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已进入社会主义改革的大堂
一
从1516年英国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开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历经500年。经过了“六个时间段”：第一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第二时间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时间段，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第四时间段，苏联模式逐步形成；第五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第六时间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500年中，理论准备花了400多年。1918年苏共领导十月革命成功，1991年又发生了苏共亡党、东欧崩溃、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的历史过程。我们深深体会到：革命时期是非常困难的；建设时期问题也不少,也很复杂；不仅苏联摔了跟头，我们也有过严重挫折。新中国成立后，先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计划经济之路，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直至1978年邓小平同志出来，领导全党开启了改革开放大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且经过一系列改革，才摆脱困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把一个从列强虎口中余生、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人人都刮目相看的“世界老二”的新中国。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就的确来之不易,其影响也举世瞩目。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惊动了全世界。世界多数把它解读为美国划时代的成功。西方甚至下结论：社会主义就此“寿终正寝”。一些美丽桂冠都戴到“华盛顿模式”的头上。说：“自由民主政权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是西方工业国家成功唯一模式”，“其他任何人要想成功，资本主义模式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现代化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西方化”，“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最有活力的政治制度”，“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和最民主的国家”等等。美国也忘乎所以，到处插手，当起世界警察来了。后来，只因“中国模式”的出现，使世界许多人清醒过来。有人开始怀疑：美国的选举政治、多党制、轮流执政制度以及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随后,又陆续出现了：诸如：[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8月3日文章]题：别怪群众（作者 布郎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文章说，人们以为苏联的解体是历史的终结，世界都会感激地服从美国的意志，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想不到世界却走向失序和分裂。文章说：“美欧精英误导是世界动荡之源。”加拿大还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转向市场，美国转向战场”，赞扬了中国，批评美国。说：“中国模式的出现是划时代的。”“现代化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西化，而是中国模式”。还有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世界舆论的逆转，表明“中国模式”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地位和影响都是非同凡响的。
二,
从1516年到1978年，历经462年，时间真长啊！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同时解决不少理论问题，我们才从这里取得了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破解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难题。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时，讲了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历史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十五年来，改革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年制度的关系是值班我们好好研究：
首先是观念的突破。其中最主要三大观念。
一是，关于市场经济。以前我们总把市场经济当做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现在终于弄清楚了市场经济只是人们以等价交换方式、获得生活资料的一种经济形式。资本主义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并且可能搞得更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从这里取得了突破，是邓小平开启了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所不同就是政治制度。因为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市场法则也会作了相应的改变。西方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原则来组织市场经济的生产与流通；中国则是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原则来组织市场经济的生产与流通。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可能好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二是关于一党制与多党制。西方说是一党制，并且把它与专制连在一起。其实实行多党制还是“一党制”、不是民主或“专制”的分水岭，而是现实阶级斗争的结果。现代世界的潮流，国家权力都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政党也有两种：一种按群体利益原则组建政党，实行群体监督，因而出现了许多政党，所以它只能实行多党制；搞选举政治、轮流执政，否则，利益就摆不平。中国是按政治原则组建政党，讲信仰，有纲领，有纪律。它要实现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就不能搞多党制，搞轮流执政。如果它也搞轮流执政，目标就泡汤了。这既是现实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现实的需要。从实践看，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确有许多优势：宗旨意识强，理论导向清楚，应对能力强，又擅长战略创新，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与爱戴。
三是民主制度。其实政党能不能实行民主,起决定作用的是“宗旨”，与一党制或多党制无关。西方都是按群体利益组建的政党，实行群体监督，它只能为某个群体利益集团服务的。美国的大资产阶级通过献金制度、说客制度把权力都拉到自己手中，这样的政权和民主制度自然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它仍然是少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从形式看，它实行的“一党制”（实际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以外，没有党的私利，所以它始终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党”，相对地说它服务的仍是“多数”。
