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的出笼要早于《资本论》多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起草的政治纲领，由马克思执笔写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也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1848年2月21日在伦敦第一次以《共产主义者宣言》之名出版。马恩第一次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但中译本洋洋洒洒将近一万五千字，马克思自己总结为五个字——“消灭私有制”。多说两句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在《共产主义者宣言》中马恩宣称，“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发出战斗号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出现在后来的《资本论》扉页上的名句。

        1864年10月5日，国际举行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马克思出席国际成立大会，并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和小委员会。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个《宣言》和《章程》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思想，替代了原有的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指导的草案。

        为了壮大队伍，为了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一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把全欧美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马克思以第一国际为组织基础采用“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方式开始了他改造世界的宏伟大业。但是，这种温和只限于形式上，是马克思政治手腕的表现。这是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

        显然，在斗争的形式上，《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与《共产党人宣言》有些明显的变化，从暴力革命转向了温和斗争。为了取得战友对这一转变的理解支持，在1864年11月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解释说：“不过我必须在《章程》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但是，这些字眼已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 

        但或许正是马克思的这种“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继续存在留下了空间，以至于到了第二国际时期又日渐崛起并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得以泛滥，最终被第三国际所抛弃和边缘化。

        《资本论》的德文第一版在1867年7月才交付印刷，这比1848年2月就已经面世的《共产党宣言》要晚了差不多二十年。

        马克思为何要花费心血给工人阶级写这么一部“圣经”呢？马克思自己为《资本论》第一版写的序言里有清楚的自白：“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规律揭示出来了，那就是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将导致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最终走向崩溃，为公有制下的公共品生产模式所取代。但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具体战术路径该怎么走呢？无非是三条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和平促进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暴力推翻资本主义而建立公有制社会。

        十分明显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战术方法上出现了左中右多种观点，而且各种观点此消彼长。马克思当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倡导的是暴力革命方法，而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里马克思已经有所改变，有所反思。一改激进暴力的思想，似乎转向了和平革命的路径，这又是为什么呢？

        《资本论》交付出版时第一国际也已经运作了将近三年。不过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却出乎意料的沿用了第一国际章程中“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策略，为何？这期间，马克思实际上应该是一边在第一国际主持工作一边撰写着《资本论》，1867年马克思建议取消了第一国际的主席职位，显然第一国际内部的权力结构一直都在调整。《资本论》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石，显然融入了马克思出于统一战线的考量，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印在《资本论》的扉页上，当然也是出于希望统一战线团结。因此，在阐述写作目的的同时再次强调了“形式上温和”——“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明显是写给那些统一战线盟友看的，但也再次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留下了思想空间。

        恩格斯最懂马克思，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做了对其遗著和《资本论》第三版的出版修订。对《资本论》第三版的出版恩格斯采取了最小变更最大保留的编辑原则，所以在为《资》英文版写的序言当中，恩格斯仍然肯定了之前版本中马克思对和平革命的希望——“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但恩格斯又在这篇序文的最后紧接着上述说到，“当然，他（本注：指马克思）从来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合法的革命面前”。

        由恩格斯的这个最后陈述和马克思实际上的活动有理由让人相信，马恩的革命策略应该以《共产主义者宣言》的表白为依据——那就是要积极乃至暴力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实质上的坚决”被抛弃，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大肆泛滥。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后，立即得到机会主义者广泛而狂热的支持，成为国际现象。“形式上温和”变成了对和平观念以及对合法斗争的幻想。马恩的策略被伯恩斯坦主义者扭转成为了“形式上坚决，实质上温和”。

        在苏联建立之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革命的策略也是时常改变，各有各的主见，甚至在革命家之间也常出现严重分歧而形成党内派别斗争。

        在中国，这个问题同样出现了多次反复，毛泽东的起起伏伏就是例子。邓小平时代的“补课论”也是一个例子。

        《共产党宣言》当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互相博弈的结果。

 

        那种认为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是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观并不被苟同。封建社会是针对国家的政治治理模式而言的，但资本主义是针对生产经济模式而言的。中国的商品经济早就非常发达，早在隋唐时代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商品市场，就已经是“……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击钲三百而散”（《新唐书·百官志》，被后人称为“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市场开放规则，这个现在的股市汇市都有一定的交易时段限制一样）。

        司马迁在《货值列传》当中对市场行为的动机做过著名的心理学分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的开通更是证明中国古代不仅仅是内需拉动的商品经济，还是积极开放的全球化经济模式。《共产党宣言》当中就坦诚认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

        也就是说，在经济模式和商品交易这方面，中国从未缺环，也不是亦步亦趋的小学生，根本不存在什么向西方学习“补课”一说！至多能说成是“复兴”——“一带一路”就是经济复兴，只是明确声明了一带一路不附加任何政治意图，纯属在商言商和“主义”无关。

        早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显然这里的资本主义就是指商品经济而不是指政治制度。

        就政治治理模式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很不科学，应该是“民主政治”和“集权政治”，而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集权政治，都不排斥商品经济，差别只是谁做为交易者资格的主体，或者说，民主政治和集权政治都可以是私有制，区别在于谁来做最大的私有者。当然也都可以是公有制，区别在于公平原则如何制定。

        但商品生产注定是私有制这种所有制制度之下的，因为商品是私有物品，只有私有者才有权让渡和接受，任何个人都无权处理和占有公共物品。

        私有制的存在，必将导致贫富分化。它的废存，取决于人们究竟能不能接受贫富分化，是完全不能接受？还是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比如基尼系数在多少之内多数人就可以接受。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经济的盈利模式，认为它导致两极分化而不公平，最终的结论是商品经济必将崩溃。也就是说，马克思认定人们无法接受两极分化，穷人终究会揭竿而起的。

 

        具有关研究，恩格斯晚年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所造成的事实出发,完成了从暴力革命转向和平过渡的重大理论突破,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其实我们从马克思早年向恩格斯解释《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措辞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显然担心这位最亲密的战友的误解而首先要保证取得恩格斯认同。

        当今天朝显然是改良派主导了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