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 祝渊陵
2017年12月27日10月17日，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八十年前的10月17日，即1936年10月17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历经整整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历史上恒古以来，乃至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战略大转移！它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无产阶级军队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一伟大的壮举，将永载中国史册！将永载中国军事史册！
长征见证了红军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一部英雄史诗，见证了红军以钢铁般的意志创造了一段人间传奇。生死攸关，危在旦夕的转移，积累了足以改变整个中国命运的力量。如果没有长征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很难想象能取得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也很难想象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也很难想象有四九年十月一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今天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
纪念长征八十周年，我们一定要牢记工农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啃草根，不怕流血牺牲、钢铁般的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永远牢记在长征中光荣牺牲的红军烈士。
回忆八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这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壮举给予我们革命后代和改革后代的精神财富，我们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新的革命和改革里程中，长征精神将是我们永往直前的不竭动力，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的中国改革和建设中，新的长征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一、坚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粉碎上百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的光辉历史和英雄壮举，彰显了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揭示了“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的时代内涵。
任何一种精神，都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在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整的红军长征中，培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它与其它不同阶段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一起构成中国革命的精神长廊，铸成中国革命之魂。伟大精神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历史变革和物质产生的强大动力，鼓舞和激励千百万群众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中。精神力量在推动中国革命建设事业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长征精神一直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它“永不过时”。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这是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在长征期间写下的不朽诗篇，这首诗充分表现了红军们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不畏艰难困苦，坚持顽强拼搏的艰苦奋斗精神。这是我党和人民坚韧不拔、顽强奋战、勇于开拓精神的体现和生动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伟大而艰巨的长征，进行新的长征同样需要“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开拓精神和革命气魄，同样需要亿万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同样需要艰苦奋斗精神，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具有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坚定信念。其次，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发扬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相反就遭到挫折和失败。再次，艰苦奋斗是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无论什么条件，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总要有这种永远开拓前进的创业精神。
长征精神能够形成发展，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广大共产党员心里，体现在共产党员身体力行的先锋模范作用中。唯有如此，它才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弘扬长征精神，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呼唤，也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的《长征》读起来总是那么令人振奋，使人倍受鼓舞。是呀，敌人的围剿算得了什么？湍急的金沙江，奔腾咆哮的大渡河算得了什么？只剩几根铁索，令人毛骨悚然的泸定桥又能算得了什么？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和杳无人烟的黑草地，这些被人们视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天险”，不是都被我们这些坚强的红军战士征服了吗？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五岭山脉弯弯曲曲，高高矮矮，绵延千里，在红军看来，也不过是腾跃着的细小的波浪。高大的乌蒙山脉也不过是往后滚动的小泥球。这是多么新颖的比喻！把起伏绵延的五岭山脉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为翻腾着的细小的波浪，把那样高大的乌蒙山脉比作在脚下滚动的小泥球。想象奇特，夸张已极。通过两组极大于极小的对立关系，诗人充分地表现了红军的顽强豪迈、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从艺术手法上说，这是夸张和对比。写山是明线，写红军是暗线，动静结合，明暗结合，反衬对比，十分巧妙。
每每听到毛泽东的这首诗，我就会感慨万千，脑海中就会浮现乌蒙山，挺拔，深幽。就会浮现红军战士那坚韧不拔的形象，趟大河，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他们的种种英雄事迹使世界震惊，他们那看起来不可能的两万五千里造就了今天的美好。为了纪念长征的壮举，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模拟长征的远足活动。在1934年至1936年的两年期间，红军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红军战士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慨。长征精神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动力。今天，我们纪念革命先烈，就是要永远不忘他们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卓著功勋，永远不忘他们的遗志和追求，继承和发扬他们的精神。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同年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宁夏西吉县将台乡会师，标志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长征锤炼出了一支越战越强的人民军队，锤炼出了一代精英。八十年过去了，红军将士们的万里长征，已作为举世罕见的人间奇迹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永垂史册。
红军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丰硕的精神财富是永存的。他们在那种艰难困苦中对革命理想和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无比忠诚。英勇顽强，勇于拼搏，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憧憬未来，充满乐观主义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崇高品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至今不忘的历史使命。他们高尚的品格永远是一剂催人奋进的催化剂，永远激励着我们。
两万五千里长征，铸成了中华民族钢铁一般坚强的信念，教会了炎黄子孙磐石一样顽强的意志。
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走遍万水千山，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征史诗，可歌可泣，长耀史册！“长征精神”革命先辈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也是长征精神所蕴含的最大的精神财富，中国工农红军不论面临多糟糕的情况、多大的牺牲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终年积雪的雪山，吃草根、啃树皮，在绝境中坚持了下来，最终到达陕西。支撑他们挺过来的是必胜的信念、对革命的信仰。这样的长征精神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梦的基础。 金沙浪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红军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在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金沙江宽阔而湍急，蒋介石梦想利用这一天险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如果说巧渡金沙江是红军战略战术最富有智慧、最成功的一次战斗，那么强渡大渡河则是红军表现最勇敢、最顽强的一次战斗。大渡河的险恶也不亚于金沙江，且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狡猾的敌人还拆掉河上泸定桥的木板，只留下十三根铁索。但是英勇的红军硬是冒着国军的枪林弹雨闯过了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阴谋。所以这两句所写的战斗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五岭”“乌蒙”两句通过红军的主观感受直接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概，这两句则是通过写景来记事，通过记事来表现红军的英雄事迹。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
曾有人问董必武：“为什么在长征那么困难的时候，你总是那么快乐？”董老回答：“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前途。”
曾有人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是怎样走过来的？”邓小平坚定地答道：“跟着走！”
长征路上，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环境恶劣、危机四伏，董必武之所以无比自信地觉得“有前途”，邓小平之所以坚定不移“跟着走”，就是源自他们对党的忠诚信仰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信念。
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长征历史时，也曾不止一次的追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能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呢？是什么支撑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全人类解放”作为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信，自己追求的革命信仰是高尚的，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心甘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不惧艰难险阻，正是这种崇高的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完成人类历史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壮举，之所以能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绝地求生，之所以无畏无惧雪山草地、严寒饥饿，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革命信仰之外，就是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长征途中，风餐露宿，官兵一心，共同取暖，为了革命胜利，有多少党员宁可自己挨饿受冻，将生的机会留给别人。
1934年11月，湘江血战，最后时刻红34师为掩护主力红军渡江，留在原地阻击敌人，师长陈树湘不幸被俘，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英勇就义，时年29岁。据统计，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八万一千人踏上长征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剩下八千人；1935年3月，红四方面近十万人西渡嘉陵江，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只剩三万三千人；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二万一千余人从国民党的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1936年10月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会师时，全军一万一千余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经过数月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红军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八千余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余人。漫漫长征路，历时两年多时间，大小战役400多场，牺牲的烈士数不胜数。淬火成钢，凤凰逆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硬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成了一支支“铁军”。他们理想信念坚定，不畏牺牲，不惧艰难险阻，历经重重磨难，终于达到陕北。长征是一场播撒中国革命的火种的远征，转战半个中国，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祖国各地，形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瑰宝，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计划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设计。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困苦之中立于不败，正是因为他们首先树立了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正是这种正义、正确、正能量的理想信念鼓舞他们和一切黑暗势力搏斗，正是这种系统的、科学的、进步的社会学说引领他们走过荆棘坎坷、走过刀光剑影，走向成功和胜利，最后走向辉煌。
二、坚强的党性是从艰苦的斗争中培养的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立起党性原则，强化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是我们党对党员干部的一贯政治要求，也是党员干部能够经受各种政治风浪和艰难险阻考验的“压舱石”。
列宁指出：“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严格的党性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这些话深刻地揭示了党性与阶级性的本质联系。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要批判和纠正党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各种错误思想，纯洁党员的思想意识，提高党员的路线觉悟，增强党员的政策水平。
红军长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这种革命精神，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完全出自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军队军魂表现的最高境界。仰望党性的光辉和军魂的力量，仰望红军长征耸立起来的精神高地，震撼我们心灵，赋予我们力量，激励我们在新的伟大长征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红军长征遇到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有与百万国民党军的殊死搏斗、有与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残酷较量、有党内指导思想和政治军事路线的尖锐斗争，但任何艰难险阻都未能阻挡红军长征的前行。这绝非仅靠个人，甚至局部力量实现的，而是在党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领导下，经全党全军团结奋战实现的。尽管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引起绝大多数红军将士的强烈不满，但没有谁脱离组织擅自行动，最终迎来党中央的正确决断。“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统治地位的结束，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在遵义会议上实现的。长征中最精彩的一笔，莫过于四渡赤水之战，红军由此彻底摆脱战略上的被动。这一胜利也是遵义会议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统一指挥下实现的。
毛泽东说得好：“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党的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领导的实现，不靠金钱、不靠行政命令，靠的是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即对党的革命理想信仰的高度认同，与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这就是党性，正是这种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意识，确保了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对红军来说，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听党话，铁心跟党走。长征中，面对死亡，面对牺牲，共产党员服从大局，所表现出来的党性震撼世间。湘江之战中，为了掩护主力过湘江，红五军团34师五六千人全军覆没，师长政委壮烈牺牲；飞夺泸定桥战斗中，22名突击队员主要是党员团员，起码也是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其中17名勇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一个是突击，一个是断后，没有赴汤蹈火的必死之决心，焉能担当。面对生死，如此坦然，何况个人的名誉、地位。在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的心目中，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