至于民主制度落实得如何，那要看实践。近期，西方人对民主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以最近一个民调为例，美国公众对国会的认同只有13%；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大胜；奥巴马提名大法官受阻；欧洲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法国国民前线、瑞典民主党等）来势汹汹；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出现政治强人。种种现象，无不让有些人心生担忧：西方的民主制是不是快要寿终正寝了？在对西方民主参与的热情逐渐淡化的同时，他们却越来越欣赏威权主义的价值。中国的民主制是用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既要政治参与，又要参与选举，更讲利益。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是一条底线。概括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三大不同点：一是执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是西方民主重过程，中国民主则重结果。中国的民主制度受到人民的爱戴。西方爱把自己的民主制度吹为“具有普世价值”，现在也风光不再。美国的“民主政治”向极端化发展。共和党掌握的国会故意不与民主党掌握的政府配合，处处给政府设置障碍，引起群众的不满。在日本，首相安倍利用自民党在议会的多数派优势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架空和平宪法，这是对西方民主的极大讽刺。西方民主处在大动荡、大变化中。
其次，市场经济的改革议题。
市场经济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大堂，要改革的不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基本原理，而是恢复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
（一）市场经济原来就是“以人为本”，为全体老百姓设置的“生存之道”，不是“唯利是图”的工具。“等价交换”才是“本”。中国提出市场经济要“以人为本”，是拨乱反正。市场经济的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
从实践中，人们深深体会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即使非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忽视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近期发表一篇报告，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影响做出深入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一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益处并不明显，而贫富差距加大所带来的成本却显而易见，最终贫富差距的扩大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包括私有化、取消管制及扩大开放等。新自由主义强调不能对资本进行有效控制，要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据说这样就能确保资本更好配置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资本不受限制扩大的恶果显而易见。它最大的问题是从分配角度加剧收入不平等。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收入不平等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均有表现。在国家层面，来自资本收益远远超过来自劳动的收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愈发明显。在国际层面，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扩大，矛盾也扩大了。新自由主义倾向资本配置的效率，却忽略了分配效应。失衡的分配不仅剥夺大多数人对于经济发展的获得感，而且最终将会阻止经济发展本身。而解决分配问题靠国家发挥作用，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作用这一关没有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后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共同富裕在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深深刻体会到为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必须发挥很好的作用，不能让共同富裕变成一句空话。我最羡慕的是两件事：一是反腐，中国决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我们决心利用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利益有正能量，但可能走偏，需要社会主义的政治工作予以扶正。又我们引入宏观调控，政府干部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权力是很大的。权力可以发挥正能量，也可能成为“发财帮手”，党中央要求干部做到“不贪”，并且下那么大的决心去反腐，真的不容易；二是扶贫。政府通过教育扶贫、基础扶贫、行政扶贫，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脱贫的成效显著。现在已经有6·6亿人脱贫，余下的7000万要在2020年全部脱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它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是认真的、真诚的。同时也说明市场经济有局限性。
（二）恢复后的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四大特点：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早。因为基础设施起的是“连接作用”、基础作用。
我们强调：既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注意发展政府的作用。政府不仅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地缘政治。基础设施所起的“互联”力量远远强过政治和军事力量。通过铁路、公路、输油管道以及通信电缆等把不同地区的人群和经济体“连接”起来，生产要素活动起来,投入生产劳动，实现了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产出的最大化。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城市群的形成，又通过城市群引领经济的发展。在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它们依靠的仅是个别城市，中国现在有24个城市群。配上规划，中国的城市群在引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中、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世人所认同。基础设施起的是“基础作用”、“连接作”是公共产品，不是一般产品，要先行。俗语说：“若要富，先修路”说的就是这个理。
第二,强调思想领先。我们在发展经济时，强调“以人为本”，突出思想领先。比如：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但反对唯利是图；我们确认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认为竞争也要讲道德；我们还认为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还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通过制订政策，鼓励“积极的”，排除“消极的”。政府还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战略创新等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反复强调要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强调先富要带后富，强调各级政府都要全力扶贫等等，都是为了贯彻“以人为本”这个宗旨。这是“中国模式”的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优势”。
