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机遇——包括提振中国的外需，并促使中国加快推进并落实降低企业税负、国企改革和“简政放权”领域的既定改革方针
► 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贸易战”风险除外，“特朗普新政”可能对中国的外需和可贸易部门的盈利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特朗普新政”下，美国的公共部门和私人投资增速有望双双加快——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和放松监管政策明显有利于提振企业投资，且“新政”也将大力推动基建投资。除非美国推行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并不能由总统单独决定），美国工业周期的走强和投资增速的加快将有望提升全球的制造业需求、包括中国[1]。事实上，如果不出现大规模的“贸易战”，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决定了美国基建投资加速有望显著提振中国出口需求。
► “特朗普新政”致力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回报率，这可能促使中国加快推进并落实相应的既定改革方针，尤其是在降低企业税负和简政放权等方面。早在三年多前（即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发布了深化结构性改革的蓝图，旨在提高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运作效率。
基于本国国情，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主要强调减少政府和国企对市场竞争和定价的干预。而与特朗普提议的政策类似，中国也提出简政放权和放宽（针对私企的）市场准入等政策。三中全会改革方案中，提高企业效率相关的主要政策包括推进市场化的国企改革，以及通过简政降低企业各方面的交易成本。
2017年伊始，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在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包括简政放权、金融改革，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逐步在更多行业引入市场竞争。特朗普提出降低企业税率和监管成本的背景下，中国可能会加快推进并落实这一方面的政策，以提升中国企业部门和监管环境的相对竞争力。正如我们在此前的研究报告中所指出[2]，中国亟需、也所幸有足够大的空间（即财政和其他准财政政府资源）来降低企业部门的整体税负，并放开更多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
“特朗普新政”也可能给中国带来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新挑战
► 尽管不是我们的基准假设，但如果美国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会促使中国加快扩大内需、进口替代和/或加大财政对出口的直接补贴。2015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4，108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3.9%；美国方面统计的从中国进口总额更大，为5，026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4.8%。虽然由于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扮演“组装者”的角色，其对美出口额中增加值的数额要小于直观的出口总值，但对美出口的大幅减少仍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小的冲击。
具体来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最高（即受制裁可能性较高）的产品包括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纺织服装和家庭日常用品，而对美出口占国内产量比重最大的产品（即受冲击可能最大的行业）则包括纺织、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反之，中国最依赖美国进口的商品包括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航空航天设备。
如果美国向中国征收更高关税，且中方进行相应的“回应”，一方面可能促使两国各自推行进口替代、扩大内需、以降低贸易额下滑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也可能提高对相关出口的补贴。
同时，针对依赖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国或许也会加快扩大国内的产能。此外，美国征收高额进口税会加大美元升值的压力，从而令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承压。
► “特朗普新政”可能会推高美国和全球的通胀。由于特朗普提出的主要政策都很可能会推高通胀，在其当选以后，全球大类资产的价格和利率曲线已经反映了更高的通胀和增长预期。我们也已相应上调了中国2017~2018年的CPI和PPI预测[3]。
虽然我们的基准情形是明年中国经济将维持再通胀和周期性复苏的趋势，但特朗普新政最终组合和执行层面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过高的通胀可能仍将是2017~2018年的一个尾部风险——如果通胀过高（尽管概率不大），财政乃至货币政策可能都需要相应收紧。
►另外，随着特朗普的当选，中国可能面临一个（较难量化的）变局，即全球地缘政治的潜在变化。这一不确定性可能会推动中国加强国家安全建设。但与此同时，这一潜在变化或许也会为中国创造空间，在全球贸易和外交中打开新的局面。
除了上述的一些相似改革方向，中美在对外开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可能会选择截然不同的政策。其中一个有趣的对比是，2013年底中国的改革蓝图中提出要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并扩大贸易和金融的开放度；而相比之下，特朗普新政可能会有一些“逆全球化”的政策，以增加美国本土就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治污行动不断升级的同时，特朗普可能会削减美国环保方面的开支。诚然，一国的政策重点主要是由其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所决定——值得观察的是，未来几年内，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所选择的改革路径及其相互作用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能否成功应对“特朗普新政”带来的潜在挑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革进展。自身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将帮助中国有效扩大内需、并提高本国对国内及国外资本的吸引力。
除了上述政策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改革以及继续推进城镇化也是提升中国潜在增长率、扩大内需的不可或缺且影响深远的重要改革措施。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提出要对中国和墨西哥分别征收45%和35%的关税，通过进口关税、反倾销、贸易谈判等措施促使就业机会回流美国，重振美国制造业，甚至不惜考虑退出WTO。贸易保护政策能否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国有何影响？
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深刻影响了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
随全球分工深入和细化，美国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了竞争力。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累计下降了496.0万人，失业率远高于金融等服务业。同期，美国中位数家庭实际收入下降了2.4%，而前5%高收入家庭实际收入增长6.1%；基尼系数从40.5上升至41.1，收入不平等加剧。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于2006年达到峰值，占GDP的5.8%；后虽有所收窄，到2015年为GDP的2.6%，但依然可观。在此背景下，特朗普通过贸易政策保护本土就业和重振制造业的主张颇有市场。
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值得反思，而贸易保护政策之影响需要一定的定量分析
贸易谈判、反倾销等措施之最终影响可能都会反映在进口价格上，与关税类似。因此，我们以美国平均进口关税提高5个百分点作为基准情形，为评估贸易保护的影响提供一个基本参考；假设如此，
► 短期内，将推高美国GDP增速0.12个百分点、通胀>0.24个点以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0.79个点；
► 压低世界GDP增速>0.06个百分点；
► 其中，中国GDP增速或受直接影响>0.07个百分点。
贸易保护对美国通胀的影响要大于其增长意义
在对直接影响的简单量化分析之外，一些中长期影响也值得关注：
► 贸易保护的短期影响或大于其中长期影响。拉长时间视角看，世界其他经济体因美国提高关税导致的GDP增速下滑反过来会降低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需求，拖累美国的出口和GDP增速。同时，贸易伙伴很可能会采取一定的报复措施，进一步打击美国出口。
► 贸易保护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应大于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贸易保护对通胀和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可能更快、更显著地通过预期效应反映在汇率、利率等资产价格上。
► 贸易保护对其他新兴市场的影响可能大于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附加值的比例仅为30%，远低于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额面上的49%。美国严厉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将对中国出口品产业链上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产生较大影响，尤其那些出口依赖度高、产业结构单一、内需不足的小型经济体更可能被“错杀”。
面对外需不确定性，中国应更多依靠内需
中美贸易不平衡显然已是美国新政府的重要关注点。外部压力突显了中国推进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当然，即便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国也并不缺乏反制措施。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航空航天、电子设备、机械设备、植物产品等，尤其波音飞机、大豆、集成电路等对中国市场依赖度非常高。如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增加关税、反倾销调查等），美国这些行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