拉德猜测斯诺登会想家，所以带来一个大行李袋，装满了美国人最喜欢的东西：卡夫(Kraft)奶酪通心粉，Jell-O果冻杯、奥利奥(Oreo)、非凡农庄(Pepperidge Farm)饼干、多滋乐(Twizzlers)、花生酱、斯帕姆(Spam)午餐肉、一顶金莺队(Orioles)棒球帽和一双匡威(Converse)运动鞋。“就像是给一个参加夏令营的孩子送补给包，”菲茨杰拉德对我说。他还塞进了一本他祖父罗伯特·菲茨杰拉德(Robert Fitzgerald)翻译的《奥德赛》(The Odyssey)。“我觉得它很合适，因为埃德也正在努力归乡的旅途中。”
斯诺登和斯通一开始进展得很慢。斯诺登对于一部关于自己人生的电影特别谨慎。斯通则说，不管有没有他参与，这部电影都要拍出来。菲茨杰拉德说，他从中调解。“奥利弗有点像攻城槌，”菲茨杰拉德说，“他见惯了那些强势人物，那些必须降伏的人物，但爱德华·斯诺登不是那样的人。他不强势。他非常敏感。所以我会对他说：‘一切都会好的。他是个好人。这会是一部好电影。’”最终，斯诺登开始放开了一些，回答有关他的童年、他的女友林赛·米尔斯(Lindsay Mills)以及有关在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中可以讲的部分。
菲茨杰拉德返回奥斯汀继续写剧本。斯通则开始抢占斯诺登的故事。在好莱坞，获得图书改编权相当于宣布抢先占有，斯通面临着竞争。2014年5月，索尼影业(Sony Pictures)买下了格林沃尔德《无处藏身》的电影改编权。当年6月，斯通宣布，他买下了库切列纳的书和哈丁的《斯诺登的文件》。这个策略奏效了。索尼开始不安。“现在怎么办？”索尼当时的联合总裁埃米·帕斯卡尔(Amy Pascal)给另一位高管写邮件问道（这封邮件后来在索尼遭黑客攻击时泄露）。帕斯卡尔的同事提醒她关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两部传记的事——阿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主演的《乔布斯》(Jobs)是更早上映，但迈克尔·法斯宾德(Michael Fassbender)主演的《史蒂夫·乔布斯》更胜一筹。帕斯卡尔没有被说服。“奥利弗·斯通不是阿什顿·库彻，”她回复道。她给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写信，激发他改编格林沃尔德的书的兴趣，不过克鲁尼谢绝了。“斯通的片子会拍得很糟，不过它仍将是关于斯诺登的电影，”他在回复中说。
对于斯通来说，计划中的索尼项目就像是战斗的号角。菲茨杰拉德赶出了剧本的第一稿，那年秋天，斯通带着5000万美元的预算和2015年12月这个上映时间来到制片公司。每家公司都拒绝了他。斯通开始确定，因为该片的争议性主题，制片公司想撤掉这个项目。“这就是为什么由大公司来把持制片机构不是什么好主意，”他说。
博尔曼忙着寻找独立投资，斯通则开始了选角工作。他选了约瑟夫·高登-莱维特(Joseph Gordon-Levitt)来担任主角，他父母是加利福尼亚州舍曼奥克斯市的自由主义者，小时候当过童星，现在还有一付讨人喜欢的男孩子气相貌。“他有一种有趣的沉静气质，是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的那种沉静，”斯通说。“他身上有种中立性的色彩，让你越来越喜欢他。”谢琳·伍德蕾(Shailene Woodley)出演林赛·米尔斯(Lindsay Mills)，扎克瑞·昆图(Zachary Quinto)饰演格林沃尔德，梅丽莎·里奥(Melissa Leo)饰演普瓦特拉斯。
2015年初，博尔曼和斯通已经欠下几十万美元的债务，但是资金仍然短缺。最后，制作人拉到一些欧洲合作伙伴，拍摄也推迟了三个星期。在美国，“开放之路”电影公司(Open Road Films)接受了《斯诺登》，这家小型制片公司曾经推出过库彻那个版本的《乔布斯》。
“我们最后要和这家独立发行商合作，这很让人痛苦，”斯通说。
博尔曼说，开放之路其实已经不那么独立。
“我从来没听说过，”斯通说，又补充道。“这样的处境我曾经历过，不过不是在这种程度上，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年纪。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挺艰难的。”
