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战炎帝是制止分裂

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故史称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为“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的时间，是在战蚩尤之后。

阪泉之战的战场，是在轩辕之丘西南，即轩辕之丘至阪泉之间6华里的阪水河谷。

战争的双方，是黄帝与炎帝。

战争的起因，是自黄帝建议派官到少昊、太昊两地施治，炎帝亲往太昊之时或已有异志。其后在涿鹿决战之前，黄帝为使骄兵之计，做好战场摆布，故意按兵不动，未及时出兵救援被蚩尤追杀的炎帝，炎帝对此或心有所怨。而其核心性的本质，是权位之争。黄帝战蚩尤，炎帝基本上驻兵于阪泉，并未消耗力量，黄帝战蚩尤刚一结束，炎帝乘黄帝大战蚩尤喘息未定之际，就举兵向黄帝发难。事实上，阪泉之战，是部落方国时期双头领导体制向文明时代一元领导体制的一个转换。部落方国帝、后双头领导中，其掌握军事领导大权的“帝”，取代行政领袖之“后”，成为文明国家制度下的第一代君主，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必然。

战争的结果，是黄帝经三战而打败了炎帝。

所谓“涿鹿之野”、“阪泉之野”，完全是为了准确地区分两个既存在前因后果、时间先后密切联系，又各自独立为不同性质的战争、不同地理位置的特定战场专用名称。“涿鹿之野”是指轩辕之丘东南，八卦遗址西南，涿鹿山东北，宋山以西，灵山以北的灵山河谷谷口处一个喇叭状平野之地，其中包括蚩尤城（即《山海经》所记载的“凶黎土丘”）蚩尤泉、黄帝泉在内的地域，面积为二十五平方公里左右；“阪泉之野”在轩辕之丘西南、涿鹿山北的阪水河谷中，面积不过七、八平方公里，两个战场之间，正是涿鹿山向东北方向延伸下来的一个黄土山梁。

涿鹿之战与阪泉之战战场地理位置图

（比例：每一方格等于地面一平方公里）

对于阪泉之战，同涿鹿之战一样，历史记载是清楚的。

《孔子集语·主德》曰：“轩辕……教熊、罴、貔、豹、虎，以与炎帝战于版（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太平御览》引文中，“貔”下有一“貅”字。

《列子·黄帝》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鶡、鹰、鸢为旗帜。”

《逸周书·史记解》言：“武不已者亡。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涿）鹿，诸侯畔（叛）之，阪泉以亡。”

《史记解》之载，将炎帝因战蚩尤逃回涿鹿，居阪泉之久，别称之以“阪泉氏”。又在全篇论以亡国、亡政之诫，言炎帝“阪泉以亡”。此中“亡”字之用，是言炎帝“亡”其君位，非言“亡”其性命。我们不妨看一下《史记解》的原文立意：“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赏罚无位，随财而行，夏后氏以亡……刑始于亲，远者寒心，殷商以亡……”后人引用其文者，往往存有死抠所引之文，而不通观所引文字之全篇立意的毛病，就会引起误解，以为黄帝在阪泉之战中将炎帝杀掉了。

《新书·益壤》说：“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既载涿鹿之战，又述阪泉之争，由于将两战时间颠倒，便未能将两战之间的因果关系交待清楚，再加上贾谊死后司马迁才出生，这又就引起了一些史学家们的误解，认为司马迁述史不实，说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是为一役，炎帝、蚩尤是为一人。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产生了这样的误解。他说：《史记·五帝本纪》中“既云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弗能征矣，又云炎帝侵陵诸侯，其事弗类。〈史记〉此文，略同〈大戴礼记·五帝德〉，而〈五帝德〉只有与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贾子·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制不定〉曰：‘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然则蚩尤、炎帝，殆即一人；涿鹿、阪泉，亦即一役。〈史记〉自‘炎帝欲侵陵诸侯’，至‘三战然后得其志’，凡五十六字，殆别采一说，而夺一曰二字；抑或后人记识，与元文相混也”^①。进而，吕先生又联系《逸周书·尝麦解》之记，认为“赤帝即〈史记〉之神农氏，为炎、黄二帝之共主。炎帝盖即蚩尤。初居阪泉，故号阪泉氏。”

怎么说呢？作为著名史学家的吕先生，在引用史料上也确乎存在断章取义的弊端：先生既引《大戴礼记》以作论，而《大戴礼记》中既有孔子谈黄帝于阪泉三战炎帝之语，又有由蚩尤兴兵黩武而论及“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的话。如此，何以能将蚩尤与炎帝合并为一人呢？吕先生又引《逸周书》中《尝麦解》、《史记解》两篇以为证，而《尝麦解》中明确地提到了黄帝、赤帝、蚩尤三人，还明文以言蚩尤逐赤帝于涿鹿，赤帝大慑而说于黄帝，黄帝杀蚩尤于中冀，命地名曰“绝辔之野”——此说的就是涿鹿之战。而《史记解》中言亡政之例，又提到了阪泉之战。如此，又如何能将两战说成是一战呢？

自古及今，除了史家专著述史之外，一般学者引古史以论理，多为有选择地引用史料，引用之中有详有略乃属自然，贾谊在自己的著作中两次提到炎帝，都与黄帝相联系，强调指出炎帝为黄帝之弟。而吕先生引贾谊之说，则是避言黄帝与炎帝的关系，其所重视的只在于贾谊之述中“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的“涿鹿之野”四个字上，而忽视了对与此相关问

题的必要研究。

我们业已指出“阪泉之野”与“涿鹿之野”之用，完全是为准确地区别涿鹿两战具体战场特定地理位置而用的限定性辞语，事实上两个战场紧挨，一个在涿鹿山北，一个在涿鹿山东北，贾谊之言并不是要全面叙述黄帝、炎帝、蚩尤史事，而只是要指出黄帝与炎帝之间的兄弟关系这一个重点问题。若非特别就两战具体战场的地理位置、战场大小而言，说黄帝战炎帝于涿鹿之野并无错误。因为，阪泉之野也在涿鹿山下。

为什么作为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还会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专著中出现这种不该出现的重要错误呢？当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吕先生的《先秦史》就明白，吕先生实是因强调反对“疑古”，于不知不觉间走向了是古籍就信的一面，由此而又对皇甫谧看似“有系统”、实则是将古人附会、纬书杂言一锅烩、且又加进了自己大量的猜测、杜撰的《帝王世纪》误信了。这样，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框框，然后以它为标准去看待中国古史材料，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列出《三皇事迹》为一章，引《帝王世纪》与纬书以作说，称炎帝为神农氏，以为其是“三皇”之一，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由此而言，研究和探讨中华文明发展史，不扫除《帝王世纪》的影响，是不会有什么进展的。

黄帝战蚩尤是平息叛乱，而黄帝战炎帝，则是制止有熊国领导者之间的分裂，两者的战争对象不同、原因有别、性质不一。唯其如此，黄帝战蚩尤是将战败的蚩尤杀掉；而战炎帝，则是只将炎帝打败，后来又封炎帝为缙云之职，仍使炎帝主政于南方。

注 释：

①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