就因为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党要求每个干部都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观察和解决问题，不断筑牢理想信念，做到虔诚而执著、至信而深厚，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心中闪亮。这是时代的需要，事业发展的需要。市场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运行的,会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为了人民的利益需要不断改革。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同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靠干部不失时机地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及时抢占发展制高点，锐意进取，搞好改革。这就需要人的积极性、责任心和政治敏感性。习近平主席有一句名言：“打铁还需自身硬”。“硬”从何而来？就是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事实上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而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不会自发产生。习近平主席指出：“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要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的把握上。理想信念“端正”了，筑牢了，方向摆对了，市场经济才能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大道。
第三,旨在建立一个“双赢的市场”。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致力于造就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中国市场：人多，富裕的人多、创新的人多、竞争的对手多，基础设施又好，并且推崇“双赢”，主张共同富裕。因为这样的国家，人们的购买力强，开放度也大。在当今世界、有这样经济环境环境的市场，无论是劳动力的分配还是劳动社会化对资本的吸引力就大，市场发育也快。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羡慕的市场。所以中国能在非常短的时候内，发展快、创新快，成就大的奥秘所在。“双赢”既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又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道。世界人民就是从这里认识中国市场，记住中国市场，也得益于中国市场。
第四，我们还有不依附大财团的货币体系、金融制度和贴心为实体经济服务、宏观调控强的银行体系。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国有的，不是私人的；中国的银行宗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又有一个愿意“执政为民”的政府。这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独特优势。
三
正是中国以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组织市场经济的生产与流通，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纪元，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不断改善市场环境。
首先是政治环境。我们不仅要放手让市场经济的主体有完全的自主权，并且要认真处理好：市场经济、反贪、扶贫之间的关系，保证人民的劳动权利。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当然要讲利润；我们决心把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是要利用个人追求利益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利益”对每个人都有一定吸引力，有正反两种发展的可能。又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一个重要特点:比较集中。在集中型、政府主导型体制中，政府的权力大,权力有可能成为“发财致富”的“引路者”，也可能成为“咸猪手”；官商结合是很可怕的,我们必须下决心管好官员手中“权”。如果稍有失误,有可能酿成滔天大祸,直至亡党亡国。市场经济又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分工会越来越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化也是一个自然趋势。贫富差距扩大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事情。所以社会主义处在市场经济阶段，反腐与行政扶贫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反腐、行政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共存、共享三元素，是成就了社会主义改革大业的关键。而中国在这两方面做得都很出色。不仅反腐工作做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行政扶贫工作，简直令人“叫绝”。西藏、新疆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对口支援，没有西藏铁路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单靠市场来解决小康大命题，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汶川发生地震以后，我们国家支援工作做得多么出色啊！我们最后7000万脱贫大业，靠的也是出色的行政扶贫工作。可以说：市场经济、反腐、行政扶贫三位一体造就了共同富裕这个伟业。也可以说，我们是依靠这“三位一体”，使市场经济走进社会主义改革大堂，闯过了社会主义建设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其次，其它环境的影响。“中国模式”还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环境——政治环境、思想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推动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大堂。
再其次，发展思路的调整也可以出效益。中国与美国的发展思路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在“没错，‘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一文中说：“其一，当前世界上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并非遵循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模式“，反而是效仿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或深受其影响，如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自1989年以来，越南和老挝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三倍。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增长率几乎是世界的六倍。其二，效仿中国的发展战略或深领其影响的国家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是85%，而资本主义的贡献率仅为15%”。因此他认为“它证实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超过任何一种资本主义模式”。
结论是：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是是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反腐、扶贫的有机结合和其它环境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与必要条件。（2016年9月21日）
一