《章鱼时间》(Time of the Octopus)的封面上是斯诺登被放大的脸，以及地球像橘子一样被剥去皮，露出中央情报局的标识。在作者照片中，库切列纳一张圆脸，白发浓密蓬乱，手机放在右耳边，好像正在谈判，看上去的确有点像一头熊。“关于这位逃亡中的美国特工的全部真相，”封面上这样宣告，“奥利佛·斯通正在拍摄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
我从斯通那里拿到了这本书，他把这书给我，还做了个免责声明。“要试一下这个很容易，”他说，“你知道，电影根本不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不过它很有意思。我挺爱看的。”
《章鱼时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晚上。主人公乔舒亚·科尔德(Joshua Cold)在他的俄罗斯律师陪伴下，躲在谢列梅捷沃机场的藏匿处。各章节交替使用两种时间，有的是打了时间戳记的对话，有的是标注为电子档案的对话（比如“File 004.wav”），说明是根据律师录音整理的文字记录。科尔德故事的基本事实听上去很熟悉，人物的名字也很熟悉：书中有两个记者，名叫波依特拉斯(Boitras)和格雷沃尔德(Greywold)，有个组织名叫“米基解密”(Mikileaks)，主办者名叫奥古斯托·卡桑奇(Augusto Cassangie)。书的大部分内容是科尔德和那个律师坐在那儿谈人生，互相引用老子。但是小说中也有一种明显的后苏联时代的调子，读来仿佛是一封写给美国文化的情书——里面提到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B·B·金(B. B. King)、《终结者》(The Terminator)、《顶层》(Penthouse)杂志、大力水手(Popeye)、《X档案》(The X-Files)、保罗·纽曼(Paul Newman)、“邦·乔维”(Bon Jovi)、《蜘蛛侠》(Spider-Man)、《勇敢的心》(Braveheart)、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和图帕克·沙克尔(Tupac Shakur)——但它也像是对美国政府欢快的奚落。“［科尔德］不仅折断了美国鹰的嘴，”库切连纳写道，“而且给了他狠狠的一脚，极尽羞辱的一脚，仿佛它不是一只危险的猛禽，而是一只农村的母鸡。”
在藏匿处，科尔德吃着披萨喝着威士忌，但他担心美国特工来把他抓回去。“相信我，俄罗斯并不是你最糟的选择，”律师告诉科尔德。“你用不着这样怀疑我们。”
科尔德被允许避难之后，宣传攻势立即升级。“我会在俄罗斯工作，找一个住所！”科尔德宣布。“我本来觉得我的余生都会在这座地牢里度过了。”
“就我对普京的了解，他不是一个容易改变想法的人，”律师对他保证说。“一切都没问题。”在小说的结尾，科尔德宣誓学会像俄罗斯人一样喝酒，但是律师建议他先尝试卡瓦斯，这是一种用黑麦面包做成的发酵酒（“这是俄罗斯人的可口可乐，”律师说。）然后他们就离开了藏匿处。
“很奇怪，是吧？”当我问起这本小说的时候，菲茨杰拉德说。事实上，和斯诺登以及《斯诺登》电影有关的人几乎都不愿意谈起它。“关于这本书，我不想公开讲什么，”高登-莱维特说。
根据维基解密(WikiLeaks)，斯通付了100万美元，得到《章鱼时间》的改编权，但是斯通承认，他不打算用这本书，所以这似乎是一笔过于高昂的费用（据报道，索尼付给《美食，祈祷，恋爱》[Eat, Pray, Love]的改编权费用也是这么多）。“我们买下它，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埃德，”斯通解释说。“必须见到他。”
斯通在俄罗斯期间，库切列纳在他最喜欢的餐厅和他在莫斯科外的别墅款待这位导演。“他们产生了一种兄弟情，”菲茨杰拉德对我说。那几次行程的照片好像度假明信片，斯通和菲茨杰拉德戴着红军的帽子（是库切列纳的礼物）露齿而笑，菲茨杰拉德与高登-莱维特还在圣巴塞尔大教堂前摆姿势自拍。在公共场合，他们把斯诺登称为“萨沙”，这个外号是库切列纳给他起的。
