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 祝渊陵

中国国民经济由“国家-社会-市场”三位一体构成，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应当清醒看到，一些人眼里的所谓国企改革，尽管很时髦，但其实质就是私有化，消解国企的地位，否定国企的作用。必须认识到，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基础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重要体现，国企改革不管怎么改，其核心都应当是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问题，而不是危害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老百姓来说，国企改革的具体操作可能是复杂的、专业的，但结果应是清晰明了的，是完全可以通过直观感受来判断的。如果发现没有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削弱了国有经济竞争力，压抑了国有资本功能，这样的国企改革就是大可怀疑的，就要坚决反对并及时予以纠正。人民群众有了这把尺子，在国企改革中就不会沦为观众，而拥有最具分量的发言权。在不同行业、不同竞争环境、不同时期，国有资本比重的动态调整是符合市场原则的，这也是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搞高度集中的国有经济，而是把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管理者和工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也不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举办国企，国家主要掌握资产收益权，而是在竞争性和非竞争性领域都充分发挥国企的引领作用，综合发挥国有资本优势、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有效地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些经验都需要总结，增强制度自信，坚定办好国企的信心。

国企改革有几个原则:一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促使国企凭借自身实力参与市场竞争。二是体现中国特色，不照搬照抄国外经验和模式。要对国企有制度自信，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三是切实防止国有资本流失。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其他成熟的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尽管在市场总量上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市场理念以及投资结构等方面，仍然存在差距。今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要积极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防范资本市场波动，大力创新与规划中国特色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扩大国外市场，掠夺殖民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列强的共同愿望。法美两国借口《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有12年后修约的规定，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利益“一体均沾”的条款，它们共同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企图借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清政府拒绝了英法美的修约要求，因此，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中国开始失去经济自主权，开始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掠夺地。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此说，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是在19世纪60年代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这时的中国社会却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半殖半封社会,但也有了资本主义的因素....直到新中国建立,才彻底推翻了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制度，按照毛泽东的设计，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此后，经过大量的实验，中国人民终于明白，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总之，一句话，国家资本主义之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那么，社会资本主义可否走得通？

社会主义社会所有机器、原材料、矿产、土地（生产资料）等等等等资源让整个社会所有人来控制，要造什么东西由整个社会来统一调控，不是哪个老板哪个企业来弄，因此没有老板、没有打工仔，可以说是自产自销，这样的好处是我做了多少就得多少，同时不会因为无良企业搞乱社会，那么，允许有社会资本主义存在，在中国，钱多的人或者有权的人把机器、原材料、矿产等等等等据为己有，那部分人就成为老板，没钱没地的就帮他打工，帮他赚钱，同时自己也得到生计，这样的好处是市场活跃，这是否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呢？我认为不会！所以在中国，搞点社会资本主义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尽管放心去搞，大胆去湿，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极其偶然的、微不足道的！

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此路不通,社会资本主义大有可为,那么,市场资本主义可否走得通呢?

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国采取的新的混合政治经济体系的直接成果，一党执政的共产党汲取了资本主义的精华，政府调控与投资政策相结合。在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达到123万亿美元，是2000年全球GDP的近三倍。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8.5万美元，是欧盟的两倍以上，远高于印度与日本。换句话说，中国超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将是法国人的两倍。中国从2000年一个贫困国家到2040年变成一个超富国家。虽然30年后中国人均GDP还是要比美国人低，但中国经济占世界份额将高达40%，而美国则为14%，欧盟为5%。中国人在全球将其巨额储备当作现金或抵押品来收购企业、农田能源、矿山，以及大宗商品资产。　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十三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市价总值、交易量和上市公司数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套功能齐全、技术先进、效率较高的市场运作体系，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证券市场。展望未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必将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并在市场功能、市场结构、市场技术系统及市场监管体制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

市场资本是大型企业发展的孵化器，市场资本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实力，一大批国民经济支柱企业和重点企业相继上市，现代企业制度在部分国有企业中逐步建立，通过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的兼并收购、资产重组，上市公司的规模和效益获得了较大提升，已成为目前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企业群体。另外，市场资本还可以进行机构投资，这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也是决定市场资本成熟程度和完善水平的重要标志。所以，我们要积极主动地、满腔热情地、认真负责地搞好市场资本运营，与世界市场资本同步化。

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我们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素，使得中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那么，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因素，我们可否利用呢?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样，社会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资本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

