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个儒商的故事（散文）
文/潘国尧
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老衲从杭州到深圳，从深圳到南京，从南京到福州，从福州到兰州，从兰州到北京，从北京又回到了杭州，绕着大半个中国混了一圈，虽说混的都是一些高端们霸占的平台，但至今口袋里依然空空如也，因为老衲实在不善于与生意人打交道，或者说，懒得跟那些在人肚子里都能掏粪的“企业家”有深交，跟这种人打交道，总是吃亏的时候多。
但在老衲的新闻职业生涯中，也有几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家伙，而且这几个家伙还都没亏待过我，这也算是意外了。
2005年吧，老衲在南京给一个当地的商业杂志跑腿。有一次徒弟把一个他采访过的稿子交给我，我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尺度的修改，但还是感觉不满意，就提出与徒弟一起再去采访一次那个老板。徒弟果然再次约定了老板，顺利地对他进行了一次补充采访。老板当时是一个民营书商，资产过亿，人也很善良，采访很成功，回来把稿子一改，使之达到了公发的标准。
很可惜，这个稿子就要进入杂志上版程序时，老衲却被迫离开了那个单位。所谓人走茶凉，那个稿子肯定没法发了，老衲只好动用圈内资源，在北京找了一个财经杂志给发掉了。但是那个杂志是要收版面成本的，老衲好说歹说，编辑才答应先发稿子，说好只此一次，事后如不给钱，这层关系就断了。
两个月后，稿子如期在《财经人物》杂志上发表，因为也想去帝都找机会，老衲特地去了趟北京，自己先垫付了一千多块钱的“版面成本费”。
然后，就拿了十几本赠送的杂志再次回到南京。记得那天比较热，老衲熟门熟路找到了前次的采访对象，书商毛文凤的办公室，坐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毛总终于还是来了，我把杂志交给他，他匆匆翻了几页，就问我花了几个钱，我如实说是3000元（版面成本外的几个钱杂志社以稿费的形式由老衲自我消化）。毛总想也没想就叫财务送来5000元现金。
因为老板很忙，老衲拿到钱后赶紧离开了毛文凤的办公室。一路走一路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采访对象是我和徒弟两人好不容易才约上的，但却没能如期在原先的当地杂志上发掉。想当初采访时，毛总是很恭敬地回答我们的专业提问，到发表时却成了花钱买版面这种形式。好在碰上的是一个哲学博士，就是那种深知文人穷酸的同行吧，如果是一个暴发户，一个很会装逼的“企业家”，恐怕连个版面成本都要不回来的！
这事过去后，我约采访对象前就一定要先弄清楚对方的知识根基，如果是那种胡乱混出来的“企业家”，即便当下已是人模狗样，老衲也是能拖则拖能推则推，实在推不掉，也就是遵领导嘱随便糊弄一下。但如果是跟毛文凤差不多的儒商，老衲的积极性就会很高。
比如后来曾经多次合作发稿的著名书画家兼高级艺术品拍卖经纪人蒋频。
我与蒋频的相识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那一年，老衲在杭州一个有着政府背景的单位编内刊，那会儿单位的领导比较牛X，每年都能张罗一个全国性的峰会。我作为峰会外宣的负责人，其时手头颇有些权力，包括可以在峰会前帮人在会刊上张罗宣传页，也可以发放几张峰会开幕式的特殊票等。
那会儿本朝老大还在浙江掌舵，峰会的开幕式老大是每回必定要来“讲话”的。还有当时包括樊纲、刘世锦、巴曙松在内的一干一线经济学家都会参加这个开幕式。当然对于那些与会的暴发户嘉宾来说，则主要还是来看几个央屎的当红小生和花旦来主持各个论坛的。特别是主持开幕式的那位董小姐，那时30岁刚出头，很骚逼的时候，总是要挑逗演讲的那几个贵宾，现场充满喜感。所以开幕式的那张门票还真是不好搞。
这之前，我曾经跟蒋频见过几次面，就打电话给他，问他想不想来开幕式看看，蒋频说刚好这些日子有点空闲，看看就看看吧。老衲就把票直接送到蒋频的办公室，这家伙竟然很感动，扯着扯着就说想在北京某个高档点的杂志发个文章，问老衲可不可以张罗一下，“钱不是问题”，蒋频补充说。
老衲马上想到了两年前给毛文凤张罗过的那个《财经人物》杂志，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那天老衲与蒋频非正经采访地聊了不少问题，最后蒋频还给我好些电子资料，说是到时组织文章时恐怕用得着。两周后，老衲把蒋频的专访稿糊弄好了发给他审核，这家伙只修改了几处就同意发了，还问具体需要好些钱？老衲只好如实告诉他，每个版面成本是1500元，如果发两个，需要3000元。蒋频说，发4个可不可以？“我有好几幅自己很中意的字想同时发出去。”老衲说应该可以，蒋频就说等杂志出来后你来领钱就是。
两个月后，《财经人物》杂志果然以4个版面刊发了那个专访稿，两本杂志寄到我手上后，我就第一时间给蒋频送过去，蒋频看了很满意，又提出能不能多送他一些杂志，我说应该没问题，不过得等些日子。蒋频就从抽屉里找出一叠现金，说这里是一万块钱，你也不用给我七算八算了，“都是你的了”。
老衲那会儿也是手头紧，就没客气，都收下了，我知道蒋频是个爽快人，多说客气话，反而会令彼此尴尬。
付掉了版面成本后，老衲在蒋频这个稿子上净赚了6000块钱，这相当于当时我的一个月工资。
几年后，老衲去北京混，换了好几个老板后，最后在一个产经类杂志做记者，因为不是主编，杂志的风格啥的自己没法控制。按照惯例，老衲每换一次老板，蒋频都要在我做的杂志上发一回文章。