库切列纳和我最后终于通上了电话。他说，他写这本小说是因为接到不少“好莱坞代表”的电话，包括编剧和导演。“在某个时候，我自问，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呢？”他说。我问都是哪些编剧和导演给他打过电话。“有很多人给我打过电话，”他回答。“但我现在确实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新闻媒体上暗示这位律师和克里姆林宫有联系，这令他非常烦恼。他说了几个自己为之辩护，对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客户，其中包括被指控为英国做间谍的作家普拉顿·奥布霍夫(Platon Obukhov)。“我从来没有和克里姆林宫达成过任何协议，”他说。“他们说我和联邦安全局有关，但是不好意思，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库切列纳说，他喜爱的那些作家给了他灵感，其中包括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阿尔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你可以说，我小说中的章鱼就是‘老大哥’的直系后裔，”他说。和大多数小说作家一样，他不太情愿讨论自己小说中有哪些章节是基于现实的。“一个人只能对自己信任的人敞开心扉，”库切列纳说。“在这里，他身边没有任何人，最后我就承担了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于是，我们就有了各种私密的交谈。”
他不觉得自己创作这本小说会带来什么利益冲突。“我的书是艺术创作，”库切列纳说。他是无偿志愿代表斯诺登的利益，所以他从没想过利用这种关系牟利。“我没向他收取任何费用，”库切列纳说。“他也没有钱。我写了这本书，是的。好吧，用我们俄罗斯人的话说，我得到了一点点。”
尽管他是推动《斯诺登》电影计划的人，但库切列纳却不愿居其功。“我远远算不上什么，”他说。“我只是个律师。看看我在哪儿，好莱坞又在哪儿！”
当我告诉维茨纳，斯通说他购买库切列纳的图书改编权是为了接触到斯诺登时，维茨纳的声音再次提高了几个八度。“几乎每一个见过斯诺登的人——有几十个这样的人——都是通过我联系的，我们都能安排好，”维茨纳说。他列举了一些名字，包括电影导演道格·利曼(Doug Liman)，以及演员(Jared Leto)和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他给斯诺登带了多力多滋清爽牧场玉米片[Cool Ranch Doritos]以及《社交网络》[Network]和《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DVD）。
维茨纳现年45岁，他从2001年起就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工作。在斯诺登事件之前，他曾努力提起几项诉讼，以加强对情报机构的监督。维茨纳经常说，他花了10年时间用头撞墙，斯诺登一出现，就把墙撞倒了。斯诺登不仅揭露了监控机构的工作范围，而且揭露出政府高级官员经常在这方面误导公众。自从成为斯诺登的代理之后，维茨纳变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地缘政治重要性的人物。揭露出来的内幕从此成为立法改革的重要背景，几乎没有什么比有可能玷污斯诺登的人品和他们共同事业的说法更让维茨纳恼火的了。
可以说，在维茨纳看来，库切列纳已经成了一种潜在风险。从2013年起，这位俄罗斯律师先是宣布，斯诺登在一个著名俄罗斯网站得到一份工作——后来证明这是假消息——后来又给新闻媒体提供他的客户在俄罗斯享受新生活的照片，比如在莫斯科大剧院(Bolshoi Theater)观看歌剧，高兴地拥抱一只名叫里克(Rick)的狗（后来证明，里克是库切列纳一个朋友的狗）。现在，库切列纳把自己的小说卖给斯通，搞得好像这位导演必须收买一名俄罗斯牵线人，才能见到斯诺登——或者更糟糕的是，搞得像是斯诺登由俄罗斯当局保管，现在被借给斯通拍一部好莱坞电影。
