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如视频里那位黑人代总统所担心的：一旦房价崩盘，那时人民非但买不起房，连饭都吃不起。国家未富先老经济至少倒退10年。这样的背景下试图刺激房市依靠上涨行情这安全网，为经济转型争取时间也就成为种必然。当然，就如当年日本，这如意算盘打的响不响则是另一码事。

　　最近有个叫《实体经济萎缩房价却暴涨，背后真实原因是什么？》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其中对好莱坞电影《奥林匹斯陷落》桥段配音内容非常出彩：

　　女下属：总统先生，白宫财政吃紧，近30万亿的地方债务无法偿还，若房价下跌，土地卖不出去，银行不愿意债务置换，地方州县怕是有破产可能啊？！

　　黑人代总统：这是要逼我放大招啊？！让央企到各地竞拍创造地王，托高地价，然后放风出去，就说美国房子要去库存，人民买房将首付还减税，刺激观望着赶紧动手买房。另一方面，各州限制土地出让，让地产商无地可买，土地供不应求。卖一块地就让他们抢破头，各州政府手里的土地价格翻倍，房价自然就上去了。地产商和银行就有钱了，你那点地方债，还愁还不上吗？

　　男下属：老大，这样一来，土地价格占据房价的70%，这么高的房价，人民如何买得起啊？

　　黑人代总统：你以为房价跌了，他们就买得起吗？房价一旦下跌，非但买不起房，连饭都吃不起啊。国家未富先老，现在房价崩盘，经济至少倒退10年，20年内难以翻身，恐怕还会生出各种动乱。维持房价涨幅，延迟崩盘，为经济转型升级赢得时间。

　　抬高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以此编织一张“资本市场安全网”，试图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条件，这个真不是戏说，当年日本人就真打过这个如意算盘。

　　20世纪日本经济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发展，70年代对外贸易出现急风暴雨式的扩张，80年代初期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特别是汽车大量出口美国，对美国市场造成强烈冲击，美日之间爆发了剧烈的贸易摩擦。此时的日本，仍然醉心于原有的经济模式，而无意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直到1985年9月，日本被迫签下“广场协议”，并于此后二年时间里，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经济也随之陷入萧条，才使得他们终于认识到必须调整经济结构。

　　当时日本GDP接近美国的60%，人均GDP更是超过3万美元。有学者就认为，先时的赶超战略目标已经实现，该模式的积极作用将不复存在。作为应对之策，日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时任日本青山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的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就持有该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响应。

　　面对当时的经济困局，面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中曾根康弘委托其私人咨询机构“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对日本经济战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经过几个月的调研、论证和撰稿，1986年的4月，该研究会向中曾根首相提交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由于此报告由该研究会的会长、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所主持，故简称为《前川报告》。

　　报告明确提出，日本需要将此经济模式由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报告认为，“扩大内需”一方面可以直接缩小“经常收支平衡”，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调整汇率带来的国内经济不平衡（出口产业衰退），使日本走上国内外协调的对外平衡之路。报告认为，这种转变既稳定了世界经济，也稳定了日本经济；而且有国际影响的日本经济的稳定，是世界经济稳定的必备条件。

　　报告还指出，日本之所以屡屡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产业结构与外国产业结构的摩擦，这表明现有的国际分工不平衡。当然，报告也承认，主动调整日本产业结构以适应国际分工的需要，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会因此造成大量的失业和企业倒闭。但前川春雄却指出：“如不忍痛实现这一目标，那么日本将要成为世界的孤儿，日本经济已经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如若回避将是此路不通。”[1]

　　《前川报告》的出台，立马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不乏支持者，但也引来了强烈的批评之声。一些财经官员和经济学家认为，面对当时升值萧条的经济形势，日本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即采取金融扩张的政策，以通货再膨胀的方法，来扭转日益蔓延的经济萧条。