长征中，即使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党都没有忽视党员的党性锻炼。总政治部先后下达《关于适应行动与环境的巨大变化加强政治工作的训令》《关于重新规定连队中的组织的指示》《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等，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要求“加紧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并将其列为“支部的一个主要工作”，强调“除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党员外，应经常利用一切机会给党员以必须的党的教育”。
长征中，总政治部要求：学习党的文件必须在党员中进行详细与深入的讨论，必须转变只报告而不讨论的方式；对于政治落后的党员及新党员除办党员训练班外，要指派政治、文化较高的党员对他们实施个别帮教。如果党性锻炼不能入心入脑，战斗生活即使再艰苦，党性也未必增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的：“我们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这对于他们是一次严重的锻炼”，然而个别党员“经过长征之后，对这样的艰苦斗争害怕起来了，有的甚至企图退却和逃跑”。
长征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遭到广大红军将士的有力抵制和反对，迫使他最终取消另立的“中央”。正是经历了这场斗争，广大红军将士的党性得到普遍加强，为三军大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会师前后，红军各部队都纷纷作出决议和发出指示，表示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长征中，尽管牺牲的党员和红军越来越多，部队人数越来越少，相当一段时间甚至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却从来没有出现是不是应该继续往前走的疑问。从一个个倒下的烈士身上，看到更多的是坚强，而不是绝望。当年被困在大渡河畔的石达开却因为小农憧憬和幻想，禁不起重创和牺牲，深陷重围后，就再看不到战斗到底、付出牺牲还有什么意义了。
在极端困难中，这种高度革命自信，归根到底，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自于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掌握，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成功开辟。理论自信支撑革命自信。长征的胜利，把这种自信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树立起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人战无不胜、敢于胜利的精神自信。所有这些又凝聚起一种历史的自信、文化的自信。高度的自信支撑高度的党性自觉，为共产党人献身中国革命事业这一伟大长征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
长征深刻体现了共产党人在社会危机四伏、民族灾难深重、人民备受煎熬的时代背景下，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对真理的担当。它不仅仅是一次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也是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优秀儿女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世纪30年代，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考验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从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开始突围，到1936 年10 月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历时两年，纵横15省，行程两万五千里。
长征中，党领导红军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力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被誉为“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
长征中，我们党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战略转移与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充分展示了我们党领导革命的卓越能力，展示了红军将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长征的胜利，极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新境界。长征结束不久，毛泽东指出：“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中国革命从此进入崭新发展阶段。
长征作为一部中国革命的百科全书，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优良的传统作风。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风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政治意识，一切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的宗旨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现。
长征中，红军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又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要与党内“左倾” 机会主义作斗争。在这样的困境中，红军将士以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最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胜利完成对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大转移。长征最困难的时候，不知道长征的落脚点在哪里， 战略转移何时才能结束，但是红军将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正是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点燃了红军将士的革命激情，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激励着他们去战胜各种强敌和艰难险阻。
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红31军穿越草地时，粮食严重短缺，红军战士最后只能煮皮带吃。一位红军战士攥紧剩下的半截皮带对战友说：“同志们，我们把它留着作个纪念吧，我们带着它去见毛主席！”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正是信仰的力量，把一支衣衫褴褛、缺枪少弹的队伍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钢铁长城，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伟大胜利。
面对人数众多、装备齐全、凶恶无比的敌人，红军用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展现了共产党人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显示了共产主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在被敌人认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前，红一军团17勇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抢渡大渡河，使安顺场以“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载入史册。在“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 的口号下，红四团昼夜兼程24小时急行240 里，赶在敌人大部队到达前赶到泸定桥；红四军团22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爬着铁索链匍匐前进，取得了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急行军和在铁索链上匍匐战斗的纪录，也被西点军校作为战例教材保留至今。
长征中，红军共牺牲将士多达14.9万人，其中营以上干部430余人，师职干部80余人。正是这种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使长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也使长征成为人类历史上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
长征之所以成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正是因为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发扬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长征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我们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黎平会议上，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上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三天的遵义会议，毛泽东等人和博古、李德等“左倾”分子进行了“火药味”很浓的斗争，周恩来对李德、博古等人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遵义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开始。正是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 使红军最终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变被动为主动，将士们的战斗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强渡乌江、攻克娄山关、遵义大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生动的体现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长征中，各路红军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实行密切的战略协同和配合，坚定地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在遇到艰难险阻， 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过程中，广大红军将士团结友爱，生死与共，英勇奋斗；红军官兵模范执行党的群众纪律和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支持。湘江战役中，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18团为掩护主力过江，被敌军阻隔在湘江以东，大部分壮烈牺牲；长征中，部队不断整编，干部层层下放，有的师团干部成了普通一兵，但他们胸怀大局，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和无私的爱国精神；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由于反对“左倾”路线，受到残酷迫害，在收到“左倾”分子逮捕自己的密信后，为避免造成党内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赴瓦窑堡参加所谓的紧急会议。没有真诚无私的革命团结，没有视团结如生命的政治意识，没有坚决维护团结、坚决执行政策的纪律观念，艰苦卓绝的长征要取得胜利是无法想象的。
长征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从此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胜利前进。
长征中，英勇的红军之所以能够不怕牺牲、排除万难，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敢于决一死战，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为民族独立、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就是因为他们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坚信“跟党走，一定会胜利”。长征是全党、全军紧密团结的胜利。各路红军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同各种分裂主义作斗争，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坚定地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正是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形成了党内广泛而又坚强的团结，使红军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成为长征途中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长征在促进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同时，也促进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遵义会议后，党逐渐恢复了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这对于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
党内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如果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那是炼不出钢来的.党员干部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反复锻炼，才能坚强党性、百炼成钢。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一名1933年入党的红军战士冻死在雪山上，战友们看到他手中紧握着一张旧了的党证、一块银元和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一名仅有两年党龄的战士，只要还有一口气，仍念念不忘自己是党的人，不忘履行党员的责任义务。这闪耀着党性光芒的最后一次党费，让我们倍感心灵上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
坚强的党性，是红军战士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新形势下，我军要继续在新的伟大长征中经受历史考验，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必须让坚强党性根植每名党员干部心中，让党性之光永放光芒。
坚强的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修”来的。党内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如果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那是炼不出钢来的……党员干部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反复锻炼，才能坚强党性、百炼成钢。锻炼坚强党性，必须充分发挥党内生活的“大熔炉”作用。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勤生火”，解决党内生活经常化问题。长征途中，尽管战斗频繁，几天一大仗，但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干部，到每一名普通党员，都坚持按《党章》要求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从而使党始终“成为有组织的部队”，确保了党和红军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在党史军史上传为佳话。“燃旺火”，拿起握紧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燃旺党味、辣味、同志味“‘三味’真火”，增强党内生活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及时清除自身的思想污垢、政治灰尘和作风之弊。“添新火”，把握党内生活时代特征，反映时代要求，积极适应网络新时代、运用网络新手段，使党内生活与时代相适应，增强党内生活时代性感召力。
长征中，毛泽东妻弟贺敏仁因擅自拿了老百姓银元，师部依纪枪毙了他，毛泽东听到报告后说：“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我们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我们的亲人。”正是靠着这种钢铁般的纪律来保证，红军才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性质宗旨，赢得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长征中，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斗争生活，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坚守铁的纪律，锤炼了红军队伍铁的纪律观念。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官兵都能严守纪律；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不忘执行纪律；无论职务多么高，都能自觉遵守纪律，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严守铁的纪律，是长征取得最终胜利至关重要的因素。
1935年12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理想与信念的最终体现和落脚点，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领导。跟党走，这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红军创造长征奇迹的最重要原因。
长征的胜利之所以被世界称为奇迹，不仅因其路程之遥远，更是因其面临着众多难以计数之困难：道路难行、自然条件恶劣、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以及长征初期党内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每一项都足以使红军面临石达开式的灭顶之灾。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激励和支撑着红军指战员跨过了激流汹涌的条条江河，翻越了陡峭险峻的座座高山，穿过了沼泽密布的茫茫草地，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取得长征胜利的呢？
1938年4月，张闻天在陕北公学演讲时指出：“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她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那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次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的困难。我们曾经碰到了几乎不能渡过的天险金沙江与大渡河。我们曾经碰到了人类几乎没有到过的雪山与草地。我们处在敌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最后，我们还是完成了我们当时的任务，到达了当时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就是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激励着无数的红军战士，不管是如何残酷的战争环境，还是如何恶劣的自然条件，都坚信只要跟党走，就会有前途。“只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
长征中，不管情况多紧急，部队多疲劳，党的组织生活一直没有间断。长征中，先后有422名营以上干部牺牲。其中，师以上干部80多位，军以上干部8位。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讲，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而当时红军官兵中的党团员要远远低于这个比例。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形成长征精神的强大动力。在长征中，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围追堵截，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模范带头作用影响和带动红军战士战胜艰难困苦，给广大红军战士作了表率。
长征中，红军部队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周恩来把自己的担架让出来，让受伤的机要参谋坐，彭德怀把自己身上的粮食倒出一半来，分给军团教导队长——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民主、平等的革命精神。