从1516年英国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开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历经500年。经过了“六个时间段”：第一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第二时间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时间段，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第四时间段，苏联模式逐步形成；第五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第六时间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500年中，理论准备花了400多年。1918年苏共领导十月革命成功，1991年又发生了苏共亡党、东欧崩溃、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到重大挫折的历史过程。我们深深体会到：革命时期是非常困难的；建设时期问题也不少,也很复杂；不仅苏联摔了跟头，我们也有过严重挫折。新中国成立后，先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计划经济之路，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直至1978年邓小平同志出来，领导全党开启了改革开放大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且经过一系列改革，才摆脱困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把一个从列强虎口中余生、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人人都刮目相看的“世界老二”的新中国。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巨大成就的确来之不易,其影响也举世瞩目。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惊动了全世界。世界多数把它解读为美国划时代的成功。西方甚至下结论：社会主义就此“寿终正寝”。一些美丽桂冠都戴到“华盛顿模式”的头上。说：“自由民主政权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是西方工业国家成功唯一模式”，“其他任何人要想成功，资本主义模式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现代化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西方化”，“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最有活力的政治制度”，“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和最民主的国家”等等。美国也忘乎所以，到处插手，当起世界警察来了。后来，只因“中国模式”的出现，使世界许多人清醒过来。有人开始怀疑：美国的选举政治、多党制、轮流执政制度以及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随后,又陆续出现了：诸如：[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8月3日文章]题：别怪群众（作者 布郎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文章说，人们以为苏联的解体是历史的终结，世界都会感激地服从美国的意志，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想不到世界却走向失序和分裂。文章说：“美欧精英误导是世界动荡之源。”加拿大还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转向市场，美国转向战场”，赞扬了中国，批评美国。说：“中国模式的出现是划时代的。”“现代化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西化，而是中国模式”。还有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世界舆论的逆转，表明“中国模式”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地位和影响都是非同凡响的。
二,
从1516年到1978年，历经462年，时间真长啊！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同时解决不少理论问题，我们才从这里取得了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破解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难题。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时，讲了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历史证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十五年来，改革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年制度的关系是值班我们好好研究：
首先是观念的突破。其中最主要三大观念。
一是，关于市场经济。以前我们总把市场经济当做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现在终于弄清楚了市场经济只是人们以等价交换方式、获得生活资料的一种经济形式。资本主义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并且可能搞得更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从这里取得了突破，是邓小平开启了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所不同就是政治制度。因为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市场法则也会作了相应的改变。西方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原则来组织市场经济的生产与流通；中国则是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原则来组织市场经济的生产与流通。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可能好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二是关于一党制与多党制。西方说是一党制，并且把它与专制连在一起。其实实行多党制还是“一党制”、不是民主或“专制”的分水岭，而是现实阶级斗争的结果。现代世界的潮流，国家权力都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政党也有两种：一种按群体利益原则组建政党，实行群体监督，因而出现了许多政党，所以它只能实行多党制；搞选举政治、轮流执政，否则，利益就摆不平。中国是按政治原则组建政党，讲信仰，有纲领，有纪律。它要实现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就不能搞多党制，搞轮流执政。如果它也搞轮流执政，目标就泡汤了。这既是现实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现实的需要。从实践看，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确有许多优势：宗旨意识强，理论导向清楚，应对能力强，又擅长战略创新，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与爱戴。
三是民主制度。其实政党能不能实行民主,起决定作用的是“宗旨”，与一党制或多党制无关。西方都是按群体利益组建的政党，实行群体监督，它只能为某个群体利益集团服务的。美国的大资产阶级通过献金制度、说客制度把权力都拉到自己手中，这样的政权和民主制度自然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它仍然是少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从形式看，它实行的“一党制”（实际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以外，没有党的私利，所以它始终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党”，相对地说它服务的仍是“多数”。