　　而日本政府显然不愿承受《前川报告》所说的痛苦的过程，对于正反两派的意见，日本财经当局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即一锅炖，两派观点都接受。但这只是表象，事实却是，日本政府只是从形式上、语言上采纳了《前川报告》的建议而已。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加宁研究员所指出的，当时的日本事实是将“扩大内需”的政策重心，从结构调整转向总需求扩张，但结构调整属于中长期政策，总需求扩张则是短期政策。[2]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打的虽然是《前川报告》的旗号，但执行的却是彻底的“通货膨胀派”的原则。

　　正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大藏省开始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1986年9月，日本政府制订了“综合经济对策”，投资规模为3兆6000亿日元；1987年5月，又制订“紧急经济对策”，投资规模达6兆日元。在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大藏省又下令由其领导的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全力配合。从1985年起，日本银行连续调低利率。1986年，日本银行曾分4次把基准利率从5%下调至3%，并在1987年2月再次下调0.5个百分点，将利率降低到2.5%的历史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广义货币（M2+CDs）增长率在1987年也由8%增长到12%。1987—1989年，日本银行的货币供应量（M2+CD）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0.8%、10.2%和12%，造成国内过剩资金剧增。

　　到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繁荣景象，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美、英、法、联邦德国等主要经济体相继提高了利率。可恰在此时——1987年10月19日，美国发生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大股灾。虽然在政府用降息等手段的干预下，市场很快恢复了上涨，但美国政府却担心日本在这个时点加息。因为欧美政府担心，市场还很脆弱，如果日本在这个时点上加息，必然会导致那些套息资金，不仅不会流回欧美，反倒会再次从欧美流入日本。从而，再次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

　　事实上，日本政府才不愿意加息呢！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一旦加息，一是可能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日本，进而推高日元，减少其商品的出口，再次因为日元升值而引发1986年式的经济衰退；二是提高利率不利于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正是基于这两种原因，日本银行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维持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不变。一时间，整个日本到处都是过剩的钱、钱、钱，但另一方面其投资渠道却非常有限，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这些廉价的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结果是，这些钱都一股脑地流向了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

　　大量的钱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其实这正是当时日本政府所乐于见到的。东京筑波大学（University of Tsukuba）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R.塔格特·墨菲（R Taggart Murphy）就曾公开指出，当时的泡沫根本就是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故意制造出来的。他的一个重要证据是，日本学者谷口智彦（Tomohiko Taniguchi）在其论文《日本的银行与19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Japan`s Banks and the “Bubble economy” of the late 1980s）里提到的：“一位日本银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承认：‘起初是想刺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我们觉得，有了上涨行情这张安全网，出口型产业就可以改造自身以适应内需型经济。然后，这一举措将会让各个经济领域的资产大幅增长。最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3]

　　反观中国经济这驾疾驰30年的马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正如当年日本一样，其结构长期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等，更棘手的是还积欠下了一堆的地方债务。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不容乐观。2015年全年，中国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同比下降7%，为2009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亦远低于6%的政府预期目标。其中出口14.14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8%。就这种现象，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的解释是：2015年中国出口值下降，主要原因是外需低迷，国际经济总体复苏乏力，导致全球贸易进入深度调整期，进而抑制中国出口增长。

　　事实上，除此之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还包括美国、欧洲等国家提出制造业回归。美国以往靠发展虚拟经济、金融业和服务业，但在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最近还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政策支持、资本回流等，这对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而于低端制造业方面，中国的竞争优势也很难维持，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优势越来越低，而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学习中国经验，利用其人口结构和后发优势积极地发展制造业，这对中国也形成了一定竞争的压力。

　　相比较于发达国家，当前国内面临竞争力落后、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相比较于发展中国家，当前国内又面临着人口红利减少、要素成本上升等问题。如此一来，我们面临的便是这样困境：高端制造业有发达国家堵截、低端制造业有发展中国家追击。也就是说，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可谓是内外夹击。在这样环境下，中国若不尽快进行产业升级，很快就会被边缘化、被淘汰。可见，当前中国的经济环境，相比于当时的日本要更为恶劣。

