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高校的老师，大多有过与出版社打交道的经历，各类出版社为出版高校教材竞争手段、服务方法都很到位，但始终感觉他们没有引领教材出版信息化的想法，与其说在传统的、低层次的纸质教材出版分额上竞争，不如在教材出版信息化上动动脑筋，争做引领教材出版的变革者。笔者认为：出版社不应只出版教材而应该专做课程。

1、人类社会发展大势

人类社会从生产、生活方式上看，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原始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事实上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进入信息社会。而各行各业的人们，只认为我们还生活在工业社会，中国的工业化还没彻底完成，处于工业化时期，信息化是工业化的延续。其实，德国的“工业4.0”、中国的“工业2025规划”都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轨的计划，实质上是终结工业社会的号角，中国的信息产业，如出版业、影视业、教育业等文化信息产业都应该率先信息化，引领人类信息社会的来临。

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就是中国进入信息社会划时代的檄文与起点。然而，中国各行各业的“互联网+”的具体行动方案又是绝然不同的，目前各行各业的状态是“互联网+”如何“+”？怎样“+”？都没系统的讨论与设计，但商业化的组织机构，尤其是民营的、股份制的现代信息企业反而兴趣高涨，积极探索。而教育的“互联网+”反而没有动静，正如一位省级项目投资机构公务员说的：“教育信息化，现在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其实，中国所有的组织机构在信息化上何尝不是人的思想认识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发展史没有终断过的民族国家，17世纪前，中国是人类农耕文明的第一号大国与强国，由于农耕社会高度发达，政治经济模式固化，农耕社会发展落后的英国与欧洲，率先进入工业社会，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两百年的先驱，美国接着引领人类工业社会的进步100年。工业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若能率先进入信息社会，在21世纪中叶，中共建国一百周年时，再次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没有可能的。关键要看当今、当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信息产业引领作用发挥得怎样？出版业的发展进步，是信息产业发展潮头。

2、出版本应先于教育

“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信息化有先有后，对于信息产业来说，出版业本应先于教育业发现社会发展动向的开山机构。如中国著名思想家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第一个发现与认可的人就是出版社的编辑（用现在的眼光看），在中国近代史上，它对拓展国人视野、启发民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的维新运动。

教育，是一个相对保守的行业，因为它要遵守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没有信息产业成熟的技术变革，教育很难改动其形式与内容。中国第一次教育革命是语言与文字书写工具的发明（春秋战国孔孟时期）；第二次教育革命是造纸与印刷业的发明（唐宋时期）；第三次教育革命是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现的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规律文献传播到中国，1860年代的新式学堂才得以兴起。

“互联网+”的新式教育，本是中国第四次教育革命，它受到从教育部到每一位教师的自觉和不自觉的本能抵制，中国的第四次教育革命没有动力，整个中国的信息社会来临的时间就要推迟。所以，作为教师的笔者，把教育信息化寄希望于出版界，是有其难以逾越的障碍。

教育的核心是教学，目前的“旧式教育教学”的核心，从形式到内容都依仗于教材，教材不变，课堂就很难改变，改变课堂首先就要改变教材。所以，要求出版界改变教材模式，就自然成为中国第四次教育革命的起点。

3、课程≠教材

教材，是供教学用的资料，如课本、讲义等。教材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材指课堂上和课堂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所有教学材料，比如课本、练习册、活动册、故事书等等。教师自己编写或设计的材料也可称之为教学材料。计算机网络上使用的学习材料也是教学材料。

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与安排。广义的课程是指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它包括学校老师所教授的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狭义的课程是指某一门学科。姜大源的课程概念表述更为具体、准确、实用、现代，201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职业教育名词研究》也有专门的课程解读词条。

信息化条件下，出版社如果专做课程，卖的再也不是教材了，是以课程视频为主体的课程系统，与MOOC（慕课）的形式基本相同，但不同类的学校课程绝然不同。

如高职课程是以岗位劳动技能为主体主线，教学的是职业知识，职业知识存在一职多岗，一岗多技能，同一工作包括知识、技术、能力三大部分，技术需要实训，能力需要练习，教育向实践层面转移，课程的复杂程度加大，教师角色也在转变。与之配套的不仅有教材，还有课程网络服务系统与纸质教材、网上辅导与练习、实训指导书与课程相关的系列标准、考试考核与质量监测等等。

从课程的内涵看，出版社若转为做课程的教材出版业务，出版社就转变为网络课程公司了，多个出版社的网络课程公司共同组成中国教育课程体系，出版界的社会角色就变成了中国教育的“课程外包”者。

课程生产是一个团队（包括出版社），课程的产成品要有市场，必须高于购买学校教师团队的教学水平，否则，投入的成本就无法收回。这一机制决定课程生产的优质倒逼，学习者和购买学校的兴趣，教学质量的提高，竞争性又倒逼生产一流课程的机制形成。这就是课程生产外包制的优势所在，课程生产商业化又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明显优于MOOC（慕课）形式的基本法则。

用课程取代教材的出版，既是出版社的本质变革，又一定会促进教育的变革。如果教育自己做“互联网+教学”，中国教育就形成了专业与社会两大课程生产系统，教育质量竞争态势即可形成，并且体系完整，而且二者必然形成一定的分工与竞争同在的新模式。

当然，出版社完全可以坚守自己的现有业务不变，中国没有马云商品照样销售，但一定产生不了网购。当今、当代的中国出版界可以等着社会进步倒逼着改变，我们跟在人家后面继续追超着。

要引领人类社会，必须创新,必须有颠覆性改革。

                                                         2016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