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子坝轶事

在四川凉山普格县境内大山中，有个叫扇子坝的地方。就是你从那地方经过，肯定也是不知道的。就是如今我从那地方经过，看不见我也出过苦力的已经废弃的钢筋水泥大桥。我也是不知道的。因不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还是二十一世纪中又修了一座新的水泥钢筋大桥。因为那段路只是西昌市通向普格县城、宁南县城，进入云南省我的故乡——巧家县城至各地的一小段开阔山沟。但我对去扇子坝的事，住过的木板毛草房，拦腰截断木则河的鱼坝，还有的人和事，在我的人生中是不会忘记的：

丢进山沟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我们到扇子坝就为修那座钢筋水泥的大桥去做苦工。我也是第一次坐解放牌货车去。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第一次乘汽车去做苦工。一些人从车箱轮胎处，或后门爬上车，然后把所有或用油布、或用垫单，或用铺盖打成的背包递了上车。一辆解放牌货车拉四十多个人。一共三辆解放牌货车。我和那些同我上下的中学生（红卫兵）们坐的是最后一辆车。汽车开动，大家先都争着站到车箱的前面、两侧。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乘汽车。所以，汽车一开动，我们都高兴得唱起了歌来。可是，车还没有开出三十公里，有的人就开始晕车了。幸好还没有人呕吐。但到普格的大河坝桥时，晏豪洪“唉哟”的惨叫了一声。大家急忙问：“怎么了。”他伸手从腰间拔出一把带血的匕首来。大家急忙围住他，生怕守桥的哨兵看见。过了桥，解开扣子查看伤口，匕首在他的右侧肚皮处划破了一道小小的口子。血也凝固封住了伤口。钟焕刚问：“来干小工，又不是来搞文化大革命，你带把匕首来干什么？”赵章程说：“到处都有阶级斗争，以防万一嘛。”几个人都点头称是。我心里突然想到：他们的家庭比我家还不如。说根红苗正，要老祖、爷爷、父母都是贫下中农，或工人，或靠打工，或讨口要饭的乞丐三代才能算根红苗正。小商小贩是不属于根红苗正的。我父母是小商小贩，所以，我是不属于根红苗正的。所以，我在背后说：“看他们如今的生活，单吃穿，连我们这一代，应当是四代根红苗正才对。”本来我们都是来做苦工讨生活的，难道在我们当中还有地、富、反、右、坏份子，还是有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当权派？！于是，我想起了：文化革命开始前，我们城关镇一个叫谢德友的同学，他也是如我一样没有考起中学，成了城关镇直接领领导下的城里人，他是两条腿如芝麻杆样的残疾人。因在城关镇任党支部的秘书杜艾生，人人都叫他杜秘书，谢德友就在背后用音谱开玩笑的说：“杜、秘、书，就是多、米、索。”就要把谢德友打成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好干部；诬蔑伟大、正确、光荣共产党的好干部，丑化伟大、正确、光荣的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了，他们急于贯彻“五 一六”精神，开展文化大革命，斗争地、反、坏、右，破“四旧”，立“四新。”而且，根据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红卫兵们已经把矛头对准了所有政府、企、事业的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了。城关镇的当权者也有可能被打成走资派、修正主人的危险，谢德友肯定会为他那句“多、米、索”而被划成三反分子而被下放到农村去。甚至坐牢也难说。我就不知道了，那些共产党员，特别是有一点权力的人，不说反对他们的不是之处，就是给他提正确的意见，就是有丁点对他们不恭敬，就会是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好干部？诬蔑、伟大、正确、光荣的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会因此而被划成阶级异己分子而被下放，被批斗、被坐牢。但我想：就是有地、富、反、右、坏份子，要破“四旧”，立“四新”，有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份子，不说轮不到我们去抓，去批斗了。就是轮得到我们去抓，去批斗，难道我们去抓人，去批斗人，人家会给我们吃饭，会给我们钱用？！就是他们中学的学生被运动成红卫兵去破“四旧”，去批斗地、富、反、右后，也得回家吃饭。今天，你们这四十多个红卫兵不也是为了吃饱肚子，离了学校，离了红卫兵组织，离了故土，离了父母来干苦工苦几文钱补贴家里。而且，还是通过关系才得于参加进我们这临时工队伍的。但我实在想不通，连穿衣吃饭都比我们家还不如的他们，竟然和我一样去干临时工了，还没有忘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没有忘了他们的革命；没有忘了阶级斗争……，我摇摇头又想：他们连自己处在什么位子上也不知道。我真怕我们去到干临时工的扇子坝，他们为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为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了毛泽东的革命，跟当地的人闹出点事来，都如一九五七年反右一样，使我们所有去的人都被有权力的人打成另类，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阶级异己分子。不！单凭晏豪洪那把管制的匕首，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告发了，我们这些人也不会有好下场。于是，在大家的一致意见下，在要到普格县前，在又一个前不见人见车，后也没人没车的弯道中，晏豪洪才念念不舍的把匕首丢进深沟的树丛加草丛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