至于民主制度落实得如何，那要看实践。近期，西方人对民主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以最近一个民调为例，美国公众对国会的认同只有13%；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大胜；奥巴马提名大法官受阻；欧洲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法国国民前线、瑞典民主党等）来势汹汹；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出现政治强人。种种现象，无不让有些人心生担忧：西方的民主制是不是快要寿终正寝了？在对西方民主参与的热情逐渐淡化的同时，他们却越来越欣赏威权主义的价值。中国的民主制是用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既要政治参与，又要参与选举，更讲利益。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是一条底线。概括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三大不同点：一是执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是西方民主重过程，中国民主则重结果。中国的民主制度受到人民的爱戴。西方爱把自己的民主制度吹为“具有普世价值”，现在也风光不再。美国的“民主政治”向极端化发展。共和党掌握的国会故意不与民主党掌握的政府配合，处处给政府设置障碍，引起群众的不满。在日本，首相安倍利用自民党在议会的多数派优势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架空和平宪法，这是对西方民主的极大讽刺。西方民主处在大动荡、大变化中。
其次，市场经济的改革议题。
市场经济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大堂，要改革的不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基本原理，而是恢复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
（一）市场经济原来就是“以人为本”，为全体老百姓设置的“生存之道”，不是“唯利是图”的工具。“等价交换”才是“本”。中国提出市场经济要“以人为本”，是拨乱反正。市场经济的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
从实践中，人们深深体会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即使非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忽视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人员近期发表一篇报告，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影响做出深入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一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益处并不明显，而贫富差距加大所带来的成本却显而易见，最终贫富差距的扩大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包括私有化、取消管制及扩大开放等。新自由主义强调不能对资本进行有效控制，要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据说这样就能确保资本更好配置资源，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资本不受限制扩大的恶果显而易见。它最大的问题是从分配角度加剧收入不平等。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收入不平等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均有表现。在国家层面，来自资本收益远远超过来自劳动的收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愈发明显。在国际层面，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扩大，矛盾也扩大了。新自由主义倾向资本配置的效率，却忽略了分配效应。失衡的分配不仅剥夺大多数人对于经济发展的获得感，而且最终将会阻止经济发展本身。而解决分配问题靠国家发挥作用，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作用这一关没有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最后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共同富裕在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深深刻体会到为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必须发挥很好的作用，不能让共同富裕变成一句空话。我最羡慕的是两件事：一是反腐，中国决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我们决心利用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利益有正能量，但可能走偏，需要社会主义的政治工作予以扶正。又我们引入宏观调控，政府干部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权力是很大的。权力可以发挥正能量，也可能成为“发财帮手”，党中央要求干部做到“不贪”，并且下那么大的决心去反腐，真的不容易；二是扶贫。政府通过教育扶贫、基础扶贫、行政扶贫，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脱贫的成效显著。现在已经有6·6亿人脱贫，余下的7000万要在2020年全部脱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它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是认真的、真诚的。同时也说明市场经济有局限性。
（二）恢复后的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四大特点：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早。因为基础设施起的是“连接作用”、基础作用。
我们强调：既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注意发展政府的作用。政府不仅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地缘政治。基础设施所起的“互联”力量远远强过政治和军事力量。通过铁路、公路、输油管道以及通信电缆等把不同地区的人群和经济体“连接”起来，生产要素活动起来,投入生产劳动，实现了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产出的最大化。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城市群的形成，又通过城市群引领经济的发展。在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它们依靠的仅是个别城市，中国现在有24个城市群。配上规划，中国的城市群在引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中、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世人所认同。基础设施起的是“基础作用”、“连接作”是公共产品，不是一般产品，要先行。俗语说：“若要富，先修路”说的就是这个理。
第二,强调思想领先。我们在发展经济时，强调“以人为本”，突出思想领先。比如：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但反对唯利是图；我们确认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认为竞争也要讲道德；我们还认为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还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通过制订政策，鼓励“积极的”，排除“消极的”。政府还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战略创新等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反复强调要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强调先富要带后富，强调各级政府都要全力扶贫等等，都是为了贯彻“以人为本”这个宗旨。这是“中国模式”的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优势”。