　　更为棘手的是，过去10多年来，基础设施需求强劲，城镇化快速推进，但正如我们在前一节所谈到的，地方政府的财权有限，不得已地方政府只能大量举债。而步入2009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为确保经济增长，我国从上到下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钱从何出？还是得借，这就使得地方债务进一步扩大。从2009年以后，我国便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恶性的债务周期，地方政府包括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提升后，投资的项目难以产生预期的回报，没产生足够现金流来覆盖投资。因此只能通过更多的借新还旧去滚动债务。据有关人士测算，单2014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在新增社会融资中的总占比达到53%左右，也就是说一半的社会融资增量都要用于利息支出。

　　当然，政府也曾一度想摆脱被房地产挟持的困境，这点可从2011年至2015年，房价长期横盘且稳中带跌可见。是时，政府寄希望于克强经济学，即1、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2、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3、推行经济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以此实现创造性破坏，来换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方案的实施，其前提是政府必须抛开每年必须确保百分之几的增速，必须得经历一个不能太短的沃尔克时期——所谓的沃尔克时期就是指在承受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率乃至衰退的同时，也仍然采取紧缩政策，以此来杀死僵死企业，让有限的资源向优秀企业产业集中，以此实现产业结构调整。[4]也就是说，政府得主动接受经济的连续下滑乃至衰退。

　　但可惜的是，让政府主动接受这一现实几乎不可能。原因是，这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百年承诺及达到这一目标所要求的年均增速必须高于6.5-7%的战略要求是相悖的、是矛盾的、是冲突的。

　　最早，政府意图实施金融改革，借此推升股市，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好让出口型产业改造自身以适应内需型经济，以此达到产业转型的目的，同时也旨在于去债（就是不用土地财政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就产业转型、去债和股市上涨的逻辑，财经作家李德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做了这样的表述，他说：

　　“地方政府的债务是高压，股市是低压。如果能把股市估值提上来，又能削减我们的债务水平，这个对于国家整体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假设原来地方政府持有的那些股票，成本是10块钱，现在涨到20块，是不是整个钱袋子翻了一倍？地方债假设原来是用股票抵押融资，原来10块钱最多从银行拿到6块，现在股票都涨到20块了，原来的抵押是不是应该重新来一下了？只需要重新做一个手续，旧债就变成了新债。通过这样的大水漫灌，地方政府的债务到期压力就缓解了，又可以上一些新项目，投资就拉动了，一些转型升级的新产品出来，对整个内、外销肯定是有所刺激。

　　要是股市从2000点涨到4000点，企业手里的资产可是能生生增加10万亿估值。往银行一抵押，贷出来的钱可就“哗哗”的，不整个五六万亿投资下去才怪。企业如此，那些砸钱进股市的投资者也是如此。居民持有的纸上财富增加10万亿，两三万亿的消费铁定跑不了。[5]

　　当然这场试验的结果想必大家都非常了解了，那就是2015年6月开始的股市大崩盘，这场股灾一度令世界股票市场都陷入了一场不算小的危机。就关于这场股灾的形成原因，大家可参阅我的《为何总是如此疯狂：股市泡沫的形成、崩溃及应对》一书。同时，之前力推的互联网金融改革也不算成功。如此以来，不独地方政府的债务是高压，连股市也成高压了。此路不通，没有办法，只能重新走回依赖房地产的老路。

　　这就出现了本节开始部分提及的戏说《奥林匹斯陷落》中美国所遇到的那种困境：近30万亿的地方债务无法偿还，若房价下跌，那么债务危机会就此引爆，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这样一来，确如黑人总统汤姆贝克所担心的：那时，人民非但买不起房，连饭都吃不起啊。国家未富先老，经济至少倒退10年，20年内难以翻身，恐怕还会生出各种动乱。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刺激房地产市场，依靠上涨行情这张安全网，为经济转型升级——出口型产业借此改造自身以适应内需型经济——争取时间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当然，就如当年的日本，这如意算盘打的响不响则是另一码事了。

　　《不堪承受的中国房市之重》连载之四第一篇《解码中国房市大涨之谜》第六章：政府需要房地产——维持房价，为经济转型升级赢得时间

　　[1]崔殿超.前川报告的划时代意义[J]. 世界经济研究，1988（5）：24-27.