维茨纳在美国的反制措施取得了成功。曾经激烈批评斯诺登的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承认，斯诺登实施了一项“公共服务”。奥巴马总统(Obama)呼吁改革电话元数据收集。去年6月，国会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这一法案的直接成因就是斯诺登泄露的内幕。斯诺登慢慢被视为一个头脑冷静的活动人士。据维茨纳说，他在俄罗斯过着自由的生活，在直播视频中露面，发表抨击俄罗斯侵犯人权的评论文章。“我觉得，人们倾向于认为，除非他以某种方式给予回报，否则俄罗斯不可能让他待在那里，”维茨纳说，“但那不是事实。他不仅没有合作，而且还在提出批评。”
我和维茨纳在曼哈顿下城他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咖啡馆会面，我问起他对库切列纳的书的看法。“也许你只需要形容一下我的面部表情——‘他哂笑了一下，’”维茨纳说（只不过他哂笑的同时还在皱眉）。
据维茨纳说，斯诺登没有读过库切列纳的书。“事实上，埃德有更重要的事，”他说，“如果有人说要暗杀你，你肯定也很烦恼。如果你面临终身单独监禁，你肯定也会忧虑。如果有人用俄语写了一本没人会读的书，那不算什么。”
维茨纳不愿谈论库切列纳在斯诺登生活中的角色，不过他承认，库切列纳的角色有点不合常规。“可能在俄罗斯，主导代理律师与客户关系的道德准则和美国的不太一样，”他说，“一个著名案件的律师把客户的独家照片提供给报纸，或者写了一本未获授权的书卖给好莱坞，这如果在美国会很不寻常。”
库切列纳和维茨纳从未见过面。不管可能存在多少别扭，库切列纳谈起这位美国的同行时，还是很热情。“我们属于同一个团队！”他对我说，“本在美国工作，我在俄罗斯工作。如果他想写一本书，我不会有任何意见。”维茨纳对我说，他没有计划要写一本关于斯诺登的书，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纪实的。
“任务完成了，”斯通宣布。
斯通拍完斯诺登的第二天，我们再次在大堂酒吧会面，这位导演的精神好多了。拍摄在库切列纳的别墅进行。那天拍了很久。斯通的想法是采访斯诺登，捕捉到一个感人的时刻，给影片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不过，最初几条拍得都比较僵硬。“埃德习惯于从智力层面回答问题，”斯通说，“不过我感兴趣的是情感方面的，这对他来说挺难的。”斯通最终一共拍了九条。中间某个时候，他们停下来休息，在库切列纳别墅的户外散步。那天结束时，斯通认为自己已经让斯诺登展示出他愿意展示的全部。“他很合作，”斯通说，“他想把事情做成。不过作为演员，他不习惯。我的意思是，他不是演员。我觉得他那天也没变成演员。”
为了让斯诺登觉得更舒服，斯通把工作人员精简到最少。有些人是初次见到这位泄密者，依然有点见到大明星的感觉。“突然，这个小伙子晃着身子进来了——那么柔弱、那么可爱，那么一个充满魅力、彬彬有礼的漂亮小伙儿，”电影摄影师安东尼·多德·曼特尔(Anthony Dod Mantle)对我说，“他就像一个年迈的灵魂活在一个非常年轻的身体里。他的手指像小提琴。”拍摄斯诺登让曼特尔联想到其他一些名气超大、身材较小的男星。“就像博诺(Bono)或阿尔·帕西诺(Al Pacino)，”他补充说，“那些人都是小个子。但是如果你把他单独放在镜头里，他可以和任何其他人一样高大。”
曼特尔拍摄过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和《127小时》(127 Hours)，不过拍摄《斯诺登》被证明是个特殊挑战。斯通认定在美国领土上拍摄这部电影太有风险，所以决定在德国拍，博尔曼能在那里搞到一些税收补贴。为了在54天时间里拍完约140页的剧本，剧组马不停蹄地从慕尼黑赶到华盛顿、夏威夷、香港，然后返回慕尼黑。曼特尔通常在拍摄之前没去看拍摄地点。为了节省经费，只好用慕尼黑郊外充当马里兰州和弗尼吉亚州的乡间，由德国临时演员饰演美国人。“谢天谢地，这些德国人演得很像美国人，”斯通说。