长征中，团以上干部才配有马，但多数都让给了伤员和掉队的战士骑。同样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医护人员为照顾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友，把自己保存的一点青稞面让给他们，自己却用野菜、草根充饥。官兵中一人晕倒了，几个人抢上去扶持，许多同志为了救援别人，自己陷入了泥潭之中，牺牲了生命。红军过草地时严重缺粮，为了弄清挖来的野菜是否有毒，一个连队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小组会，党员们争着先尝野菜，最后不得不进行举手表决。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部队更加团结，红三军团某连有九名炊事员相继牺牲，而这个连没有一个战士因饥饿而死。部队在长征中损失巨大，不断整编、压缩、合并、撤销，干部层层下放，各级指挥员都以大局为重，能上能下。
长征中，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红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险，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一个答案，那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决策。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民主和集体决策，红军就处于险境。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居于党内领导地位期间，红军的民主传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广大红军指战员只能机械地执行中央决策，否则就会遭到斗争和打击，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红军的民主传统，从而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参与围堵的敌军虽有数十万之众，红军却能进退自如。
长征中，红军要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武器、装备、补给匮乏严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顾全大局、团结一致成为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那样，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
每当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和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都及时召开相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效地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湘江战役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扎西会议的召开，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到扎西会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为迎接抗日时期的到来做了政治上的准备。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有数十次之多。不仅如此，毛泽东经常要求各级指挥员召开各种形式的“诸葛亮会”，征求各级指挥员甚至普通战士的意见。陈毅说：红军时期的民主，“不管你是哪一个领导，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
长征中，红军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许多部队为了全局，自愿作出局部的牺牲。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争取了时间，探明了道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湘西，红四方面军举行嘉陵江战役，与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互相呼应，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
从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兵力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及中央纵队力过江，被国民党军队阻隔在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
中共中央把各路红军的团结作为一项重要的纪律，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开始，长征是从各个根据地先后出发，相对独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根据地红军部队的作风习惯等不尽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目标，各路红军实行了密切的战略协同和配合，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分散了敌人的兵力。
193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宣告了蒋介石分割各路红军，各个消灭的计划的破产。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实力大大增强，当务之急是明确主攻方向，确定战略方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形势是比较有利的。然而此时，张国焘竟将实力较强的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向中央伸手要权的资本。出于对全局的把握和对敌情及川西地区人口、地理、经济、民族情况的分析，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放弃原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提出了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但是围绕战略方针，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是关系到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北上，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三支主力红军会合后，红军虽然只剩下几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党和红军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成为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都大力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明确宣布：不准擅自进驻喇嘛庙，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的封门“神符”，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部队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等等。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进入西康甘孜藏区时，曾以“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名义发布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红四方面军对甘孜附近的白利喇嘛寺也发布了保护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五世格达活佛通过对红军的亲自观察，以及与朱德的九次促膝长谈，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澄清了此前流传的有关污蔑红军的言论，他还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五世格达活佛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即将到来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友们解决了御寒衣物。
红军之所以是红军，就是执行了自觉严格（甚至严酷）的群众纪律。过草地，部队筹集到数量有限的青稞麦，炒熟后压成了粉子准备过草地用。进入草地后，部队在艰难地穿行，维持生命的粉子却在一天天地减少。为使部队渡过难关，甘泗淇召集政治部的同志开会研究，作出三点规定：
一、各连首长要亲自给部队发粉子；二、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三、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还特别要求政工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此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十七团一个连政治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时，自己悄悄地多拿了一把。此事反映到军团政治部。为了严明纪律，该指导员被撤职，甘泗淇签发了处分决定。依靠这些铁的纪律，才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各民族群众十分钦佩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他们纷纷要求参加红军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参加红军的，贵州有1.25万人，四川有5.5万人，甘肃陇南有2000多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
三、坚定的斗争意志可以谱写革命浪漫主义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斗争意志的真实写照，也是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到每一个普通红军官兵面对战斗、面对困难临危不惧，谈笑风生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具体体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长征故，两者皆可抛！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万6千多人，中央红军从瑞金、于都集结出发开始，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结束，红军长征历时两年零五天，红军长征经过14个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渡过了24条河，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24条河流，翻越18座山，老山界、五岭、夹金山、六盘山等，其中5座终年积雪。
1935年6月8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6 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自四川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佑地区。左翼为林彪的红1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右翼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走左翼行军路线。
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地，横宽300余里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是讲川西北若尔盖地区。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于黑白两河——黑河（亦称墨曲河）和白河（亦称葛曲河）自南至北纵贯其间，起了重要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地势低洼，水流淤滞而成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成片，覆盖潴水。
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嵩草、乌拉苔草、海韭菜等，形成草甸。草甸之下，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远远望去，似一片灰绿色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草地区域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幻莫测。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过草地有三怕：一怕没踩着草甸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泥水不仅不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还会红肿甚至溃烂；二怕下雨；三怕过河。
草地天气，一日三变，温差极大。早上，太阳出得晚，很冷；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往往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或者雾雨朦胧；夜间气温降至零摄氏度左右，冻得人们瑟瑟发抖。红军战士过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准备的棉衣、皮衣哪能够几万人穿！为了御寒，各人穿戴五花八门：穿着厚衣的有之，穿着单衣或夹衣的更多；裹着毯子的有之，更多的是披着各种兽皮；头戴草帽斗笠者有之，顶着油布、打着雨伞者不少；脚穿皮鞋或兽皮靴子的有之，仍然穿着草鞋甚至赤脚的也不少。太冷了，有的就喝点酒或咬点辣椒驱寒。但酒辣椒都带的少，不够用，两三天后也没有了。这样在泥沼草地行军，真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
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饥寒、疲劳、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宝贵的生命。红军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宿营难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行军到了傍晚，往往要找一个土丘、河边、高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宿营。如果找不到比较干一点的地方，就只好在草地里露宿。怎么露宿？或者就地而卧，或者坐着打盹，或者背靠背睡一会。女同志往往两人依偎在一起，这样还暖和一点。若有块油布用树枝架起遮挡风雨，就算是很好的条件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用树枝架起的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就会在风雨淋浇之下熬过一夜。在草地里露宿还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沼里去，这样就没命了。因此，有时几个人轮流“值班”，以免发生不幸。
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红1军团有一个班，就是这样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就再也没有醒过来。红一方面军有个收容队。过草地，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加上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当时既无医院，又没那么多担架，完全靠每个伤病员拄着棍子，尾随着部队走。每天掉队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跟上队伍，但也有不少同志跟不上。
邓岳，当时是个红小鬼，病得迷迷糊糊，是靠拽着干部团团长陈赓的马尾巴才走出草地的。晚上露宿时，掉队的同志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收容队同志去叫他们时，一推一摸，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他们就以这样的“睡姿”离开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是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官兵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保持着严明的优良纪律和乐观的革命精神，发扬了令人感动的阶级友爱，没有垮掉，没有散掉，同甘共苦，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了自然界的困难，终于在死神的威胁下夺路而出。
从一上路，生离死别就相伴他们的征程，妻儿老小、乡亲故知、战友同志，还有那一路上不相识但心灵相通的穷苦百姓、他族同胞，短暂的相聚，长常的分离，是一个个的故事，也是一首首的诗，一篇篇的散文，一段段的回忆，谁能不说其中有浪有漫？谁能不叹其中有意有志？长征中，红军经历了三百多次战斗，击溃了410个团的反革命武装，爬雪山，过草地，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长征结束时，全国红军虽然由原来的30万人减到3万人；全国党员也只剩下6万人左右，但他们是久经考验的革命骨干。有了这批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革命就有复兴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在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中，曾有3000多位女红军的身影。她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女性特有的坚强与柔韧，经历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仰。
张琴秋担任“妇女独立团”的团长。但她后来所担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却是远远高于师长。在红军将领中，张琴秋是唯一的女性。邓颖超、蔡畅、刘英、贺子珍、钟月林、邓六金等也参加了长征，但从事的大多为机要、秘书、及党团妇女工作，没有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高级职务。还有李贞，在红军中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而在红军时期，张琴秋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陈赓、陈再道、王宏坤、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王新亭、刘华清等都是她的部属。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二十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1932年11月间，在红四方面军翻越巍巍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前夕，张琴秋被正式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土地革命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女战士在我党军队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毫不为过。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长途西进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行动。张国焘却以保密为由，事先既不在领导层中研究商讨，进行中又不向指战员解释。他的这种家长式作风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极大不满。同时，指战员们都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无根据地的盲目流动。12月初，当部队西行至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停下来以后，各种意见都出来了。红四军政委余笃三和四方面军总部的干部王振华、朱光等私下酝酿着，要到中央告张国焘的状。一天，张琴秋与旷继勋、余笃三、刘杞、王振华、朱光等几个人便请教威信很高的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曾中生。曾中生很理智，说向中央反映情况固然好，可江西距此遥遥几千里，怎么个去法？况且，即使到了中央，中央会不会听，还是个未知数。鉴于此，曾中生建议不如写一份意见书，由他送张国焘。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曾中生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份材料，准备交给张国焘。同时，大家又推举张琴秋去做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工作，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毕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为密切。张琴秋将大家的意见向陈昌浩说了以后，陈昌浩立即报告了张国焘。
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应付这些同志的要求并缓和部队的不满情绪，于12月8日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会上，张琴秋和到会的其他同志，都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家长式作风提出严肃的批评。并要求立即停止向西转移，迅速在川陕鄂一带创建根据地，尽快把今后的行动方针告诉中央。张国焘对提意见的同志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
