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阐释了所谓“加速原理”，即当经济基本面恶化时，通常会有一个教强烈的初始冲击，然后有一个部分的复苏，这称之为加速原理，在大部分经济衰退过程中都适用。

如果我们再拿他在此处例举的高速公路上的车队，各国发展经济都会依循次序而努力，至于有无参照国视其国家体制而论，但是我们都相信一个国家一旦踏上高速发展之路势必非常在意其GDP，而且一国一旦熟悉某一行业则必然深化对其依赖。人们在这样的时期很难有调整经济体制的意愿，调整意味着失去潜在而可贵的机遇。但是当发现需要做出深刻变革的时候，经济形势则如木已成舟。

当前中国基建工程的气势不似昨日高涨，而中国已然将这种成熟的发展经济方式转移到海外，对外输出此处称之为溢出，是多年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转移过剩产能的表现，然而资本、劳动力亦作为其连带的形式输出至海外，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一个国家成熟的发展机制，缓解了暂时的压力，将其对经济的影响推迟至未来的某一个时期。

当然这也引发人们的一个担心，正如大英帝国在其如日中天的时候大肆将资本转移至海外殖民地，而英国本土则因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撑经济发展而肢解，退守英伦三岛。当然，中国不与之同，基建的外延是一个大陆国家增强影响力的举措，而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带来的收益或者为中国带来的收益并非很快得以显现。

但是持续发展的经济令人鼓舞，潜在的经济景气更需引起注意。正是不能以人们的创造力为溢出效应才会有国家的这种行为，而前者恰恰是一个国家能够保持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关键。人们在反思中国百年来的发展时，也有人特别强调中国犯了激进主义的病，很多地方得不偿失。如果我们肆意降低社会的道德底线，不顾社会各群体的承受能力，执意以国家意志求取经济的快速发展，则在不远的将来会遇到各种问题、反馈。

在这种国家鼓噪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势下， 各种观念、意识混杂其中，冲突、对抗也时有发生。如果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则必然引发更多的问题，但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可以有效的让国家或者政府退出这种局面，让人们真正找到在看似混乱、快速的社会发展节奏下找到出路，而且是正确的出路。

每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会面临经济发展缓慢下来的过程，有的走向衰退，有的则引发进一步的革新与创造，我们希望开篇所谓的加速原理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人们能够找到合理的归宿。一家企业本以赢利为其目标，但是在展示其影响力和实力时不免会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人们会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形成这种共识，认为这样的企业应该为社会尽力，虽然这有违于企业的定位。国家亦是如此。

中国梦，不单纯是国家的复兴梦想，更应该是中国人都能乐享成就个人的梦想，人们以这个国家能够助自己实现梦想为荣，在人人都有梦想的时候国家才是强盛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