拍摄过程本身也像是一场秘密行动，片子有代号（“萨沙”这个名字已被大家接受），还有详尽的安保规范。博尔曼和斯通担心“萨沙”引起国家安全局的关注，因此避免在电话或电子邮件里谈论制作的细节——“我们都用手写笔记，在公园里长时间地边散步边交流，”博尔曼说——保存剧本的电脑也都是气隙隔离的，从来没有接入过互联网。如果必须邮寄剧本，博尔曼就把手稿打散封装进四个包裹，使用四个不同的快递公司发往四个不同的地址。“或许根本没有人会（脏字）在乎这个，”博尔曼对我说。“又或者国家安全局会笑话我们，‘瞧瞧这帮蠢货——所有通过DHL和FedEx邮寄的东西我们当然都有副本。’”
对于演员们来说，这种疯狂的安排和片场疑神疑鬼的气氛增加了影片拍摄中的情绪。“斯诺登本人当时就处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之下，所以，我们的拍摄也有点这样的氛围，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高登-莱维特说。但他又马上改口。“当然，和他所做的事情相比，拍电影就像在公园散步一样。但是如果有了这些小小的感情触点，会对表演有帮助。”
为了全心体会斯诺登那种有点机械的讲话方式，高登-莱维特提取了《第四公民》(Citizenfour)的音频文件，在睡觉时也重复播放。他还担心片中有些对话感觉太刻意了。“奥利佛非常喜欢表明自己的观点，”高登-莱维特说，“他应该这样做。我也非常欣赏他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说，‘好吧，我也想表达这个观点，但他是一个人，不仅仅是你的喉舌。’”斯通觉得高登-莱维特的方式有时候“太像纪录片”。“我尽可能地尝试戏剧性的一面，”斯通说。最后，菲茨杰拉德坐飞机来到片场，做拍摄前最后一分钟的剧本修改。
2015年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斯通的母亲杰奎琳·戈代·斯通(Jacqueline Goddet Stone)去世了，享年93岁；当时斯通的拍摄已接近尾声。他在慕尼黑曾接到母亲的电话，但斯通觉得不能冒险离开。“如果我去洛杉矶，我们就要停工三天，”斯通告诉我。“我知道她就要去世了，但我觉得来得及。”葬礼那天，斯通还在片场继续拍摄。
斯通去莫斯科拍摄斯诺登本人，这是完成影片所需的最后一部分。但他还在担心——担心影像会泄露、担心片子会被评论家批得体无完肤，也担心斯诺登不喜欢。“我想让他审片子，”他说，当时他正要去纽约做剪辑，打算在夏末重返莫斯科，给斯诺登看一个初剪版。“好吧亲爱的，”斯通说着，起身离开。“纽约见。”
然后他就消失了六个月。
在着手拍摄这部片子之前，奥利弗·斯通已经见过撰写爱德华·斯诺登主要传记的作者格伦·格林沃尔德与劳拉·普瓦特拉斯。斯通与格林沃尔德关系熟起来。格林沃尔德的书在发行前即在好莱坞引发了兴趣，那时他还寻求了斯通的建议。“我脑子里有个模糊的想法，我以为要是他自己有什么兴趣拍这个题材的话，这应该是个说出来的好机会，”格林沃尔德告诉我。
那时候，斯通并不感兴趣，于是格林沃尔德与索尼谈了电影合约。斯通后来又找上门来，说可以给出与索尼一样的报价，但遭到了格林沃尔德的拒绝。“我想他当时有点不舒服。”在斯通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当中，扮演格林沃尔德的扎克瑞·昆图是唯一一个没有通过与原型见面来做功课的人。“我总觉得这有点奇怪，”格林沃尔德说。“我想是奥利弗以为我对他的片子存在某种竞争敌意，或者是他本人存在某种敌意——我不是很确定。”（按照斯通的说法，昆图并不需要去见格林沃尔德本人，因为他的视频在网上多如牛毛。）
2014年春，斯通飞到柏林，与普瓦特拉斯会面。会面进行得不太好。据普瓦特拉斯说，斯通建议她推迟发行《第四公民》——当时她正在剪辑——以便与他自己的电影同步发行。“因为他的电影将是真正的电影——因为它是好莱坞电影，”普瓦特拉斯对我说，“很显然我没兴趣那样做。另一位导演要我推迟发行自己的影片——呃，这有点无礼。”
斯通也很恼火，不过他留下来喝了几杯。他们谈论当时的一些新影片，包括《为奴十二载》(12 Years a Slave)。据普瓦特拉斯回忆说，斯通觉得那部电影太暴力，而普瓦特拉斯认为，鉴于影片的主题，那样的残酷是适当的。斯通变得更加沮丧。“他一度探过身来，假装用手掐我的脖子，”普瓦特拉斯说，“带点开玩笑的意思。我觉得他当时有点醉了。不过，那天晚上不是特别愉快。”