一、政治资本

中国人最讲究政治资本，在政治生活中如此，在经济生活中更加如此，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回避政治资本这个重大环节问题，一旦社会制度定型，每个人就按部就班，自动入座，各择其位，每个企业、每个机构在经济中承担着重要作用，政治可以助推经济，经济反过来支持政治或者政治人物，如果政治人物的经济政策失败，那么倒下去的可能就不是政治人物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包括追随他的企业家。中国的企业极为注重通过发展政治资本发展企业资本，尤其对于老少边远地区的企业，政治资本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提出了许多应付当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例如，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胡耀邦关于矿业发展的思路，赵紫阳关于房地产改革完全市场化的决策， 这些现在看来，仍然需要坚持下去，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领会，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整合，中国经济面临东西方经济板块碰撞，必须大刀阔斧，必须高屋建瓴，通过保持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公有制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通过协调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均衡有序发展活跃社会主义多维经济，通过提升社会主义市场资本促进中国与世界接轨，通过开发社会主义政治资本获得发展动力和红利，一样受穷不对，少数人先富起来也不对，要利用国家的力量来缩小差距。需要划分出财产、权力边界，关键是你违法没有，你是不是通过什么权力去谋私，损害了别人或国家的利益，这是主要的。你是不是红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不是重要的，关键你是不是成功人士，富一代人要不突破一些条条框框肯定发不了财，红一代要不杀一些土豪也肯定得不了天下，这些陈年老账要谁算？二代们坐享其成，关键要合法。

二、劳动资本

劳动资本是作为活的个体能力而存在的，是一种天赋的资源，它被认为是一种投入的生产要素，是一种补偿性收入，而人力资本则侧重于把人力当做是投资的产物，是非同质的，是获取经济剩余的手段，是一种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常常把劳动资本定义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由其决定的制度下相互作用的过程。

一般的企业可以分成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物质资本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总而言之叫做劳动资本企业，劳动力、资金、资源、土地，都是劳动资本，甚至于社会制度也是 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也是劳动资本 ，厂房、机器设备、存货等劳动创造的资本财物也是劳动资本，由此可见，要极大地提高企业生产产能，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手工作，必须从提高劳动者素质，有效利用资源，开源节流资金，合理使用土地， 优化劳动制度，科学管理企业，创业创新科学技术入手。            
我国各类国企合并、混改、国资证券化等等动作频频不断，如中国远洋集团与中国海运实施重组;中航工业旗下资产整合;在能源等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建筑、电力、铁路等产能过剩行业众多国企央企面临大规模合并重组;钢铁稀土等行业面临转型机遇和重组整合。这些措施其实说到底就是劳动资源重新配置，劳动资本进行重新调配，劳动力转移到新兴、服务业等生产效率高的行业。在这个过程中，决不允许放弃一个同胞，决不允许做一个银行坏账，要坚决维护国家稳定，中国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时期，现在日子比那时好多了，我们要对得起列祖列宗。 

现在的任务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劳动资本，，实现GDP6.5%-7%的增长。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在最后5-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社会主义劳动资本改革，比如农业改革、户籍改革、劳动关系改革、土地改革、社保改革、创业就业、研发创新、加速折旧、职业教育培训，推进城镇化和产业化，建立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劳资关系，提升人力资本，加强技术创新，制定相关的教育、卫生、社保、养老措施。中国的劳动资本改革，不是物理反应，也不是化学反应，而是一场触及灵魂的社会革命。

三、环境资本

环境资本包括自然环境资本和社会环境资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诸如供应商、客户、债权人、员工、政府、社区等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要素提供，以诸如使企业缴纳税收、履行社会责任等方式获得资本回报。在经济发展早期，是需要资本原始积累的，这是经济发展的铁律。在现有的技术工艺下，任何生产都会有排放。比方说炼钢就得发电，这是必须的投入。但是发电就会破坏干净的水、空气。然而，干净的水和空气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本，污染了原本清洁的环境就是在消耗一种有价值的资本，是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投入。以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碳为例。假设向空气中排放量的极限是100吨，将这1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分配到100家企业，每个企业因此分到1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联合国给这100个企业发放许可证，允许这100家企业每家只能排放1吨，如果哪一家超过这个排放量，就要接受罚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无论什么形式的投入，都是要求尽可能少的投入，尽可能高的产出。将排放转化为资本，少投入、高产出，这样生产就与“减少污染”的目标相吻合了。总之，我们无法回避这种对环境的消耗，只能说我们要尽可能的节约，不能消耗过头。这里就表现出了“环境资本”是应对环境污染的一种有力手段。

1.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励大量不法行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有些破坏，例如伪劣产品，个人的辩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健康和生命。有些破坏，例如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以及对安全的忽视等，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治理难度很大，时间很长，成本很高。还有些破坏，例如矿产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同样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2.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产生大量所谓“道德陷阱”，这些“道德陷阱”在规模化、系统化、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金融危机的源头是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在网络泡沫上栽了跟头，然后涌入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在这种形势下，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犯了两个关键性“道德”错误，从而触发危机。贷款机构放弃了对还款能力的审查并实施零首付政策，放贷无条件。投资银行对这些债务进行证券化处理，通过分割、打包再转卖或持有。这种分割、打包的实质是多次抵押，在实体经济中是违法的，但在虚拟经济中却成了“创新”。金融机构的这两个错误建立在一个低能的常识性错误之上，这就是房价会长涨不衰。

3.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有的人认为生命最可贵，所以面对侵略应不抵抗，当亡国奴比死了强，国家不应为军队花钱征税，也应该放弃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和小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由价更高，宁死不当亡国奴，因此需征税养兵。这样的竞争不可能达到平衡，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只能通过多数决策机制，满足多数利益，损害少数利益。政府职能的本质，就是满足多数，并根据对多数利益的损害情况，分别采取倾听、压制或剥夺少数的政策。