在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下，红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挺进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张国焘对于在小河口会议上给他提过意见的人却一直怀恨在心，此时他认为打击报复的时机已经到来，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杀害。张国焘一天突然找张琴秋谈话，要她揭发曾中生等人的“右派”活动，并交代与他们的关系。张琴秋实事求是地谈了小河口给张国焘提意见一事的经过，在《我的声明书》中说：“我曾经同李特同志谈国，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部队开跑，领导上总是不正确的。”张国焘见她态度强硬，拒不认错，于1933年春撤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派她到红江县（今通江的涪阳坝）担任县委书记。她也是川陕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当时，有不少人都为张琴秋的撤职而不平。但她却刚正不阿，对于张国焘的打击，从不屈服。她胸怀宽广，一切以大局为重，她认为只要是党的工作，干啥都行。她接到通知后，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走上了新的岗位。
1933年夏，张琴秋从红江县委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当部队离开通江、巴中、南江一带北上时，张琴秋带领五百名女战士，担任护送三百名红军伤员的任务。在苦草坝附近时，她们遭到了军阀田颂尧一个团的袭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她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敌人还误认为是遇上了红军主力。张琴秋抓紧时机，向敌人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组织大家向川军的士兵喊话。川军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口，产生哗变，将川军营以上军官们捆了起来，投降了红军。捷报很快传遍了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从此，“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及“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的故事在根据地广为传颂。
1934年3月，在反敌人“六路围攻”胜利不久，张琴秋被正式调到红四方面军中著名的妇女独立团担任团长兼政委。这支“娘子军”从团长、政委一直到普通士兵，都是清一色的女子。她们都亲切地称张琴秋为“琴秋姐”。在红军三个方面军中，以四方面军中的女战士最多。妇女独立团全团上下的平均年龄不过20岁，连以上干部，都是“老革命”，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于是成了她们青睐的对象。总指挥徐向前在妻子程训宣被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了，此后便是孑然一身，而单身的高级领导人当时是很少的。有的女干部借汇报工作的机会，都喜欢在徐向前面前多呆一会。但他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只谈工作，不讲闲话，女干部们吃了闭门羹，只好悻悻离去，对徐向前敬而远之。妇女团中唯有一人敢和徐向前说笑几句，她就是川北人称为“张大脚”的张琴秋。
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已怀孕的张琴秋作为西路军组织部长，担负着繁重的干部调配工作。不久，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去，以使她安全分娩。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包括张琴秋在内的二十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陈昌浩宣布：军政会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西路军余部突围。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临别时，鉴于西路军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与张琴秋说什么话。
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被俘，“马家军”审讯她时，战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伙夫。就这样，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顿时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
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敌人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张琴秋犹如久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倍感到党的亲切、组织的温暖。她看到延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动得热泪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组织要求工作。
四、坚决果敢的领导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不仅实现了中国革命中心的胜利转移，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长征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红军长征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结起来主要有八个方面：改组形成了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选定了正确的战略进军方向和落脚点；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各路红军密切配合；忠实履行人民军队的宗旨，赢得了少数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实行统一战线和瓦解敌军的策略，充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以减少红军压力和损失；根据敌情和地理环境制定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高度重视情报工作和后勤工作，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较好的信息保障和力所能及的物质保障；红军官兵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以及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战略大转移——长征。在两年中，红军浴血转战14个省，克服千难万险，实现了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长征极大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使共产党进一步走向成熟，使红军成为一支更加坚强的部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使全国革命重心转移到西北地区，为中国革命的复兴、革命新高潮的掀起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踏上万里征程，从客观方面来看，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及反革命力量的异常强大，是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不断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围剿”，是由于地处偏僻农村、容量有限的苏区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下物质条件难以为继。但是，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全局性的“左”倾错误，难辞其咎。
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实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班子，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反之只能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湘江战役之后，如果按照“左”倾领导人的意图，执行既定的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但实际上是自投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的方针，最后走向失败甚至全军覆没是难以避免的。在这危急关头，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决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需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能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要领导人。
长征初期，由于迭遭失败，红军官兵心中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此时的毛泽东，虽然被“左”倾领导人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并被排挤在中央核心领导之外，但他仍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重，主动承担起了历史责任，多次向党中央提出挽救危局的合理建议。通过毛泽东的耐心说服工作，部分党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对革命的挫折和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之后，从“左”倾冒险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转向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明确表达了对李德、博古在“当时军事指挥上错误的忧虑，他认为博古等人这样下去就不行了”，他提议，“开一个会，把李德、博古他们轰下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1月遵义会议得以召开，会议集中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此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开始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方针，这为夺取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长征中，为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巨大努力。
这一努力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1935年1月至3月的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期间。核心是取消旧的三人团直至设立新的三人团，实现党中央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负责人的平稳交接。这期间，最易忽视的，是毛泽东成功指挥四渡赤水的关键——由“中央会议民主议决”确立“民主集中”的过程。苟坝会议期间，毛泽东在1票对20余票的情况下，以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夜访并说服周恩来。以此为契机，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党中央的军事指挥体制放弃“中央会议民主议决”模式，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军事指挥。正是在“全权指挥”中，毛泽东率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下西进再北上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
这一鲜活的事实告诉我们，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既要在组织上明确听谁指挥听谁领导，又要明确采取什么样的组织体制来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决策。
二是1935年7月至9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期间。核心是党中央争取张国焘率部共同北上。为此，党中央增补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为中革军委成员，调整红军总部部分领导成员，特别是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来安置张国焘。但张国焘进一步提出要安排人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甚至进中央政治局，摆出调整党中央领导成员的架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坚持北上决策的基础上，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但最终归于失败，决定率部先行北上。1938年毛泽东反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现在看，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贯彻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更要果敢不移地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坚决斗争，特别是要旗帜鲜明地争党的军事指挥权。
三是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部先行北上至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核心是党中央为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既坚定地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做斗争，又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达到团结和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目的，并最终取得胜利。在此过程中，党中央在对外对内名义上（如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留有余地，充分发挥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张浩（林育英）的作用，积极呼应任弼时、贺龙和随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以及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人的团结作用，最终使张国焘成为孤家寡人，充分体现了斗争的灵活性和策略性。以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同年底中革军委的调整和1937年五六月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等为标志，党中央在长征胜利后实现了团结统一，实现了对全军的统一指挥。这一阶段的史实充分说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既要有坚定的领导核心和不可动摇的革命目标，更要有灵活的策略原则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共同努力。
长征是曲折的，但最终的成果是丰富的。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利于中国革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形成磅礴的力量。
不庸讳言，在长征路上始终存在着路线斗争，存在着激烈的领导人的抉择，当然也存在着叛变和变节，为什么要长征？客观上国民党围剿力度空前强大，主观上由于博古李德的不正确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由李德仓促策划了突围转移方案。原方案是转而与贺龙他们的根据地合兵，另建一个苏区。毛泽东的思想是把敌人拉到远离苏区后，中央苏区再重返井冈。
但当时毛泽东已被实际上剥夺军事控制权。在李德他们的指挥下，红军多次突围，向贺龙靠拢，但被蒋识破红军战略企图。于潇水和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近半。尽管如此，李德还准备带军从渡长江北上，但蒋早已设重兵待歼红军。夺取遵义后，政治局对潇湘战役进行了反思，毛泽东重掌兵权。毛泽东决定西渡赤水，向敌人薄弱的贵西转移。石城一战失利，但之后四渡赤水，挥军直指云南等战役，充分显示出毛泽东在军事上和权衡敌军政治派别间博弈的艺术。贵西转移目标不成功，红军从云南入川，准备与四川张国焘红军合并。但川南敌军已陈重兵，故改道川西。因川西贫瘠无大后方，入川南不可能，于是上陕北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以苏联为大后方。
一个革命的党和一个人民的军队必须要有自己优秀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领导就是毛泽东，他是从成千上万的优秀红军干部中脱颖而出的，是一个坚决果敢、能谋善断、极具领导和组织能力的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之福，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之福，这也是中国人民之福，这更是灾难深重的20世纪的中国之福！毛泽东的坚决果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五四运动的大潮之中踏浪而来，是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郎郎苦读而来，是从湖南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来，是从秋收起义上井冈打游击而来，是从江西瑞金第一届中华苏维埃成立而来！更重要和十分紧要的是在遵义会议的大辨论的角斗中崭露而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的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增选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不久，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从此，毛泽东便成为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是我们党的英明选择，是党在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
五、坚贞的革命情操让红军战胜一切
第一步棋，毛泽东首先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
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到：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共歼敌1.8万余人，俘敌3600余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红军长征的路线有62.4%是蜀道，可以说红军长征事实上始在登天，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几乎也是走的这同一条路线，但是两者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结局令人嗟诧，而红军却在四渡赤水之后扭转战局，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广大红军官兵有着坚贞的革命情操！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取得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后审时度事，遥手一指天下第一险的娄山关，又轻举诸葛之扇四渡赤水，然后更是极具豪情漫指雪山草地，这种情、这种操，古今谁有？毛泽东这般坚贞豪情这不仅只在在红军长征之途，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许多时期都比比皆是！此役获胜以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二步棋，毛泽东又指挥中央红军获得巧渡金沙江的伟大胜利。