据斯通说，他只是提出帮助普瓦特拉斯发行影片。“我们想帮助她要么和我们的影片一起发行，要么前后脚发行——如果可以的话，”斯通说。他不记得假装要掐死普瓦特拉斯。“我觉得，在和她的谈话中，你能感觉到她特别多疑，”他说。“不过我喜欢她，”他接着说道。“我钦佩她。我看过她的电影。我试图帮助她。如果劳拉指责我试图侵犯或者杀死她，那她是疯了。”
尽管斯通有时特别乐观，但他也渴望得到肯定。他的电影大多很像他的性格：新颖、冲动、固执、特别雄心勃勃。他的电影通常长达三个小时，如果没有得到充分赏识，他往往会觉得很受伤。有一次，我和斯通在一起时，有人递给他一本《孩子的夜梦》(A Child’s Night Dream)——他19岁时写的一本小说。斯通开始大声朗读宣传语。“本书的语言如激流般奔腾，总是充满活力……像萨满教，”斯通朗读了《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的评语。“我没有得到很多好评，不过这个很不错。”我说，从那以后，他得到了很多好评。“你应该去看看烂番茄网站(Rotten Tomatoes)的评价，”他说。他指的是那个影评汇总网站。
斯通的痛苦至少有一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传记电影可能是一个可怕的行业，斯通经常把自己投入历史故事以及现实和虚构的混乱协调之中。与史学家和家族遗产的争论是斯通一直未能拍摄关于小马丁·路德·金和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的电影的原因，也是他不得不等到理查德·N·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去世后才得以拍摄《尼克松》(Nixon)的原因。对斯通来说，他追逐的故事中的真实人物既是他作品的障碍，也是必需的仲裁者。所以他拒绝在斯诺登不参与的情况下拍摄《斯诺登》，所以他对格林沃尔德和普瓦拉特斯的吁请是以他的方式让他们参与进来。
如果说普瓦拉特斯对斯通的提议反应强烈的话，那是因为她之前已经得到索尼的追求。普瓦拉特斯说，该公司买下格林沃尔德的图书改编权后提出购买她的故事——她拒绝了。索尼提出请她做顾问，不过发来的合同却规定该公司将有权使用普瓦拉特斯的录音和笔记。“所以奥利弗前来争取自己的位置时，我已经经历过这种事了。”
普瓦拉特斯是一个谈吐柔和、小心谨慎的女人，她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政府的监视清单上。她拒绝参与各种斯诺登项目并不主要是因为她在保护自己的地盘，而更多的是因为她努力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因为她参与的那个故事已经不再属于她。普瓦拉特斯的基本立场是“斯诺登的故事”真的只属于斯诺登。“在香港时，我本可以让他把他的故事卖给我，但我不相信这个概念，”她说，“那是他的故事，我希望在他愿意的时候由他讲述。”
格林沃尔德和普瓦拉特斯最终都没有反对斯通拍摄他的电影。虽然格林沃尔德自己的电影仍处于筹划阶段，但他认为斯诺登的故事由斯通来讲述可能比由其他人讲述更安全。索尼的泄露文件最终证明，斯通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关于购买格林沃尔德的图书改编权的电子邮件中，索尼政府事务部的一位高管建议淡化新闻发布，把“非法侦察”改为“情报收集”，把“滥用权力”改为“行为”。
“我对好莱坞和斯诺登故事的最大担忧是它们要么变得非常懦弱，完全失去政治活力，”格林沃尔德对我说，“要么进行极具偏见的污蔑。尽管人们都说好莱坞是自由派，但实际上他们与政府关系密切。不管你对奥利弗可能有什么别的看法，我真的为有人将拍摄这部电影且不会出现上述两种情况而感到欣慰。”
今年1月，我开车到斯通位于西洛杉矶的办公室看《斯诺登》的粗剪版。那是一片新办公楼群里的一套不起眼的房间。装饰风格比较杂。既有部落面具，也有印尼抱枕，还一幅切·格瓦拉(Che Guevara)画像和一株孤零零的盆栽棕榈树。
与《第四公民》(Citizenfour)一样，《斯诺登》的场景设定在香港，但是这一次，这个故事呈现出一种由技巧卓越的好莱坞演员重新上演熟悉场景的诡异感。斯通选高登-莱维特演斯诺登是对的。他的表演不像是在阐释这个人物，而是直接重现了这位揭秘者平和的举止和语调。昆图扮演的格林沃尔德很有张力，好像永远处于愤怒状态。梅丽莎·里奥(Melissa Leo)饰演的普瓦特拉斯则让人觉得又温暖又安全，如慈母一般。