4.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不一定涵盖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基础研究等，并不一定获益于当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获益。当下人的多数可能并不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支出，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能够认识到其价值，竞争甚至多数决策都不能支持这类价值，只能靠所谓“威权决策”实施。还有一些利益，例如货币发行，通过竞争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个威权机构，由个别人做出决策。

四、技术资本

技术资本是指一组在生产、工艺和支持领域内可再生的能力，其显著的表现形式是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技术资本对产品或服务有直接的支持作用，其物化表现就是“创新资本”。 技术资本则不同，技术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投人与产出不具有对称关系。技术成果的生产是以智力为主的精神创造活动，是信息构建活动，投入的是庞杂的散乱信息，生产出来的却是新颖的可以用于明确目的并能与一定的物质条件相结合产生巨大利益的信息，它与投入的劳动及时问、资金等并不具有对称关系，技术成果能否研制成功或者能否生产更多的技术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人员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以及研究集体的智力构成等。正是由于形成过程的不同，才导致了技术资本具有不同于一般资本的特性。

在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时候，由于技术落后，所以，中国只能买技术、买设备、买装备;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我们已经充分重视技术问题的今天，中国依然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这样一条路子，买设备、买装备、买技术……究其原因，是中国落后的金融制度使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金融资本不能配置到创新领域，而更多地配置在一些传统的领域，配置在一些消费资本化的领域，无法使技术资本化，无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世界经济的经过五次技术革命，第一次纺织业，第二次是蒸汽和铁路时代，第三次是钢铁、电力、重工业这些技术，第四次是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第五次是信息和远程通讯。中国只是参与了第五次产业革命，不仅参与而且在某些领域做到了后发先制。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一点，马克思不是上帝，错误多的不得了。美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预言是失败的，马克思说工业化越厉害，工人越多，但他没想到现在工业化越来越厉害，工人却没有了。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更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一点皮毛，他的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的实证。所以说，科学理论也是技术资本，一旦为国家所秉持，就会从国家的经济中体现出来，如果我们坚持的是一种错误的社会理论，其必将误党误国，其必将遗祸子孙。世界上本来四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只剩下五个，这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该如何运作是必须直面应对的，整个世界在前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速度快得不得了，中国不可能不进步，今天你不走，明天还是要走的。

五、管理资本

管理资本是指企业、经济组织、国家、地区、个人所具有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功能以及实现预定目标的能力所带来的价值。计划包括预测未来和拟定一个行动方案;组织就是要建:立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双重机构(人的机构或物的机构)指挥是指维持组织中人员的活动;协调就是把所有的活动和工作结合起来;控制则注重使所有的事情都按照已定的计划和指挥来完成。

管理作为一种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组织、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发生发展直至结束的。从时间的角度看，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因为时空环境并不是静止的。管理有一定的组织目的并需要必要的资源，但资源具有稀缺性，供给有价格，达成组织目标有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有一个投入与产出的衡量。当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存在时，管理活动的具体形式和管理活动的方式就有了选择，有了程序。管理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到组织不定期目标与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管理客体、运行时空、管理工具手段、管理实施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所以，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资本运作又称资本经营、消费投资、连锁销售、亮点经济、离岸经济等，是民间借贷或者融资的一种，它指利用市场法则，通过资本本身的技巧性运作或资本的科学运动，实现价值增值、效益增长的一种经营方式。简言之就是利用资本市场，通过买卖企业和资产而赚钱的经营活动和以小变大、以无生有的诀窍和手段。

资本主义摆脱了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受到的控制，资本纷纷投向劳动力价格低廉而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中国为了获得本国最稀缺的资源--资本，从税收、土地、环境、劳动保护等各个方面向资本倾斜，为资本提供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环境，于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蓬勃发展。随着中国加入WTO，商品、资本、技术的全球流动成本快速降低(发达经济体关税总水平降低37%左右，发展中经济体降低24%左右，中国降低36%左右)，规模快速扩大(全球贸易额的成长速度比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快一倍左右)。初期，跨国公司只将劳动密集型的、利润最低的、最末端的生产环节转移出来，而将研发、管理、营销等高利润部门留在发达国家，从而推进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产业升级，出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高潮，出现了中国资本经济重大发展的黄金期。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跨国公司进一步将包括总装车间在内的主体生产部门和部分研发、管理、营销部门转移到中国，从而一步步发展了中国的实体经济，从而在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颠覆了“就业优先”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严重失业导致了从未有过的就业旺季，缓和了中国改革的主要社会矛盾。

 综上所述，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我们要提倡和使用资本这一概念，就跟我们过去提倡和使用市场概念一样，我们要充分地把握机遇，在保持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题下，保证国家不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试行资本主义，要继续保持红色政治特色，在重新配置劳动资本的过程中，决不让一个企业倒闭，决不让一个阶级兄弟失业，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环境资本的时候，要多想一想绿色和蓝天，在选择性吸收外国技术资本的时候，要多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在建立我们自己的管理资本框架时，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把我们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同步，与世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