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官最缺的就是公开辩论

------老家一位村民代表来我这里看病谈到美国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时的感慨！

汪华斌

昨天老家有位村民代表来我这里看病，我谈起了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竟然在辩论中寻求大幅上调房产税来支持教育项目；我说我们社会就是没有人想到通过房产税来控制泡沫经济。谁知这位村民代表说去年我们村没有书记，于是上级领导委派了一位管林业的副镇长来代理书记。当然这人本来准备对全村土地进行系统规划，然后再分片进行流转而开展生态建设。谁知这雄心壮志没有开始实施，村里进行投票就选出了新书记；结果这村里又恢复到了旧貌，因为村干部就是卖土地与控制安定团结；而经济却没有人管。他说如果当时也举行这样的公开辩论而投票，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投那位准备改变面貌的人当书记。然而我们社会无论大小官全部是上级领导任命，所以投票也只是形式主义。这位村民代表说如果中国社会的官也能公开辩论再投票，则这官起码也要提前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呀。现在的官只对上级领导负责，所以千篇一律地听上级领导的指示；结果很多人当了多年的官，竟然连当地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基础都不清楚；这能是好官吗？

我没有想到现在竟然有这么高水平的村民代表，如果真的是民主；这水平应该是不错的呀，起码知道当地发展与听上级领导的话没有必然趋势；因为发展方向首先是地方一把手应该有数，然后才能有围绕方向的目标措施呀。就如同如果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党性原则，则起码有考虑对最豪华地产大幅上调房产税的设想；因为她的目的就是使富人难以在不纳税的情况下把房产传给子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公开辩论，我们才知道这官对自己未来的岗位有没有认识；一个连自己未来岗位都没有认识的官，他能是一个未来能胜任这岗位的人吗？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武钢的腐败分子孙文东，当年是一个工科实习生；竟然被单位负责人破格提拔成单位负责人。试想如果当时有公开辩论这种形式，他能当选吗？如果我与孙文东同台公开辩论武钢的发展方向，恐怕我就是一个大学生；而孙文东充其量也只是个幼儿园的小孩子。但我们社会却不辩论，所以孙文东也就公开当选上了单位负责人。更重要的是当年我与孙文东同时申报高级工程师，这应该是有论文答辩的吧；可当年我们两人只能上一个，最后竟然是孙文东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而我却成为了他的分母。要知道当年我申报时公开的论文180多篇，成果120多项；而且还有国家级成果。可当年孙文东还是一个刚从实习生破格提拔的单位负责人呀，他用什么能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残酷，最后竟然是我成为了孙文东的分母；这就是我们这个不公开辩论社会的奥秘。

我们看到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往往最火爆的就是公开辩论自己的施政方向；也正因为如此，这次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竟然吸引了一亿人在观看。因为这是美国政坛最热闹非凡的时刻，在这里你能公开看到作为选民关心的事务会如何走向；也就是说从对外关系、战争与和平等生死存亡的国家大事，到物价高低、银行利率升降、税率升降、企业盈亏兴衰等有关民生的大小议题；无不引起激烈的争论。虽然此种政策辩论与以后的当政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从中起码可以看出竞争者的情怀。所以美国社会凡是遇到重大问题，或者美国朝野认为涉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利益的重要问题，往往都会展开政策辩论。综观美国政策辩论的过程，可以发现是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往往主动调整自己的政纲政策以迎合舆论的变化。而不是我们社会是上级领导决定舆论导向，所以我们是舆论工具迎合领导。所以当年孙文东上台就将一个设计为二个亿的项目追加为五个亿时，我们的宣传报竟然说这就是改革创新；这就是辩论与上级领导决定的区别。

是啊！我们发现任何美国总统都没有指示，他们只有批准权；而我们任何单位负责人都是能随时随地向下发布指示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任何单位负责人决不会主动设计单位的发展方向；全部是领悟上级领导的指示后才确定，这也是我老家农村被上级领导遗忘后竟然没有任何未来发展方向的原因。是啊！当年我与村干部吵架说他们没有改变家乡的面貌，谁知他们竟然说他们是镇书记任命的；所以只对书记负责，因而根本就没有改变家乡面貌的打算。同样如武钢的孙文东是邓崎琳任命的，所以他也只对邓崎琳个人负责；因而上台就帮助邓崎琳儿子借武钢的平台而买空卖空，从而白手致富。因为我们社会不仅不辩论，而且也不竞争；全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任命，自然也就不需要辩论了。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走上岗位竟然不知道该岗位应该干什么；如孙文东上台的第二天竟然是将民主党派清除，这就是我们这不需要辩论而直接由领导任命的好处；既可以随心所欲的玩弄权力，同时还能肆无忌惮地腐败。这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不仅很多单位负责人没有改变面貌的能力，而且上台就腐败成为了普遍现象。如果要辩论，他们能不知道该岗位涉及到的法律吗？如果要辩论，他们能不知道单位的问题吗？这大概就是国情，也是中美两国官的根本性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