　　[2]魏加宁.日本：“繁荣”与“崩溃”的距离[R].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安徽发展研究网，http：//www.dss.gov.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258881

　　[3]Tomohiko Taniguchi.Japan`s Banks and the “Bubbleeconomy”of the late 1980s.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Program on U.S.-JapanRelations，Monograph Series，No.4，Princeton University，1993，P.9.

　　[4]自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居于统治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初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和货币扩张的对策，的确使衰退得到缓解，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发展。但进入60年代末，这种好景便不复存在，美国因为越南战争和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为了推动经济增长，1970年尼克松总统任命伯因斯执政美联储，采取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伯因斯主政期间，美国的货币供应M3每年都是以双位数字增长。其中1977-1979年3年间，M1增长创战后最高纪录。到1978年伯因斯离任之时，美元的购买力比他刚就职时，足足损失了72%。但经济并没有因此而改观，反倒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增长，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到1979年的第四个季度，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一度上升至罕见的12.7%。而于1976年第四季度到1979年第四季度，美国的生产率也由原来的3.1%下降为2.1%，GNP增长率从4.9%降为1.0%，失业率却长期保持在6%-8%之间。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问题已经糟糕透顶了。时任总统吉米·卡特显然也无计可施，当接替伯因斯的米勒宣布辞去美联储主席一职后，卡特急需一位能干的美联储主席。这时，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安东尼·所罗门向卡特推荐了保罗·沃尔克。1979年7月24日，沃尔克受邀谒见了卡特总统。他说，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货币超发，必须要一改先前凯恩斯所倡导的通货膨胀主义路线。随后，沃尔克走马上任，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当时的情况是：银行利率增长超出预期，当时商业银行的利率高到“前所未有”的15.25％，同时通胀也进一步上行。到1980年5月，货币供应量下降，随之经济增长也跟着下降。当时所处的政治氛围让正面临连任压力的卡特很难接受，这位民主党人于是向他共和党的前任尼克松学习——视美联储独立性于不顾，直接干预货币政策，急忙放松信贷控制。3个月里，联邦基金利率从20％下降到8％，甚至取消了信用控制。但最后的结果却让卡特大跌眼镜：他的政策不仅没有令美国经济好转，反而是更糟了。卡特以经济政策的失败告终，这也成了他留给继任者的“烫手山芋”。汲取前任的教训，里根总统选择了用多样化的经济调控政策，其中就采用了沃尔克的高利率货币政策的建议，同时辅以减税、削弱政府开支，名噪一时的“美国经济复兴计划”出台了。当时，美国面临着不少棘手的麻烦，且代价不菲：经济在衰退里挣扎，破产企业翻倍，失业率更是创下了1940年以来最高。商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批评言词更是异常尖刻，当时的一本杂志封面还登载了一幅漫画——通缉沃尔克和他美联储的同僚们。这时，里根也开始动摇了，他不知道是否还应继续支持沃尔克的做法。面对强大的压力，沃尔克选择了据理力争，他告诉里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美国经济的长远利益。的确是如此，正是得益于此，沃尔克的行动不仅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更是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他不仅以强势扭转了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将美国从70年代失败国家的深渊里拖了出来；更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这点而言，保罗·沃尔克无疑是美国的拯救者和国家复兴者。对此，他的继任者，比伯因斯更为糟糕的通胀主义者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沃尔克是“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

　　[5]国家战略牛市？[J].新周刊，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