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就会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认定红军的目的地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1935年4月28日，毛泽东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二话不说，翻山越岭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两条船。原来这两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不以为然。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从1935年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绕圈子，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1935年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1935年5月9日在树过了金沙江。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红军早已毁船封江，远走高飞，走得无影无踪。
第三步棋，毛泽东又指挥了强渡大渡河的战役。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第四步棋，毛泽东又指挥了飞夺泸定桥的战役，并取得完胜。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4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人类行军史的奇迹！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夺下桥头，并与左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随后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第五步棋，毛泽东指挥了著名的腊子口战役。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1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人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毛泽东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根握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聂荣臻对攻占腊子口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道路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都活了。”
腊子口这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早已被当做经典战例载入长征史册。当年攻占腊子口，与其说是用手榴弹打开的，不如说是红军指战员以血肉之躯夺取的。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六、坚固的群众基础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沅渊
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国共两党争夺群众的斗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乃之世界拥有最广泛的人民支持度，中国人民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支持沅沅大于国民党白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完全是沅渊于有坚固的群众基础，完全是沅渊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深入群心，既使是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政治手腕和政策感召能力。
一切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的宗旨意识。把自身的命运与人民群众联系起来，为人民群众的命运而奋斗，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长征期间，党领导红军在国民党的包围下，始终处于不断转战、突围的过程中，遇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差异很大，党和红军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不仅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凉山，而且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把；长征途中，三位女红军借宿百姓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党和红军用实际行动，在长征途中播撒下最直白、最朴素的革命火种，“我们是穷人队伍”、“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大力支持。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川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先后支援红军的各类牲畜总头数达20 万余头，粮食约2000 多万斤，5000多人先后参军。广大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紧紧依靠群众、宣传感召群众，真诚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谱写出了一曲“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动人乐章，最终为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除得到汉族帮助外，还得到了沿途许多少数民族，如苗、瑶、彝、回、藏、羌、纳西等少数民族的帮助和支持，其中以藏族的帮助和支持为最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藏族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特殊重要的伟大历史贡献。
1、干人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中央红军在黔北根据地扩大红军约有四五千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在赫章平山堡被编入红二、红六军团，参加长征。红二、红六军团扩红5000多人，正式参加长征的达500余人。
贵州人民群众，尽管自己生活十分贫困，但还是拿出粮食、衣被、鞋袜等支持红军。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桐梓，急需军粮，桐梓的广大群众，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帮助红军，从土豪家把稻谷挑出来，碾米、筛米、挑米。当时的桐梓城内和城郊有水碾九间，十四架碾槽，六架牛碾，昼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为了支援红军用粮的急需，100多人不辞劳苦，不讲代价，一心为红军多碾米，解决了红军吃粮难的问题。桐梓城区南郊、西郊革命委员会，发动居住城区的缝纫工人10多人，和几十名辅助女工，带着缝纫机12台，住进桐梓中学，为红军赶制军衣3000多套。大定、毕节两县的苏维埃政府，为了使红军在天寒地冻的云贵高原有衣御寒，发动全县的裁缝和妇女，日夜赶制军衣20000多套，解决了红军的然眉之急，还动员了爱国工商人士刘熙乙廉价卖给每个红军指战员一双胶鞋、一把雨伞，对后来的乌蒙山回旋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仅遵义“贫民医院”收治红军伤病员数百人。黔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个别抢救医治红军伤病员的则更多。中共遵义县委等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设法安置了一大批红军伤病员。根据地人民倍加珍惜红军遗物，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千方百计保存下红军遗物，有数以百计的红军书写的标语、歌谣、漫画、广告、苏维埃币、红军亲笔证明、通行证、红军用过的各种军用物品等等。根据地人民还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红军、怀念红军、盼望红军早日归来。如“红军坟”、侗族青年杨和钧的故事等。
红军进入黔北后，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有的为红军赶制服装、鞋袜、补充御寒衣物；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有的为红军抢修枪炮；不少群众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等等，提供船只、木板等器材，并为红军驾船渡江渡河。如有的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鸭池河、清水江。船工宋月钊在开阳茶山关帮助红三军团渡过乌江。
红军与贵州各族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之情。红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的纪律，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威宁还流传着“红军豆”和“红军马”的故事。
1936年3月16日，红四师宿营威宁兴隆厂一带，当地群众不明真相，为躲兵祸而逃离村寨，红军撤离后，村民回来看到家里原封不动，且屋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位苗民家还发现红军特意留下的当地没有的一碗红小豆，春播时他把这碗红小豆全部点种了，秋后竟获丰收，这种红豆耐寒、经旱、粒大、质优、产量高，在当地方为传种，至今成为威宁西北的主要特产之一，群众为纪念红军的功德，称其为“红军豆”。
1936年3月19日，红军路过威宁麻乍，住在农民赵放生家，向赵借5升豆子，走时给钱，他坚决不收。红军送给他一匹红沙马，推辞不得，只好收下。他称这匹马为“红军马”，精心饲养，至今马虽老死，却已传种五代。红军在大定城借了黄锷清家100多刀纸，印刷、书写抗日救国的标语口号和布告，钱尚未付，县城被敌占领。红军撤离后，又派一名战士化装成农民，冒险入城给黄家送钱，使群众深受感动。红军在威宁坝海营宿营，一名饲养员午夜喂马，不慎引起火灾。红军奋不顾身灭火，仍烧了几家的房子。事后除严厉惩处肇事者，还召开大会给受灾群众赔了一驮银子。
对此，群众传颂道：“火烧坝海营，军纪很严明；照价来赔偿，赔了一驮银；人人赞红军，人民好军队。”
红军在贵州活动期间，十分注意开展群众宣传工作，诸如散发传单、写标语、教唱革命歌谣、编演革命戏剧和宣讲革命故事等。红军转移后，群众自发地新编了许多民间故事、歌谣，用以寄托老区人民对共产党的向往、对红军的思念、对反动派军队的仇恨和蔑视，以及对革命必将胜利、干人定能翻身的信念。这些革命故事和歌谣在贵州各族人民中秘密流传，影响深远。
中央红军长征中在遵义休整了12天，其间打开官府粮仓救济穷苦群众，解放“干人”（贵州对穷人的称呼），动员了5000人参军。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一面走、一面打土豪并发动群众参军，人数由出发时的不足3000人至长征结束时发展到4000人。
2、彝族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 红军长征曾经过西南、西北大片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建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为主要奋斗目标。
红军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区时，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盟修好，并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这次彝海结盟，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第一次成功实践。1935年5月9日，顺利渡过金沙江，甩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5月9日至5月14日进攻会理。并在四川会理近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林彪反对毛主席机动作战的战略战术，并企图改变毛主席军事领导权的错误意见，肯定了毛主席军事指挥的正确。5月21日占领冕宁。5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由小叶丹带路顺利通过彝族区。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开展了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上层人士等的统战工作，使红军避开了敌人围追堵截，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了战略转移。长征中形成、发展、积累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提供了经验。长征使中国共产党团结了最广大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族群，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自近代以来全民族团结抗敌的崭新局面，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流砥柱地位的确立，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基。
3、藏族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 藏族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辽阔藏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客观上对进入藏区的红军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藏族对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多方面的伟大贡献：普通藏族群众和多数藏族上层政治上同情红军，不参与围剿红军，允许或欢迎红军过境；在粮食等物资上提供帮助；为红军做通司、向导；为红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积极参加红军；藏族革命自治政府武装协助红军作战；不少藏族同胞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藏族医生给红军指战员治病；掩护和收留了大批流落红军战士。 藏族积极支援红军的主要原因：憎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压迫及民族歧视政策，转而同情支持红军；红军少数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庆祝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上，朱德深情地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要北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跋涉茫茫的草地，但是只要有了藏族同胞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朱德这番话，准确地评价了藏族同胞对红军长征做出的巨大贡献。的确，如果没有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红军不可能顺利通过藏区，不可能顺利跨越雪山草地，也不可能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7年秋，毛泽东也曾对长征到陕北的藏族红军战士天宝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胜利是有贡献的。”
红一方面军所经过的藏区主要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宝兴大硗蹟。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懋功、达维、黑水、威州、芦花、松潘、毛儿盖、党坝、腊子塘、若尔盖、班佑、包座、阿坝、阿西、箭步塘、白赊等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俄界、瓦藏寺、崔古仓、腊子口等地。红二方面军所经过的藏区主要有：云南德钦藏族自治州中甸县。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荣、巴安县、呷拖、绒坝岔、白玉、甘孜、丁乡、稻城、理化、南甲洼、瞻化、甘孜、西倾寺等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壤塘、阿坝、若尔盖、包座等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蔡里公坝、俄界、旺藏寺、腊子沟等地。
红四方面军所过藏区主要有：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茂县、汶川、理番、抚边、懋功、达维、巴郎、两河口、卓尼基、康猫寺、马塘、黑水、芦花、毛儿盖、松潘、党坝、班佑、阿西、巴西、阿坝、包座、上包座、查理寺、箭步塘、白赊、若尔盖、松岗、马尔康、崇化等地。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瞻化、乾宁、丹巴、东俄洛、西俄洛等地。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临潭等地。
红二十五军没有经过藏区。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藏区主要为云南德钦藏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这几个地区为辽阔藏区的一部分。这里海拔高，平均高度三千多米，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形复杂，既有宽阔的草原，也有沟壑纵横的山地；既有适合农耕的河谷地带，也有茫茫雪山和难以逾越的水草地。总的来说，自然条件比较严酷。但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红军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气候、地理条件相对恶劣，人烟稀少，出产不丰，造成补给困难，交通不便；另一方面，正因为气候、地理条件相对恶劣，历史上相对处于独立状态，当地掌握政权的多是土官头人和寺院喇嘛，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军力部署少，防守不严密，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军力难以及时调运到达，因此适合红军暂时休整和生存，这对当时处于极端困难状况下的红军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实际上红军正是在遭遇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在中原腹地无法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才抢渡过金沙江来到这一片藏区的。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这一片藏区，标志着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相对进入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从三支红军队伍经过藏区的情况看，越是选择距离内地较远，深入藏区越深的路线，敌人的威胁就越小，损失也小得多；反之敌人的威胁就越大，损失也大得多。例如贺龙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选择的长征路线，西靠金沙江，经中甸、德荣、巴安、稻城、瞻化、白玉、甘孜一线前进，比红一方面军深入藏区更深，距离内地更远，因此所受阻力和损失就远比红一方面军小得多。
正因为红军在藏区相对处于比较安全的环境，红军长征过程中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是在藏区召开的。比较著名的会议有以下几次：
（一）泸定会议。中央在泸定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二）两河口会议。6月25日，两个方面军领导人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向问题。
（三）芦花会议。鉴于张国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
（四）第二次芦花会议。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芦花召开了扩大会议，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
（五）毛儿盖沙窝寨会议。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十八寨之一的沙窝寨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组织问题。
（六）毛儿盖会议。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七）俄界会议。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红军行经藏区走过的路程之长，在其整个长征所行路程中所占的比例之大，也可以看出藏区对红军长征的重要性。根据粗略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2万5千里，在藏区所经路程长达5千多里，约占其长征路程的五分之一。红二方面军长征2万多里，在藏区所经路程长达6千多里，约占其长征路程的三分之一。红四方面军长征1万多里，在藏区所经路程8千多里，占到其长征路程的十分之八。
再从时间上看，红军通过藏区所化时间，也占到其整个长征时间的相当大的比例：
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整整一年。其中藏区的行军时间：1935年6月8日进入宝兴大硗蹟，至1935年9月18日到达哈达铺离开藏区，约为3个月，约占其长征时间的四分之一。
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11个月。其中藏区行军时间：从1936年5月1日进入云南中甸，1936年9月1日到达哈达铺止，整整4个月，占其长征时间的三分之一多。