斯通在演职员字幕开始滚动的时候走了进来。他患了感冒还没好，但已经恢复了咖啡因摄入，要助手给他来一杯Bulletproof，一种目前很受欢迎的咖啡品牌，用“草饲黄油”制作。“应该会挺有营养，”斯通说。“没有自由基。”
自我上一次见到他，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已经从2015年12月推迟到2016年5月，接着又推迟到2016年9月。斯通在这期间赶着完成影片的制作。其中最大的挑战是节奏。斯通喜欢围绕一系列情节转折、类似战争的场景结构影片，比如影片《门》(The Doors)中的音乐会、《挑战星期天》(Any Given Sunday)中的橄榄球赛，或者《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中的战争场面。相比他以往习惯拍摄的影片，这样一个剧情围绕一名下载机密文件的技术专家展开的故事，显得更加波澜不惊。“写代码不会让人觉得兴奋，”斯通说。“说到底，那是一种有点书呆子的行为——在画面上呈现出来是比较乏味的。”
通过将影片改成一个网络惊悚与爱情元素交织的故事，斯通去掉了现实的乏味。他利用斯诺登与米尔斯的关系，为影片融入了一些情感色彩。影片在香港和对过去的闪回之间来回切换，通过科技舞曲，对美国国家安全局项目的简要介绍，以及用复杂的摄影技巧营造出的紧张的监控场面，快节奏地介绍了斯诺登的经历。（有些场景是透过微小的手机摄像头的视角——也就是现代的窥视孔，还有引人联想的推向瞳孔的镜头。）
但是，它也明显带有斯通的风格。“我并不真的喜欢抨击我的祖国，”高登-莱维特对伍德蕾说。当时他们正漫步经过布什时代白宫前的一场反战抗议活动。“它也是我的祖国，”伍德蕾说，“但是现在，它手上沾满鲜血。”
斯诺登在国家安全局的上司在片中被称为科尔宾·奥布赖恩(Corbin O’Brian)，显然得名于奥威尔(Orwell)《一九八四》(1984)中的那个反派。“大部分美国人不想要自由，”奥布赖恩对斯诺登说，“他们想要安全。”
斯诺登故事的很多讲述者都讲述了一个类似的英雄故事。不过，如果说格林沃尔德的故事是关于新闻工作，普瓦特拉斯的故事是细腻、巧妙的人物研究，库切列纳的故事是俄罗斯小说的一种尝试——一个男人独自呆在房间里，进行良心上的拷问——那么斯通的故事明显是一部商业大片，它以明亮的光彩、宏大动人的配乐和易于理解的情节要点吸引大众。就像维茨纳聪明地预期得那样，最可能把斯诺登的故事烙印在美国人头脑中的应该是这个故事。
斯诺登拒绝就本文作出评论，不过斯通对我说，斯诺登看了该片，表示喜欢。几个月后，在动漫大会(Comic-Con)的一次试映会上，斯诺登通过卫星满脸笑容地对该片表示略带谨慎的赞赏。“它真的让我紧张，”他谈到斯通的影片时说，“不过我想他拍得挺好。”
如斯通所愿，斯诺登在片尾亮相。他出现在库切列纳乡间别墅的一个镶着木板的房间里，那是一个具有异国风情的朴素空间，除了背景里的一瓶花和部分窗帘，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讲话时的斯诺登不是一名苦修者的样子，而是努力想传达出斯通标准的电影台词。“我不必再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他说，“因为我对自己今天做的事感到高兴。”就在银幕慢慢变黑之前，画面中的斯诺登凝视着一扇窗户，脸上露出淡淡的、神秘的微笑。
今年夏天，曾经有过的所有焦虑似乎烟消云散。电影拍完，斯通正式打败了索尼的项目。他曾经感到担忧的发行商开路影业(Open Road)凭借《聚焦》(Spotlight)获得了奥斯卡奖。在试映阶段，《斯诺登》获得了与那部电影类似的评价，大家似乎因此感到乐观，甚至有点惊喜。“一开始我觉得这肯定是搞错了，”博尔曼说。他对我说已经有25年没见过这么高的评分。开路影业极力主张在秋季发行该片，把它稳稳置于奥斯卡参选影片之列（《斯诺登》将于9月16日在影院上映，也就是斯通70岁生日的第二天）。