这次我也是大意，没在稿子最后校对时亲自操控，结果出了好些问题，当我把杂志寄给蒋频看后，这家伙竟勃然大怒，说老潘我们合作了好几年，就从来没有像这次那么糟糕的，“预订的杂志不要了！”
我知道，蒋频对宣传产品的档次是非常在意的，这种骑马钉装帧的杂志，他根本拿不出手，何况杂志文稿里还有好几处错误。
这么一来，我与蒋频的交往也算是到头了，很可惜的一个朋友就那样渐行渐远了。
这次回到杭州，本想再次联系他的，无奈上次那个失败的合作肯定给这家伙心里留下了阴影，那就祝他事业更顺利吧。
还有一个文人也想提一提，那就是翟玉忠，老衲在北京时的一个朋友，现在还在老衲的微信朋友圈里。这家伙自称是南怀瑾老先生的关门弟子，现在是北大的特约研究员，自己搞了一个新法家网站，这些年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那还是5年前老衲主编一个离岸刊号财经杂志的时候，因为策划一个有关商业文明方面的专题，在网上找到了对此问题有研究的翟玉忠。然后带着徒弟去对老翟做了一个专访，文章写出来经他审定通过，徒弟又把稿子翻译成了英文。
杂志的老板常与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大使们混在一起，几乎天天要去几个大使馆走走，见多了一些国际性的大杂志，然后就按照中英文双语的形式指示我们做高端，而且对产品的外观非常注重，纸张也是用国际上流行的轻型纸，开本越做越大，越做越奢华，每次光印刷成本每本都要二三十元。老板的意思是开本大的杂志几乎所有成功人士都喜欢放在自己老板椅后的那排书柜里显摆。
对于老衲来说，老板的杂志越做越豪华，在内容品质上也只能紧紧跟上了。老翟的稿子出来后，他自己就非常喜欢，便把他的朋友，在上海做文化类产品的一个老板推荐给了我，还发了好些素材给老衲，让老板根据这些素材整合成一个专访文稿。
老衲也没费多少精力把稿子做成并被对方认可准备发表。印象中原稿有8000来个字，加上英文翻译，足足占了10个版面左右。我的老板看到这么大一个稿子，脸色就不太好看了，说采访对象也没出一分钱，怎么做这么多？意思是要压缩一下，“最好是做到5个P左右”，老板说。
但是老衲不干了，说稿子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你说毙就毙了，采访对象都审核过的，我那边怎么交代？再说，稿子一压缩，英文翻译得推倒重来，“我徒弟那边可有P话要说了”，我说。
老板想了想说，那就原稿照发吧，“但你最好叫对方买一些本期的杂志。”没办法，老衲只好给老翟打电话，把老板的意思跟他说了。说了也就说了，老衲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印象中上海男人吧，有点那啥，而且那老板还是个地道的上海人！
谁知道第二天老翟就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说上海老板已经答应购买发有他专访文章的那期杂志500本。我把这个结果告诉老板，老板就很开心，说这可是一万多块钱呢。这个破杂志自创刊以来，老板还没有进过一万多块钱的“大单”，那天这家伙当着一屋子的人说，“今天我请客，吃西餐去！”
杂志出来后，上海老板果然汇来了一万多块钱，老衲做主，把那500本杂志交给了物流寄过去。事成后老衲给老翟打过一个电话，大意是感谢他从中的撮合。但是老翟不以为然，说杂志做的档次这么高，稿子写得也不错，还是中英文双语的，“这样的杂志，上海老板是拿得出手的，今后要是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会给你推荐的。”
老衲自是千恩万谢，就说改天请老翟吃饭。老翟大概也是跟记者交道打得很多的家伙，就说你们这些混蛋说的“改天”基本就没那一天，“倒是下个月杭州有个会，我们邀请你过去吧，在杭州我请你。”
河北人说话靠谱，下个月，杭州的会议承办方果然给老衲订了来回的高铁票，等于是给了老衲一个免费探亲的机会。老衲很是感激，本来想给这个会议好好报道一下的，谁料到出差回来后老板说不想再做杂志了，“只有出去的钱没有进来的钱，不想玩了！”当然，上个月那单一万多块钱的提成我也拿不到了。
破杂志老板也没白做这一年，因为我们的中英文双语杂志在使馆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家伙竟然勾搭上了好几个非洲和东欧小国的大使，年后就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全家移民去了塞内加尔！
我的那个杭州会议报道自然也没法做了，老衲就这样欠了老翟一个人情，好在这家伙度量大，此后也没跟老衲断绝往来，有好几次还是继续帮老衲忙。毕竟是北大毕业的，素养是真的高。
混了快20年的新闻圈，采访过的或者合作过的大大小小的老板也确实是无数了，但就这三个文人出身的老板对我印象最深刻。他们现在依然混得很好，毛文凤基本是江苏民营出版业的老大了，蒋频虽然很久没联系了，但他的皓瀚拍卖应该是名声越做越大了吧，毕竟以他在书画界和拍卖界的好人缘，没有理由把这个公司给做砸的。翟玉忠呢，应该还是跟全国那些文化商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三天两头的总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一些到处演讲的视频，祝老翟也越混越出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