红四方面军从历时1年7个月。其中藏区行军，从1935年3月28日强渡嘉陵江开始，到1936年9月7日红四方面军撤出临潭城止，历时1年6个月。占其长征时间的绝大部分时间。
藏族对政治上同情红军，不参与围剿红军，允许或欢迎红军顺利过境，给红军以极大帮助。当红军经过藏区时，藏族普通群众和藏族上层对红军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藏族普通群众由于语言不通、民族不同，加之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藏族同胞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起初他们对红军也感到陌生和疑惧，保持一定程度的戒备心理。但一经接触红军，一经红军宣传自己的革命宗旨，他们从自身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出发，就很快意识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自己的队伍，因而真诚拥护和支持红军。他们不顾汉族军阀和当地反动派给藏民订立的各种严格的所谓“惩治条例”，如帮助红军带路，当通司，或卖给粮食者，均处死刑；不执行坚壁清野，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不同红军作战，亦按“叛逆”治罪等，对红军给予力所能及的真诚支持和帮助。
而藏族上层对红军的态度比较复杂。大体可分三类：
第一类，拥护和支持红军。其对红军的态度跟普通藏族群众是一致的。如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
第二类，开始对红军心怀疑惧，担心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传统领地和统治地位动摇，但经过红军宣传其政策后，打消顾虑转而完全拥护和支持红军。如甘南卓尼土司。
第三类，顽固地同国民党反对派站在一起，围剿红军，坚决与红军为敌。
1935年7月，当红一方面军从两河口到卓克基时，卓克基土司同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起，阻挡红军进入卓克基。“我先头部队，经过一天一晚还不能进入卓克基，反动派威胁群众凭险顽抗。最后他们退入镇外的有七层楼高的土司家，仍准备负隅顽抗，红军夜放照明弹，这土司才仓皇逃走了。
1935年，7月，《松潘战役计划》制定后，为探明过草地的道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在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率领下，曾由康猫寺进入草地。由于对草地情况不明，所带粮食不多，饥寒交迫，再加上遭遇千余藏族反动骑兵，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致使第六团损失惨重。
1936年4月29日，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前卫部队红四师十二团，在翻越哈巴大雪山时，遭遇到藏族土官、国民党江防总指挥汪学鼎率众阻击。其被击溃后，隐藏于密林悬崖深处，又袭击红五师，造成红五师师长参谋长高利国在指挥部队还击时壮烈牺牲。
1936年5月5日，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离开中甸向德荣进发，7日在德荣境内扎拉亚卡山遇到藏族头人络绒喜绕率兵阻击，红军伤亡近三十人，不得不奋起抵抗，将其击毙。
红一、二、四方面军从若尔盖到腊子口的过程中，在波罗子、硗蹟寺、瓦藏寺、沙湾、燕朵坝、俄界公坝一带，都曾遇到藏族土司或当地头人组织的零星武装的袭击，致不少红军战士伤亡。但总的看，属于第三类与红军坚决为敌的人，在藏族上层中只占一小部分。而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拥护和支持红军的占绝大多数。
1935年6月8日，红一方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随后，经宝兴的盐坪、崔店子，进到夹金山脚下的大硗蹟地区，受到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大硗蹟位于宝兴县北部，夹金山以南，地处偏僻，气候寒冷，贫困落后，是藏民聚居区。6月11日，寨内的藏汉人民听说红军将至，在小街上挂起三道欢迎的红额（当时居民叫“天花”），街头摆起了“吉露”，用红布围着大方桌。桌上放一个小盒子，盘内放着10样果品（谓之“十样锦”）和长颈水壶，家家门前放着开水，迎接红军的到来，简直像过节一样。中午时分，红军先遣队来到寨外，顿时，喇嘛吹起莽筒唢呐，群众放起鞭炮，敲锣打鼓把红军迎进寨内。
卓尼土司其辖地包括今卓尼、迭部两县和舟曲、西固、临潭等县的部分地区。其管辖人口10余万人。有藏兵三个团，并且有短时间内可动员起来的民兵两万多人。其辖地境内，多为崇山峻岭，深谷老林，地势险要，交通闭塞。
当红军1935年即将经过迭部一带时，卓尼土司被甘肃省政府委为洮岷路保安司令。在红军未到来之前，他就跟当时一些进步人士有所接触，并通过读书看报，对时局、对红军有所了解，内心同情红军，拥护红军团结抗日的路线。
当红军即将经过其辖区时，卓尼土司开始也对红军心怀疑惧，担心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传统领地和统治地位动摇，但经过拥护和支持红军北上抗日有革命倾向的邓宝珊中将总参议续范亭，通过向卓尼土司土司原驻兰办事处处长贡觉才让向其做工作，再加上红军本身的政策宣传后，卓尼土司完全打消了顾虑，积极拥护和支持红军。
193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向甘南腊子口前进。决定突破天险腊子口，打通北出甘肃的通道，实行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的目的。蒋介石9月8日接到胡宗南侦查来的情报，红军过草地后已进入岷山，去向不明，有北出甘肃的可能。蒋介石看后大惊，急忙命令胡宗南率部绕道文县，开赴西固（今舟曲）堵截红军。又命令鲁大昌紧急撤回岷县布防，扼守腊子口。同时电令时任洮岷路保安司令的卓尼土司，出动藏兵，到迭部辖区一带的腊子口堵截红军。与鲁大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达到一举消灭红军之目的。
当时如果卓尼土司真的认真执行蒋介石的反动命令，让自己的数万藏兵，利用险要地形，积极配合鲁大昌在辖区内围堵红军，这对当时刚刚走出草地，只有八千多人且十分疲敝的红军来说，无疑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困难，甚至是灭顶之灾。
但是当时不论谁发来出兵的电令，卓尼土司都置之不理，稳坐卓尼。在军事上始终采取“守土自保”的方针，不让土司衙门的藏兵迈出卓尼地区一步。而只命令下属一位团长率领部分藏兵，在卓尼与迭部交界的花儿干山一带，装模作样地防守了几天，根本没有和红军发生冲突，使蒋介石、鲁大昌消灭红军的阴谋化为泡影。
1936年5月1日至4日，红二、六军团到达中甸后，为了欢迎红军，中甸归化寺专门为红军举行了一次“跳神”活动。“跳神”在藏族人民中是一个十分隆重的活动，每年举行一次，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40余名红军代表应邀出席。双方互献了哈达。贺龙代表红军指战员讲了话，向喇嘛们表示感谢，并向八大老僧送了写有“兴盛番教”的锦幛。接着，“跳神”开始了，寺内几十名喇嘛戴着各种面具，随着有节奏的锣鼓声，挑起了各种各样的舞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怀着很大的兴趣，观看了喇嘛们的表演。
1936年5月12日，红六军团在王震、肖克率领下，抵达定乡县城，受到桑披喇嘛寺代表的欢迎。在他们到来之前，红四方面军已通过瞻化的喇嘛寺，致信定乡、稻城的喇嘛寺和当地头人，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和汉藏团结平等的政策，同时告知红军兵力强大，希望他们识时务，明大义，不与红军为敌。因此，定乡寺庙的喇嘛和当地头人，对红军采取了友好合作的态度。……5月20日，他们在群众的欢送中离开定乡，向稻城前进。
1936年5月22日，红六军团进抵稻城。……这里的雄登、桑堆等喇嘛寺，因事先接到来信，也像定乡的喇嘛寺一样，对红军采取了友好的态度……。
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六师进抵理化以南的甲洼，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师胜利会师。第二天，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甲洼，受到红三十二军和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1936年6月13日，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离开理化，于17日进抵瞻化县城，与红四方面军第四军胜利会合，受到红四军的热烈欢迎，两军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联欢大会。……然后，红三十二军留在瞻化休整，红六军团单独离开瞻化，沿雅砻江北上，于22日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受到红四方面军和当地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1936年5月20日，红二军团前卫抵达巴安仁波寺、兹乌一带。仁波寺主持老僧看到红军确有诚意，同意让路……。
1936年红二军团于19日抵达白玉县城。白玉是德格土司的辖地。德格土司泽旺登登是西康地区最大的世袭封建土司，势力抵达白玉、昌都等五县。因为，红四方面军已在白玉地区创造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当地僧俗群众对红军很友好。6月21日，白玉喇嘛寺的代表前往红二军团驻地，欢迎红军入城，支援了红军一些粮食，并且挑选三匹好马送给贺龙。贺龙也向白玉喇嘛寺回赠了一些黄金和其它物品。
1936年6月25日，红二军团到达呷拖。这里的喇嘛寺是德格土司的五大家庙之一，喇嘛们热情欢迎红军。
1936年6月30日，红二军团抵达甘孜以西约35公里的绒坝岔。欢迎他们的除了有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的官兵，还有当地的许多藏族同胞。他们“簇拥路旁，捧着酥油糌粑夹道欢迎，口里还不住赞叹：‘耶莫！耶莫！’。
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一份政治工作报告里叙述了（红二、四方面军）两军会合的情形：“甘孜已普遍建立了番民的独立政权与群众武装，我们到绒坝岔时，即有番民劳动妇女跳舞唱歌慰劳我们，并有番民群众高呼口号，使我们精神上感觉非常愉快。”
1936年8月，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经过甘南迭部藏区时，走在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面，同样未受到杨土司阻击。
由于遭受国民党反对派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所处自然环境恶劣，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的云南、四川、甘南藏族人民，尽管当时本身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不顾汉族军阀和当地反动派给藏民订立的各种严格的所谓“惩治条例”，仍然尽其所能给进入藏区物资十分匮乏的红军筹集了大批粮食、食盐、牛羊、酥油等食物，以及牛毛、羊毛、牛羊皮等御寒的物资。帮助红军度过困难，顺利通过藏区。
藏族对红一方面军的物资援助：
1935年7月下旬，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抵达松潘县的芦花、毛儿盖地区，曾在芦花停留10日，在毛儿盖停留1个月。一边在这一带暂住休整，同时筹备粮食。并派出一支部队向前探路，为大部队过草地，北出甘南作准备。
当时，正逢收获季节，不少穷苦藏民看到自己的队伍——红军，需要粮食过草地，都节省一部分粮食卖给红军。红军在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下，完成了筹粮任务。仅当时芦花梭磨土司的管家泽旺，主动打开了自家的粮仓，将5000斤粮食、16头耕牛和4头猪送给了红军。
据史料记载，红军在黑水期间，共筹集粮食710万斤，肉食100余万斤，大量毛皮、食盐。黑水藏族人民为支援红军过草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一方面军到达甘南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和欺骗宣传，加之奉国民党绥靖公署朱绍良之命，军阀鲁大昌在迭部一带实行了严厉的“坚壁清野”政策，因此红军到来之后，到处群众逃离一空。给红军解决给养造成了极大困难。
红四方面军在藏区活动时间最长，藏族对红四方面军的物资援助是最大的，而且由于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其所占领的藏区帮助藏族人民建立起了人民政府，这些物资援助主要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
川西格勒得沙各级政府普遍成立粮食委员会，为红军筹粮。绥崇两县4千石粮食。丹巴50万斤，食盐4千多斤及大批油、肉等物资。道孚3千多石。马尔康一带藏民买牛羊几万头，粮食40多万斤。从四大坝一带买粮食约1百万斤。金川沙尔尼西边买粮5万斤。”
1936年4月15日，为了支援红四方面军，道孚波巴依得瓦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几项规定，其中两项涉及到对红军的粮食援助：
红军初到时，因反动派造谣破坏，许多群众都不在家，红军吃了一部分粮食，其米给价或未给借据者，由各区政府清查确实，呈报特区政府（但不得多报，多报者一经查出应受处罚），由特区政府即补发执据，以后可由粮税中扣还。
为要解决群众和红军的目前急需，应采取以下办法：1.由群众共同商议，依照存粮多少，筹出一部分粮食出来，平价卖给无粮群众和红军吃用。2.现在正是打康定的时候，凡我波巴群众都应一律赞助。决定本特区借给红军战粮三千石。有粮的多出，无粮的少出，并决定各区担任借粮数目如下：革西区六百石，孔色区六百五十石，麻孜区四百五十石，瓦日区六百石，明正区五百石，城区二百石。 从四月十八日起，七天内完成一半，再七天全部完成。”为了支援红军的粮食，许多藏胞上山挖野菜充饥，省下自己的口粮，并把封建领主埋藏的粮食挖出来送给红军。
丹巴巴底乡邛山村藏胞格达一先，把家里仅有的玉米馍和三斤二季豆都送给了红军。
藏胞南卡特把自己仅有的二石粮食、一袋核桃、一袋梨和三个馍，全都支援了红军。
道孚瓦日乡苏维埃主席把家里仅存的几石粮食全送给了红军。
积极给红军支援物资的不仅有普通藏族群众，还有藏族喇嘛寺院、活佛和头人。例如：
甘孜附近的白利喇嘛寺就支援红军青稞一百三十四石，豌豆二十二石（另外筹集马12匹，牦牛19头。）直到全国解放后，该寺还保存着一张红军的收粮执据：“今收到白利寺拥护红军粮食一百三十石另八斗。政治部（章）”
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更是积极地为红军筹备粮食、帐篷、皮火筒等。他不仅领导白利寺带头支援红军一百多石粮食，还派寺内喇嘛到处宣传红军的政策，召回外逃群众，动员群众支援红军粮草。
大头人夏克刀登支援红军牛150头，马53匹和大批粮食。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松、理、茂地区时，缺少食盐。一位藏族老大爷带着一位通司（翻译），找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宣传队，硬把半瓦罐盐送给该宣传队李队长，说：‘红军耶莫耶莫（好）！’老大爷还告诉李队长，离这里不远的白云山有一种白石头，缺盐的年月当地百姓用它熬过盐，只有味道有点涩。他还向李队长详细介绍了有关熬盐的方法。上级听了李队长的报告后，决定部队在茂县休整，就地开展筹粮筹盐活动。解决了红军食盐困难。
红四方面军官兵为迎接红一方面军，走家串户，动员群众，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牛皮、盐巴、茶叶等。一些重要地点，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还设了粮站，专门蓄积粮食，有的粮站积存粮食达200百万斤以上。这些物资主要是藏族群众支援的。
1935年6月18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支兄弟部队开展了互相慰劳的活动。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还进行了慰劳中央红军的捐赠活动，从北川、茂县、理番至懋功的沿途，络绎不绝的马队、牦牛队把一批批慰劳品送到中央红军驻地。这些慰劳品中相当一部分也是藏族群众支援的。
据1936年2月的统计，在红军征战藏区的16个月中，四川藏区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总数约20万头。波巴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主动将自己的18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其他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支援红军大批粮食，仅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就支援红军粮食19万斤。茂县藏、羌各族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300余万斤，岩盐二、三千斤，御寒羊皮褂1000余件。 这些物资绝大部分用于援助在藏区停留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红四方面军。
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迭部藏区时，迭部藏族群众对红二、四方面军给予了很大支援，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这里时，近五万人的庞大队伍，在川西北草地没有筹集到多少军粮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迭部藏民的大量物质支援，要想顺利通过这四百华里的深山老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按红军每天的行军流量2000人算，全部走完这段路程至少得二十五、六天。当时由于1935年经过的红军（指红一方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以当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经过时，藏民们既不和红军打仗，也不躲避，反而腾出房屋让红军住，拿出小麦、大豆、面粉、青稞炒面、酥油、牛羊肉、蕨麻诸肉等，与红军以物易物，等价交换，公平买卖。当年红军指战员带的枪多、银元多和大烟多（注：红军不吃大烟，目的是用大烟作货币，买东西）。拿这些与当地藏民兑换吃的东西，及时地解决了维系生命存在的燃眉之急。旺藏寺有个活佛用一皮袋糌粑和一大块酥油，就换了一个小金碗，保存到解放后。藏民用一个四五斤的大烧饼，就可以换一支枪。这种简单的交易行为，对刚刚爬过雪山草地的红军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雪中送炭。”
1936年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近五万人从巴西出发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先后到达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勾吉寺（红军称跷蹟寺）徐向前在此寺设了指挥部兼兵站。红军到时，勾吉寺的喇嘛们都没有躲避。红军指挥部在征得寺院大管家的同意后，将该寺储藏的二十五、六万斤粮食和两三千斤酥油及一千多斤糌粑（炒面），全部分发给了红军指战员。当时该寺共有七间粮仓，其中四间是满仓，每仓装5万多斤粮；一间是半仓（有3万多斤粮）；一间是三分之一仓（有2万多斤粮），另一间是空仓。红军走时，给寺院喇嘛留下了300块白洋和六条枪。这是迭部县僧侣民众对红军的一次巨大的物质支援。反之，对红二、四方面军近5万人疲惫不堪的队伍来说，要想走过这千难万险的雪山栈道，困难是相当大的。”
红军在藏区期间，藏族群众还组织运输队、担架队、修路队、修理队、洗浆队等，为红军运送粮食、弹药，协助架桥，修路，造船，赶制军需品，设立红军接待站，接待过路红军，救护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可以说，红军在藏区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和藏族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分不开。
1935年红一方面军为了供给前方部队的需要，要把瓦布梁子所筹集到的粮食，除了经过部队带的而外，还要运到芦花万余斤。这件工作只靠我们部队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动员了六个乡的藏民，组织运粮队，帮助红军把存瓦布梁子的粮食运维古粮食站，再转芦花。参加运粮队的藏民有百余人，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共分两队，由两个路线运送。这些帮助红军运粮的藏民均表现积极热心，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 “黑水县瓦钵苏维埃政府组织了300人，集中附近17座水磨，日夜为红军磨面，历时月余，磨面15万斤，然后送往红军驻地。”
1936年8月底的一天清晨，当四方面军某部大队人马行至今迭部尼傲峡时，发现横嵌在滚滚白龙江上的一座险桥，昨夜被人坼毁了。……因此，几千人马只是站在岸边，望江兴叹，一筹莫展。
忽然，红军指挥员发现西边山丛中有一个藏族村寨，便派人到村里向藏民求援。经过与当地土官头人的反复协商谈判，红军答应以5条枪和100块白洋为酬金，来换取该村藏民搭修此桥。中午时分，尼傲村的30多个藏民出动了。他们有的上山砍伐木料，有的抬石头修建桥桩，有的锯木板，干得热火朝天。红军指战员被藏民的冲天干劲感染了，也和他们一起抬石头，杠木料，打木桩等。
到下午6时，一座崭新的横江木桥架好了。红军指挥员如约拿出5条长枪、20发子弹和100块白洋，馈谢藏民。但藏民们看到红军是如此讲信义的“黑玛合”（藏语为“黑衣军队”，因红四方面军穿的是黑灰色的军装，远看起来是浓黑色）。所以对100块白洋拒之不收。但红军是讲信义的军队，无论如何也要让藏民们收下白洋。最后双方推辞得没办法，藏民们拿出自家的许多粮食、大烧饼、炒面、酥油和熏猪肉等，纷纷送给红军抵兑了白洋。
第二天早晨，该村藏民夹道欢送红军，头人还派了三个懂汉话的青年做向导，把该部红军一直送到哈达铺后，才返回尼傲村。 红军是从内地进入藏区的，其中绝大多数战士是汉族，不懂藏语。因此，进入藏区后语言不通。为了宣传红军的宗旨，尽快跟藏族群众沟通，通司的作用十分重要。而这些通司一般都是由藏族同胞担任的。通司往往也就是向导，他们为红军顺利长征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宝兴藏族青年莫日坚为红军带路。后来红军翻越虹桥山、梦笔山、雅克雪山、昌德山、打鼓山等，都得到藏族通司、向导大力帮助。