高登-莱维特被斯诺登的故事深深打动，把自己从该片中获得的大部分片酬捐给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剩下的钱用于与维茨纳合作拍摄一系列关于民主的视频。维茨纳当时正在准备向奥巴马请愿，要求在今年秋季给予斯诺登总统特赦，他希望斯通的电影能帮助改变公众对他的客户的看法。与此同时，库切列纳把《章鱼时间》发展成为三部曲——在续集中，美国国家安全局派刺客去俄罗斯“清除”乔舒亚·科尔德。他希望来美国参加该片的首映式，他在片中以一名俄罗斯银行家的小角色出现，在派对上遇见了斯诺登。“如果我能拿到签证，那么为什么不去呢？”他说。
今年7月，斯通和维茨纳联手举办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场活动。那个晚上被标榜为一场与维茨纳进行的关于监视和爱德华·斯诺登的对话，活动在洛杉矶布伦特伍德社区斯通的都铎风格宅邸中进行。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西海岸的数十位支持者慢慢走入斯通的后院时，这位导演坐在泳池边的一条长凳上，从远处观看这场派对。他炫耀地说，前不久他把该片又剪掉了四分钟，时长缩减至短短的134分钟。我问他是否会一直不断调整。“不，结束了，”他说，“就这样了。现在我死了。”
维茨纳四处闲逛，审视一个安置着金制大佛像的冥想露台。有几个人询问谁在片中饰演他，这位律师给出了一个简洁的回答。“凯文·斯佩西(Kevin Spacey)，重演凯撒·苏尔(Keyser Soze)这个角色，”他开玩笑说，“那个家伙背后的那个家伙背后的那个家伙——就藏在眼前”（斯通的电影中没有出现与维茨纳对应的人物）。
那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俄罗斯的一位安全官员，他认为，斯诺登可能——很可能——肯定是在与俄罗斯情报机构合作。这无疑激怒了维茨纳。“当然，就在这一周，斯诺登每天都在Twitter上抨击普京，”维茨纳对博尔曼说。后者点了点头。这位制作人表示，斯诺登的批评者会说这是幌子。“他们就是这么说的！”维茨纳说，“说这是提前审查过的批评，是为了显示他好像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普京一直在操纵。”
最后，大家来到会场，那是一个灯光明亮的宽敞房间，挂满了家人的照片。《广告狂人》(Mad Men)的创作者马修·韦纳(Matthew Weiner)在一堆DVD旁坐下，里面有他自己的热门电视剧中的好几季。其他人在房间周围的藤椅上坐下。整场活动有一种家长教师联谊会的感觉，不过没有不新鲜的饼干。
维茨纳站起来，讲了一会儿他作为斯诺登的律师所做的努力。在提问时间，有人询问，我们可以信任俄罗斯能让斯诺登安全地待多久。维茨纳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斯通。“奥利弗是俄罗斯专家，”他用带点被动攻击的口吻说道。斯通拍完《斯诺登》后，全心投入到对俄罗斯新产生的兴趣中，宣布他在拍摄一部关于普京的纪录片。近几个月，他陪同这位俄罗斯总统去剧院看表演，在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日(World War II Victory Day)阅兵。“他代表着美国人不想听到的一种不同的观点，”斯通对俄罗斯新闻机构俄罗斯新闻社(RIA Novosti)说。
当另一个人询问斯通拍摄《斯诺登》的经历时，他的回答非常沮丧。“它从每个角度讲都是非常可怕的经历，”他说。大家都笑了，除了斯通。
客人散去后，维茨纳在门厅逗留，欣赏斯通的艺术收藏品，它们描绘的是大多已过世的重要人物。他觉得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一幅照片看起来像史蒂夫·布西密(Steve Buscemi)，还说表情痛苦的贝多芬(Beethoven)实际上是斯通。对面墙上有一幅成吉思汗的素描——那位可怕的蒙古皇帝。斯通说他是自由主义者。
“是的，成吉思汗——被人误解了，”维茨纳打趣说。
斯通微微一笑，仰起头。“听着，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应该替他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