就因为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党要求每个干部都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观察和解决问题，不断筑牢理想信念，做到虔诚而执著、至信而深厚，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心中闪亮。这是时代的需要，事业发展的需要。市场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运行的,会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为了人民的利益需要不断改革。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全面深化改革，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同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要靠干部不失时机地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及时抢占发展制高点，锐意进取，搞好改革。这就需要人的积极性、责任心和政治敏感性。习近平主席有一句名言：“打铁还需自身硬”。“硬”从何而来？就是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事实上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而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不会自发产生。习近平主席指出：“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要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的把握上。理想信念“端正”了，筑牢了，方向摆对了，市场经济才能走上健康、快速发展的大道。
第三,旨在建立一个“双赢的市场”。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致力于造就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中国市场：人多，富裕的人多、创新的人多、竞争的对手多，基础设施又好，并且推崇“双赢”，主张共同富裕。因为这样的国家，人们的购买力强，开放度也大。在当今世界、有这样经济环境环境的市场，无论是劳动力的分配还是劳动社会化对资本的吸引力就大，市场发育也快。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羡慕的市场。所以中国能在非常短的时候内，发展快、创新快，成就大的奥秘所在。“双赢”既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又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之道。世界人民就是从这里认识中国市场，记住中国市场，也得益于中国市场。
第四，我们还有不依附大财团的货币体系、金融制度和贴心为实体经济服务、宏观调控强的银行体系。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国有的，不是私人的；中国的银行宗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又有一个愿意“执政为民”的政府。这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独特优势。
三
正是中国以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组织市场经济的生产与流通，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纪元，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不断改善市场环境。
首先是政治环境。我们不仅要放手让市场经济的主体有完全的自主权，并且要认真处理好：市场经济、反贪、扶贫之间的关系，保证人民的劳动权利。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当然要讲利润；我们决心把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是要利用个人追求利益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利益”对每个人都有一定吸引力，有正反两种发展的可能。又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一个重要特点:比较集中。在集中型、政府主导型体制中，政府的权力大,权力有可能成为“发财致富”的“引路者”，也可能成为“咸猪手”；官商结合是很可怕的,我们必须下决心管好官员手中“权”。如果稍有失误,有可能酿成滔天大祸,直至亡党亡国。市场经济又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分工会越来越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分化也是一个自然趋势。贫富差距扩大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事情。所以社会主义处在市场经济阶段，反腐与行政扶贫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反腐、行政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共存、共享三元素，是成就了社会主义改革大业的关键。而中国在这两方面做得都很出色。不仅反腐工作做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行政扶贫工作，简直令人“叫绝”。西藏、新疆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对口支援，没有西藏铁路这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单靠市场来解决小康大命题，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汶川发生地震以后，我们国家支援工作做得多么出色啊！我们最后7000万脱贫大业，靠的也是出色的行政扶贫工作。可以说：市场经济、反腐、行政扶贫三位一体造就了共同富裕这个伟业。也可以说，我们是依靠这“三位一体”，使市场经济走进社会主义改革大堂，闯过了社会主义建设关，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其次，其它环境的影响。“中国模式”还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环境——政治环境、思想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推动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大堂。
再其次，发展思路的调整也可以出效益。中国与美国的发展思路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在“没错，‘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一文中说：“其一，当前世界上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并非遵循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9年提出的“华盛顿模式“，反而是效仿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或深受其影响，如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自1989年以来，越南和老挝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平均速度的三倍。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增长率几乎是世界的六倍。其二，效仿中国的发展战略或深领其影响的国家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是85%，而资本主义的贡献率仅为15%”。因此他认为“它证实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超过任何一种资本主义模式”。
结论是：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是是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反腐、扶贫的有机结合和其它环境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与必要条件。（2016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