1935年8月18日，红一方面军开始向草地进军。草地探路的这一艰巨任务，又一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由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红四团。茫茫草地，无路可走。红四团依靠（一名六十多岁的通司）藏族向导的指引，才踏着千年沼泽的草甸，在水草深处寻找出一条曲折的小路来。后续大部队依靠红四团沿途所插的“由此前进”的众多路标，在茫茫草地中艰难前进。……经过六七天的行军，右路军终于跨越了‘魔毯’，先后走出了草地，到达班佑。这位尊敬的藏族老向导对红一方面军胜利通过草地，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位老向导带领红四团走出草地后，又继续带领红四团去攻打腊子口。
1935年8月下旬，党中央率领右路军离开毛尔盖，准备越过草地时，就请了当地藏民——毛尔盖寺庙的喇嘛能周、札栋巴为向导，抵达班佑。
1936年5月24日，红二军团经仁波寺进抵中咱、茎乌一带，并在这里休整几日。才又向巴安前进。当时为红军担任通司的喇嘛拉波，是一位富有正义感、颇负众望的宗教人士，在红军和仁波寺的谈判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随红军北上甘孜，在返回途中被敌军李抱冰部以“通匪”罪名逮捕，后来被杀害于理化城中，为藏汉人民的团结和红军的长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36年7月30至8月初，红二方面军经过草地时，也得到了藏族向导的全力帮助。威胁着战士们生命的除了缺粮断炊外，还有那深浅难测的泥潭。潴淤之水形成了片片沼泽，上边是经年水草结络而成的草甸。前卫部队无路可寻，在藏族向导的带领下，踏着盘根错节、层叠交织的植物网，还勉强过得去。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刚来到甘孜、道孚、丹巴等地区时，藏民们由于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煽动和欺骗，大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一面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一面找随红军行动的通司谈话，请他带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1936年，巴塘中咱村藏族劳动人民拉包，积极为红军当通司，帮助红军购买粮食。1936年7月，他把红二军团领到甘孜，开了会师大会后，红军让他回中咱村工作，并发了一些文件给他。他在回家的路上，不幸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临死时，他高呼：“红军万岁！”“望红军早日回来报仇！”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一支百余人的队伍，由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的和尚罗车儿兄弟俩引导下，翻山沿吉柯河而下，进驻玛曲齐哈玛寺院寻找渡口，准备渡河。在寺院内书写了“番民不要怕，红军不杀番民”等宣传标语。时值玛曲多雨的季节，河水暴涨，几十公里河道，激流暗涌，浊浪汹涌，该队伍在齐哈玛寺院住了三天后，无法涉渡而原路返回阿坝，渡黄河的计划没有实现。
炉霍藏民张万一为红军带路到东谷，就被领主洛绒班九打死了。据有关统计，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时，仅甘孜波巴政府就组织了100多人做向导、翻译，其中不少人在北上途中牺牲。
积极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不少藏族同胞甚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在长征中，藏族人民接受了红军宣传的革命真理，许多藏族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据不完全的统计，藏族青年参加红军的，阿坝的甘堡有二百人，卓斯甲有十一人，党坝仅少先队就有七十二人，丹巴的巴底乡有二百七十一人。
理番县藏族妇女斑登卓，长征时已50多岁，为给红军带路、当翻译，后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参加了红军。
这些藏族战士，加入红军后，革命意志坚定，作战勇敢。十八岁的藏族青年南卡特，就是一个突出代表。他参加红军后当营长的通讯员，反动派知道后，就抢光了他家里的东西，并吊打他的阿爸。南卡特知道这一消息后，并未因此感到害怕，而是更加狠狠地打击反动派。他负重伤后，仍然守在一个岩洞中，坚持了七天，最后壮烈牺牲了。
参加红军的藏族战士多数为革命英勇牺牲了，少数人成长为党的重要的政治军事干部。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天宝，国家民委副主任、西藏人大主任杨东升，青海省委书记扎西旺徐，甘孜州委书记、州长沙纳，中央民委副司长孟特尔等。 藏族人民还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保卫红色政权。其骨干力量就是藏族人民革命武装——番民骑兵队、格勒得沙革命军、金川独立师、波巴自卫军。
1935年底，由于红军主力聚集雅安一带与川军作战，金川赤区兵力薄弱，在国民党军阀的唆使下，一些反动土司组成联军袭扰我后方机关和工作队。一次一股反动武装集结于绥靖后山八步里沟一带，妄图伺机偷袭革命政权。大金省委军事部获悉后，立即派格勒得沙警卫营3个连夜间突击包围，将敌歼灭。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丹巴翻越党岭，西进道孚时，丹巴独立师派1团协助红军与驻东谷沟、牦牛沟的李抱冰部接战，使敌遭到重创，保证了红军西进计划的实施。
在康北成立的波巴自卫军在配合红军打击敌人进犯，保卫红色政权方面起重要作用。其中，甘孜藏民骑兵队经常击溃敌军骚扰，还深入到青海藏区为红军侦查敌情。
1935年8月下旬，红军过草地时，周总理肝病犯了，发高烧，咽不下食物，不停呕吐，四肢无力，整日昏昏沉沉，难以行走。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迭部俄界。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总理因病未能参加。俄界会议当晚周总理的病更重了，一直昏迷不醒。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对周总理的病十分焦急，但没有什么办法。后来请一位名叫赛浪的藏族青年的伯父勾吉寺老喇嘛治疗，病情虽未痊愈，但能吃饭行军，也能从事领导工作了。
红军北上后，有208名红军留在甘孜治病。格达活佛一方面组织群众和喇嘛巧妙地把红军伤病员掩蔽起来；另一方面，格达活佛靠着自己精湛的藏医术，踏遍雪山寻草药、挑灯夜战治病伤，很快使伤病员痊愈。
在红军长征过程中，藏族人民妥善安置并耐心地照料红军伤病员，也是对红军的重要支援。许多伤病员治愈后，重返部队，继续长征，有不少则留在当地成为革命种子。
救助流落红军的有雄踞一方的藏族土司，有德高望重的寺院活佛，有原波巴政府，还有大量普通藏族群众。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和反动土司卷土重来，阴霾重新布满甘孜的天空。就在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当地的反动喇嘛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公开出来抓捕和屠杀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及为红军办过事的积极分子。当时，还有208名红军留在甘孜治伤，同样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反动势力的追杀，处境十分险恶。对于反动势力的残酷暴行，五世格达活佛感到十分震惊，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挺身而出，前往甘孜城阻止反动派的暴行。一方面，五世格达活佛组织群众和喇嘛巧妙地把红军伤病员掩蔽起来；另一方面，他靠着自己精湛的藏医术，踏遍雪山寻草药、挑灯夜战治病伤，很快使伤病员痊愈。之后，他又凭着自己在佛教界的声望和交情，把治愈后的红军分散安置在道孚、炉霍等县。
炉霍波巴政府为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流落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领导人会议，指导妥善安置红军伤病员。
红军在两次长征过甘南的途中，先后流落了七八百人。因为从川西若尔盖的最后一个村庄毛龙到哈达铺，在长达三百余公里的行程中，几乎全是崇山密林、峡谷栈道。整个路途崎岖不平，岔路隘口众多，东西南北方位难辨，一不留神儿，就会摔下深涧，或迷路，或失散。特别是在红军总部的机关里，设有新兵团，大都由15岁以下的男女儿童混编组成。他们因年幼体弱，又缺乏粮食，往往走不动路，中途昏厥、迷路、掉队者特别多。
炉霍县泥巴乡谷卡寨尔吉仁子（波巴政府代表），对留下的五个红军伤病员说：“红军走了，你们不要怕，我们会保护你们。”全寨藏族劳动人民耐心给伤病员治疗，并凑集糌粑给他们吃，又安置他们在藏族家里做工，把他们掩护下来，红军伤病员一个也没有损失。
在道孚，红军走后留下十个女伤病员，住在女藏胞根却志玛家中。国民党军队逼着她交出留下的女红军，她想尽一切办法把十个女红军藏在地窖内和深山老林中保护起来，给她们治好了伤病后，还帮助女红军一个一个的安了家。她本人也和一个红军男伤员叫符子善的结了婚。反动派曾为这些事情责骂她，用皮鞭和枪托打她，但她从不屈服。她认为照料和保护红军，是她应尽的光荣职责！
阿坝州马尔康县日部乡果尔桑村有一位流落红军马进察。他出身苍溪县文场公。1932年参加红军。从流落到日部乡的那天开始，就受到当地淳朴的藏族村民的厚待。后娶藏族女子为妻，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藏族。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
阿坝州红原县瓦切乡流落红军侯德明，出身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1935年全家参加红军。当时他才七岁。后随贺龙部队红二军团长征，当一名司号员。过草地时生病，组织将他寄放到当地寺庙一个喇嘛格西阿谷家中。该喇嘛心底善良，同情红军。为他换了藏装，治好了脚伤，并教会了藏语藏文。取藏名“洛尔吾”（宝贝）。当地藏族群众称其为“甲洛尔吾”（汉族的宝贝）。后与其侄女曲美娜姆结婚，生下两儿一女。他现在也成了一位道道地地的藏族，只能讲藏语，已经听不懂汉语，说不来汉话。
藏族保存的革命文物众多：珍贵的有“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印章，发的传单、文告、标语、钱币、衣帽、给喇嘛寺的锦旗，及红军用过的军号、大刀、枪支、马灯等。这些由藏族同胞保存的珍贵文物，现已成为人们了解当年红军长征，以及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珍贵纪念品。
长期以来，国民党反对派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残酷压迫和剥削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盘踞四川的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之流，更是对藏族等少数民族人民强征各种苛捐杂税、强拉民夫、无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藏族人民的愤怒。红军一到，当他们知道红军是专门与国民党反对派和四川反动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辉等作对的穷人的队伍，很自然转而同情和支持红军。长期以来，汉族军阀官僚总是压迫与剥削藏族人民，藏族稍有反抗，就遭到武装进攻，大批屠杀。这一带（指卓克基）出产金子，以及麝香、大黄等名药。四川军阀常常掠夺藏民的财富，如金矿、药材等。藏民经过红军的政治工作，并亲眼看到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完全两样，知道我们是反对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的，他们逐渐和我们亲近，并帮助我们带路，向其他藏民解释等等。”
红一方面军重视民族工作情况：设立有少数民族委员会，专门研究处理包括藏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工作。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沙窝寨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问题，会议决定其中有一项：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
1935年8月18日，当毛泽东知道先头团已经找好一名六十岁的藏族通司作向导（准备跨越草地）时，对指挥员说：“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
1936年4月28日，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接着翻越哈巴雪山后，于5月1日，红二军团进抵中甸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从此红二方面军实际进入藏区。针对中甸地区当时的现实情况：国民党推行的反动政策，加重了当地群众的负担，藏汉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统治中甸的藏族土官、国民党江防总指挥汪学鼎在格罗湾附近被我军击溃后，已经逃离中甸，并胁迫城内居民全部逃入深山中。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使藏汉民族矛盾更加尖锐。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立即认识到：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行军、作战，不仅要以优势的力量战胜敌人，还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广泛开展争取藏族群众和僧侣的工作。为此，总指挥部决定：按原计划在中旬进行休整。在中甸休整期间，举行了全军团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次会议除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等外，特别提出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等问题 ，以引起全军指战员的高度注意。在开展争取、团结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工作方面，贺龙、任粥时、关向应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广泛地争取群众的工作。
按照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要求，各部队政治机关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
红四方面军进入松潘、理番、茂县地区后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松潘、理番、茂县地区是川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由于长期受汉官、军阀的压迫剥削，他们对汉人的积恨很深，有很重的戒备心理。加之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军阀邓锡侯部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污蔑红军“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等，更加重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疑惧。不少人弃家出走，遁入山林。
红四方面军早在进入松理茂地区之前，就发出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须知》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自己是汉族，回、番为蛮夷之人，不愿意接近他们，忽视了‘少数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的错误观点，指出：“回、番民族是中华民族之一，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力量，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一个有力的支柱，将他们组织起来，领导起来，参加革命战争，是我们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和苏维埃红军干部顶主要任务之一。”《须知》要求干部、战士了解回、藏民族的情况状况，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学会回、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大批培养回、藏民族干部。
红四方面军还指示所属军、师政治部立刻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以研究民族间的政权、土地关系和经济、风俗、语言文字问题，设立学校，选拔青年学习回、藏民族语言文字；红军要帮助回、藏民族建立革命政权。
5月30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任主席。在西北联邦政府下设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周纯全任委员长。负责搞好少数民族工作。
1935年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县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委。中共西北特委刚一成立就作出了《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要求红军官兵细心了解其政治经济状况、人口分布情形、剥削关系与统治制度、阶级划分、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出产、地形、道路等情况，提出适宜于当地群众要求的口号和斗争纲领。
红四方面军还要求军中各级政治机关，有系统地研究少数民族问题，选调人员学习回、藏民族语言文字，以便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红四方面军还提出了少数民族政纲，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邓锡侯对回、藏民族的反动统治，建立各级人民革命政权，没收国民党邓锡侯、汉官、奸商等的土地、牛羊、衣物财产，金矿等，分给穷苦回民藏民，取消国民党邓锡侯剥削回、藏民的一切苛捐杂税，尊重回、藏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信仰自由，实行男女平等，等等。这些为红军进入松理茂地区开展工作，做了思想和政策上的准备。
红二方面军中甸休整期间，部队严格地执行了宗教政策，积极团结和争取僧侣、喇嘛。在西藏噶厦政府统治下的康藏地区，还处于封建奴隶制时代。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得中甸归化寺主事人拥有最高的权力。盘踞中甸的藏族土官、国民党江防总指挥汪学鼎弃城逃跑后，归化寺僧人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挑唆，紧闭寺门，不与我军来往，对立情绪相当严重。为了对归化寺僧人进行宣传，顺利通过藏区北上，贺龙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主席”的名义，向社会各界颁布《布告》。布告说：“本军以扶助番民，解救番民的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幸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安居乐道，勿得惊慌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如有不以军令或故意障碍大军进行者，本军亦当从严法办，切切此布”。
红四方面军刚一进入松理茂地区，就向当地少数民族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主张，公布了前述关于对回、藏、羌各少数民族的政策纲领。
5月30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西北联邦政府提出了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汉官和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武装藏民劳苦群众、藏回羌穷人联合起来打到国民党军阀，发动群众，建党建政等一系列纲领政策。
红四方面军还大量印制、书写和张贴传单、标语，向少数民族讲解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例如：红军在懋功县境内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留下了很多标语和宣传品。据一九五九年调查，该县尚存红军标语一百四十六条，还有油印传单。至今，还有许多标语保存完好。
在小金县城西三关桥至水巴岩的途中署名“泰岳政治部”的红军石刻标语“列宁万岁！”在达维喇嘛庙二楼左边墙壁上有墨写标语：“红军是汉藏回苗人的好朋友！”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政府！”等。
在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纲领及红军宗旨，争取藏族群众对红军的理解和支持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军领导干部亲自向藏族群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
中甸的真正统治者是归化寺，红军初到时，寺里喇嘛十分害怕，紧闭寺门。后来看到红军对藏族同胞很好，便派出代表夏那古瓦喇嘛与红军谈判。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热情地接见了夏那古瓦，向他耐心地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说明红军保护喇嘛寺和僧侣的生命财产，请寺院帮助红军筹办粮秣。贺龙还亲自写了一封信，请夏那古瓦转交归化寺的掌教八大老僧。信中这样写道：
