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阳”

   在我老家的山上，有一种叫“李桂阳”的鸟，个头与喜鹊差不多大，黑羽白腹长尾。天气晴好的时候，总在“李——桂阳”“李——桂阳”地叫着。那叫声悠扬而婉转，但听着听着又让人感觉凄惨而悲切。“李桂阳”的叫声似乎还有调门的变化，起头是随意的低调，每隔一两秒叫一次，调门一次次提高，最后一声高亢而尖利的鸣叫之后，就隐循到远方的山后了。

在民间传说中，“李桂阳”是一个可怜的遭迫害的儿媳妇儿的形象。在我们的文化中，婆媳之间总是一对矛盾。传统社会里，婆婆是家庭权力的拥有者和实施者，而儿媳妇儿只是一个帮工、丫头和生育工具。婆媳之间有着悬殊的地位，又有着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似乎是自然而然而亘古不变的。婆婆是权力实施者，而儿媳妇儿是权力的觊觎者；婆婆是儿子的曾经的控制者，而儿媳妇儿是现在的控制者。曾经拥有一切的婆婆注定将会失去一切，因此在控制权还操纵在手的时候，总是要在儿媳妇儿上好好利用利用。“媳妇儿熬成婆”，对媳妇儿来说是一种希望，对婆婆来说则是一种威胁。民间文化是一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相对而言，媳妇儿在传递这种文化的过程中优势更明显一些，于是传统文化中关于婆媳关系的那些故事，经由媳妇儿的媳妇儿与子女的口口相传之后，就形成了媳妇儿与婆婆的不同形象。媳妇儿一方经常处于正面，而反面的角色通常就交由婆婆来饰演了。大多数情况下，婆婆是刁钻古怪而心狠手辣的，而媳妇儿则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饱受刁难，历尽艰辛的。在婆媳矛盾激烈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最终退出战场的总是儿媳妇儿——或者是被休，或者是投河，或者上吊。那只叫做“李桂阳”的鸟儿，就曾经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儿媳妇儿。她在被婆婆害死之后，因为不甘心而一年年鸣叫自己的名字，为自己叫屈。

在我的认知中，婆媳关系相处和谐，是一件极其稀有的事情。婆媳之间的天然对立，可能有婆婆跋扈的问题，也可能有儿媳妇儿挑剔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或者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发展以及就业的流动性的增强，婆婆的家庭控制力趋于下降，而儿媳妇儿的操纵权就相对提高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家庭内部关系越来越功利化的背景下，传统伦理已经松懈甚至坍塌，婆媳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逆转。一直在老家务农的我的姑姑，绝对是个好母亲和好女人，也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把式，她对所有人都很好，就是处理不好与婆婆的关系。她在婆婆跟前的表现，与在外面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年轻时候因为姑父在外面赶马车，姑姑对姑父的控制要比婆婆的控制更直接一些，这是姑姑操纵权形成的背景。后来婆媳之间吵得实在厉害，分了家，自此很少往来。我见过很多优秀的女性，有文化有见识，有事业有担当，可以管好一个企业，也可以组织好一个科研团队，可她们很少能够处理好与婆婆的关系。有时候，甚至因为处理不好婆媳关系，还影响自己的婚姻。我认识华姐的时候，她还是厂里的小干部。她的丈夫大方是一名中学教师，为人豪爽大方，行侠仗义。他们本来是一对恩爱的模范夫妻。丈夫是独子，母亲年纪大了，就从农村进城，和他们住到一起。婆媳之间几乎就没有处好过，没完没了的别扭，没完没了的吵架。大方为此而焦头烂额。后来，婆媳之间矛盾深化到不可开交，以致婆婆跳楼自尽。大方无法忍受这种打击，离开了小华，重新组建家庭。在我的朋友和亲戚中，婆媳关系和谐融洽的，凤毛麟角。

传统社会里，婆媳关系的恶化，问题大多处在恶婆婆身上，因为她拥有权力，控制资源。在现代社会里，随着商品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婆婆可以控制的资源减少了，其控制权也就减弱并消失了。婆媳关系的不和谐，婆婆承担的责任也就越来越少了。相反地，失去控制权的婆婆，在恶化了的婆媳关系中，总是处在可悲可怜的境地。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存能力不断下降，而自己费尽心血养育的儿子，不仅靠不住，还经常在婆媳冲突中站到自己的对立面。当然，做儿子的往往也很可怜。只要婆媳关系处理不好，受夹板气就是儿子。我的奶奶是个通情达理，行事公道，勤劳善良而任劳任怨的农村妇女，而我的母亲是个知书达理，受人尊敬的小学和中学老师。两个人都是好人，可她们的关系也很少处理得好。父亲是大队书记，是我们山村里最受尊敬的干部。在家里，父亲是个大孝子，他在家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给我奶奶端洗脚水，倒洗脚水的。可是，对我母亲和奶奶关系的不和，也无可奈何。有时候我看他也实在可怜，那种夹板气，实在不好受。在我童年的人生体验中，最幸福的日子就是母亲和奶奶和谐相处的日子。但这样的日子往往不长久。

少年时代的我，经常独自山上砍柴。夏日的晴天，在朝阳的草地上躺下，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耳边的松涛。突然，“李——桂阳”“李——桂阳”的叫声传来，一声比一声急促，一声比一声凄凉。听着听着，心里不禁惆怅起来。成人的世界好复杂，好无奈啊！那时候，我有了《铁皮鼓》中那个男孩不愿意长大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