“掌教八大老僧台鉴：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信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支付金钱。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从云南中旬进入四川藏族地区时，贺龙对没有逃上山的藏胞亲切地宣传说：“红军是为穷苦老百姓来的，不要怕。你们去把上山的人都叫回来。我们不打人，不骂人。你们的东西，希望拿出来卖，我们不少给钱，愿卖才卖，不愿卖不强迫。”有一次，通司夏拿古瓦到喇嘛寺找了三个喇嘛，给贺龙送茶两驮、米三驮、猪肉三驮、糖二驮、盐一驮。贺龙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白得别人的东西，于是拿出笔记本，把所有的东西都登记下来，照价付了款。”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经过川西北藏区时，为了消除藏族人民心头的疑惧，亲自跋山涉水，到一些喇嘛寺会见僧侣，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给一位喇嘛题了“振兴藏族”的红布横匾。有一次，三位喇嘛给红军送来了一批茶叶、大米、盐、糖和猪肉等食物，贺龙同志感动地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于是，他拿出笔记本，把所有的东西登记下来，照价付了款。
红二军团于5月10日进入德荣县城。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有几栋房子的小村子，人烟稀少，十分荒凉。群众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在红军未到来之前，就已逃入深山。部队在中甸筹集的粮食，没几天就吃完了，由于在德荣县筹不到粮食，全军陷入绝粮的境地。县城附近有一个喇嘛寺，得知红军来了，很是害怕，派一个年老的喇嘛来探听消息。红二军团副政委关向应亲自接见待了他，耐心地给他解释：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对寺院僧侣是保护的，并请他帮助红军筹集些粮食。关向应的话和蔼可亲，消除了这位老喇嘛的顾虑，他回去后向喇嘛寺的管事如实汇报了情况。寺院管事当即召开会议，，决定赠送红军青稞7500公斤。同时，寺院还派出喇嘛，到附近村庄帮助红军筹粮。在德荣县，红二军团共筹粮3万多公斤，使部队的粮荒得到缓解。 红军刚来到甘孜、道孚、丹巴等地区，藏民们由于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煽动和欺骗，大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一面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一面找随红军行动的通司谈话，请他带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朱德见一片片土地急需春耕，就发动并带领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民把地种上。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了，疑虑也逐渐消除了。……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它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这次会面后，格达活佛更加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还保护了大批留下来的红军伤病员。 进入藏区时红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并在全军广泛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提高红军指战员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的自觉性。
1935年6月11日，红一方面军进入藏区大硗蹟寨后，随先遣队来的参谋向额德姆等20多位喇嘛和群众当场宣布了红军纪律：一、不进老百姓的住房；二、保护寺院；三、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四、不拿走“夷家”的一点财物，等等。还给红军战士定了一条纪律：不准任何人进入喇嘛寺的经堂。
1936年5月1日，卢冬生率红四师先头部队一进入中甸，贺龙等领导人即同卢冬生等红四师首长一起研究制定了若干规定，要求进抵中甸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各部队干部战士一律不准进住民房，不得进入经堂，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二、不准擅入寺庙，维护僧侣利益；三、公买公卖，爱护藏族群众的牲畜、庄稼等财产；四、态度和蔼，帮助藏族群众背水（这一带饮水困难）；五、广泛宣传群众，刷写、张贴遵守群众纪律的标语。
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在率部即将进入藏区时，特别强调加强纪律性，给全军指战员规定“三不准”：一是不准打红嘴乌鸦（藏俗奉为神鸟）；二是不准进喇嘛寺；三是不准拿喇嘛寺旗杆上的经幡。
红军还将要注意的事项编成歌子来唱，以引起部队指战员随时警惕，其歌词较长，仅举要如下： “番民工作注意的事情，大家时时要执行，不准乱没收，不准乱打枪，不准乱拉人民的牛羊”，“不准说蛮子”，“应该像亲兄弟一样。”
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一方面军派出干部在瓦布梁子建立了藏族人民自治政权：“因为我们在藏民中影响的扩大及藏民与我们关系的进步，我们就广大的宣传，号召藏民起来反对汉官军阀的压迫，组织藏民革命政府。这一宣传得到广大藏民的赞成。于是我们就着手进行组织，召开各部藏民会议，成立人民政府。计前后组织了六个乡人民政府。……最后我们召集六个人民政府的代表，成立了瓦布梁子藏民革命政府，并还准备建立他们自己的武装。于是瓦布梁子另变了一个模样，到处飘扬着自由解放的鲜红旗帜。”
1935年6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从理县、汶川分别进入懋功（今小金），在懋功成立了中共懋功县委员会和懋功县苏维埃政府，各区、乡、村均成立了工农革命政权。
当时，懋功县划分为四个行政区：
一区，辖日隆、达维、沃日等乡，区苏维埃政府设达维。
二区，辖抚边、两河、木坡、八角、双柏等乡，区苏维埃政府设两河。
三区，辖美兴、老营、美沃、汗牛等乡，区苏维埃政府设美兴镇。
四区，辖新桥、崇德、宅隆等乡，区苏维埃政府设新桥。
在懋功县苏维埃政府下分别设立：经济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内务委员会、劳工委员会以及文化教育委员会等，大体上与川陕革命根据地所建立的县苏维埃政权的机构相似；同时，建立了懋功县游击大队。
1935年9月17日红四方面军再次南下后，在其占领的地区内，先后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权。
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共和国在绥靖县（今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城）宣告成立（“格勒得沙”是嘉绒藏语的译音，意为藏族人民共和国），首都位于绥靖。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地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共和国境内的绥靖县城还建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不属于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领导，隶属西北联邦政府，其领导成员全为回民。格勒得沙共和国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成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顾问邹通富。中央政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内务部部长阿木参，妇女部长李富德，青年部长桑吉悦希。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领导下，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项政策，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任命卡格尔·江根为总司令，总部设于绥靖，除了有一个400多人的直属警卫营外，总部还指挥各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所建立的一个营的队伍。格勒得沙革命军在接受中共金川省委、金川军区、西北联邦政府领导和指挥的同时，还接受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领导。另外还建立有番民骑兵连、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
1935年11月初，红四方面军在泸定岚安区召开了人民群众大会，成立了岚安区苏维埃政府，下辖昂州、昂乌、乌泥岗，若泥岗、足乌五个乡苏维埃政府。区、乡苏维埃的组织大体相同，即设有主席、副主席、政治委员、游击队长、秘书、军事委员、土地委员、粮食委员、劳动委员、宣传委员、分配委员和司务长等职务。
在这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各级苏维埃还组织了童子团、少先队和游击队。这些组织在反封建斗争和支援红军作战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红军在宝兴、天全、芦山、雅安、丹巴等地也都分别建立过各级苏维埃政权，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封建斗争。
1936年2月，在炉霍建立了县博巴政府，以及足洛、哈沙、更达、热机龙、所谷、马句、夹郎、棒达、吓拉沱、卓惹、朱倭、瓦角等区、乡博巴政府。炉霍县博巴政府除有藏族劳动人民参加外，还有汉族劳动人民和爱国藏族僧俗人士。
1936年2至5月，红军在道孚成立了道孚县博巴政府，以及乡、村博巴政府，并成立了博巴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担任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的工作。
红军帮助藏族同胞在甘孜也建立了博巴政府。甘孜县博巴政府下辖白利区博巴政府和孔萨区博巴政府，下面还有若干乡博巴政府。……。
1936年4月15日，在各县成立博巴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博巴政府。
中央博巴政府设在甘孜孔萨大楼，下辖炉霍、道孚、甘孜等县博巴政府。党的负责人是李国荣，政府主席格达活佛，副主席兼军事部长是夏克刀登。
各级博巴政府和苏维埃政权要负责：为红军筹办粮食、柴草、羊毛；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富；向逃亡在外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回家生产；帮助群众生产，接济贫苦农民的口粮、种子，政府工作人员要帮助群众犁地、打土、播种等；为红军安排向导、通司，安置伤病员，并协助宣传党的政策等。
博巴政府还实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道孚博巴政府就曾以主席觉洛、副主席张德喜、荣中的名义，颁发了保护尼甲活佛住地的布告，“要求凡来往部队不要随便侵入此房，任意乱翻和毁坏及收拾经堂用具”。“凡家内之一切东西，需要应用必须经主人同意才能取去，绝不要强借。”
在红军的帮助下，有的博巴政府和苏维埃政权还领导藏汉族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
1935年底，泸定岚安乡开始土改，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将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平均每人分得一个牛工的土地（约合二亩地）。分地时在地上插上牌子，写上户主的名字和亩数，没收的财产也分给了人民。
在道孚，博巴政府指派土地委员会进行丈量土地，按贫富和人口多少分给人民，同时分配了粮食。
其他如炉霍、丹巴等地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在岚安，还公审镇压了罪恶累累、民主极大的恶霸地主高万有、龚万学、贾士林等三人。
同时红军还帮助成立藏族民族武装，在甘孜博巴政府中设立军事部，组建藏民骑兵师，负责人都由藏族干部担任。红军大金省军区还成立了总兵力达2000多人的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和番民骑兵连。 各级革命政权的建设，一方面对支援红军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让藏族群众把红军当做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队伍，因而拥护红军。
红军以实际行动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纪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造谣污蔑，感动和影响了藏族群众。红军的这些实际行动包括：买卖公平；实在有困难时进行借贷；主动帮助藏族群众劳动，如砍柴、背水、种地等；为藏族群众治病；把自己有限的盐巴送给群众；把自己的衣服送给群众穿；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在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干部中，如有违反群众纪律者，立即进行严厉惩罚。正由于红军坚决执行了纪律，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很快被红军的实际行动戳穿了。许多原先躲避在外的少数民族群众，都陆续返回村寨，热情欢迎与支援红军。
红一方面军四团在黑水筹粮时，战士们偶然发现一喇嘛寺的“泥塑”中装有面粉，搬回来准备吃时，筹粮委员会来了命令，说要保护喇嘛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砸烂的“泥塑”也不能动。于是，战士们只好原封不动地把“泥塑”送回了原寺庙。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黑曲时，反动分子扼守在喇嘛庙中狙击红军。战斗中，红军在寺庙门外驻扎和修筑工事，既不冲进寺庙，也不动用重型武器轰击，仍对寺院和僧侣进行保护。
红军大部队（红二、六军团）齐集在中甸，不杀，不抢，不拉夫，对待群众一团和气，还积极为藏族人民做好事，和藏民交朋友，这和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藏族居民看到红军确实和其它军队不一样，渐渐地也敢和红军接触了，还帮助红军做糌粑、打草鞋。
1936年5月13日，红二方面军二军团到达德荣县城，特别缺粮。有一个连队，在一家老乡的牛圈里发现了一缸青稞。主人不在，我军又迫切需要这缸粮食，群众纪律又不能违反，怎么办？他们慎重地召开了一次党支部委员会，决定用白洋买下这缸粮食。他们用红色的字条写上对主人表示感谢和抱歉的话语，并将五十块白洋及十二块云南小银币放在缸里，埋在原地。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进入川西北壤塘县藏民区后，群众逃避一空，粮食、物品都坚壁隐藏，给部队寻找给养和筹备粮畜带来了很大困难，全军断粮五六天。但六军团指战员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靠采集野菜充饥，绝不违反群众纪律。夜晚概不住宿寺院，断炊时从未拿过群众一粒粮食。
1936年6月9日，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直奔理化县城。理化是康南重镇，城内长青春科耳寺是康南较大的喇嘛寺，拥有一支3000多人、700多支抢的武装。因在红军到来之前他们接到瞻化、甘孜喇嘛寺的来信，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尊重藏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遂放弃抵抗，红军顺利进入城内。该寺喇嘛主动支援了红军一大批粮食、牲畜和酥油，红六军团领导人王震、肖克也派人送了一些银钱和其它物品作为酬谢。
长征中，红军经过的许多藏族村子，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在我军进村以前老乡们都赶着牛羊跑了，他们还在门头上挂上红布条，贴着封门的“神符”。广大指战员恪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动“神符”，不进家门。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坚持露宿村外，并把老乡家的房前屋后，牛圈、羊圈打扫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上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纪律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等大字标语。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马塘和梭磨一带时，经过宣传，各地逃进山里的藏胞已陆续回来，并且每天有人找红军谈话，表示热烈拥护苏维埃政纲，同时痛斥国民党第二十八军过去在这一带烧杀勒索的罪恶。
在红军同藏胞的一次谈话会将结束时，一个身材矮小庄稼汉模样的藏胞拿出五个鸡蛋，一再要红军收下，表达了藏族人民欢迎红军的深情厚意。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经过道孚县时，几万人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坚持不随便进入寺庙，更不乱翻或毁坏寺庙里的陈设用具。徐向前带头不住进建筑精美的喇嘛庙，而是食宿在寺庙旁的一幢简陋厢房里，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当地土官头人，对红军的大肆进行造谣污蔑，并严令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给红军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逃离家乡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所以当红军到达甘孜时，大部分群众都离开家园隐藏到深山里去了，红军所到达的城镇、村寨到处都空空如也。
此时正值高原寒冷的隆冬季节。3月15日上午，朱德把各部负责人召集起来，对大家说：“目前，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还没有着落，许多人还没有棉衣，困难确实很大。即使这样，我们也应该坚决执行我军的纪律和民族政策。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民留在家中的牛羊。同时，我们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动员藏民回到自己的家园。”
在甘孜，所有部队都严格按照朱德总司令的要求，没有住进藏族同胞家，也没有去动他们留下的东西，而是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被单撑起来当帐篷，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没有粮食，就到附近采蘑菇、挖野菜充饥。 正因为这样，藏族和红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红军即将离开时，舍不得红军走。
当红军离开瓦布梁子时，许多藏民不愿意让红军走，还有的拿着酒壶来送行。他们说：“你们真好，为什么要走呢？你们走了，我们不晓得将来怎样。”
红军走后，藏族人民犹依依深情地唱起怀念红军的歌：
布谷鸟走后，柳树空了一半；
柳树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布谷鸟走了。……
红军走后，寨子空了一半；
寨子空了一半我不心焦，我心焦红军走了。
统一战线是我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在红军长征过程进入藏区后，红军各方面军都积极争取团结藏族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红军顺利通过藏区完成革命任务服务。
1935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寨会议决议指出：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随后又提出：“在民族运动上有革命意义的土司、头人、喇嘛，我们仍然不放弃使之联合或使之中立。”
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遵照这种统一战线精神，对沿途藏族上层人士做了统战工作。其中包括对当时雄踞甘南藏区的杨吉庆土司做了统战工作，使其不参与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行动，守土自保，帮助红军顺利过境。
红二、六军团进入中甸后，贺龙热情地接见归化寺谈判代表夏那古瓦，向他耐心地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说明红军保护喇嘛寺和僧侣的生命财产，请寺院帮助红军筹办粮秣。并亲自写了一封信，请夏那古瓦转交归化寺的掌教八大老僧。这一做法实际也是对中甸归化寺喇嘛的一种统战工作。
红二军团前卫抵达巴安仁波寺、兹乌一带，巴安仁波寺是当地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有500多位喇嘛，还有护寺的武装。该寺位于兹乌与中咱之间，是北上的唯一通道。由于该寺对红军不了解，利用坚固的防御设施做掩护，用火力封锁了道路，阻止红军北上。红军没有还击，而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向任波寺的主持老僧说明，红军北上是为反蒋抗日，不伤害喇嘛，不侵扰寺院。仁波寺主持老僧看到红军确有诚意，同意让路，而且卖给红军一些粮食和牲畜。红军照价付给仁波寺一些银元。
德格土司泽旺登登是西康地区最大的世袭封建土司，势力抵达白玉、昌都等五县。这年4月，他在国民党的挑唆下，曾同进占甘孜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交战，结果被打败。经过谈判，双方于4月23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5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孜成立中央博巴政府时，让泽旺登登派他的军事涅巴（头）参加，并担任了领导职务。通过这一统战工作，红四方面军在白玉地区创造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当地僧俗群众对红军很友好，对随后到来的红二方面军也创造的良好的政治环境。
五世格达活佛，原名更嘎益登、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一个贫苦农奴家庭，7岁时被认定为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在甘孜期间朱德曾9次主动上门与五世格达活佛亲切交谈。正是这一次次交谈，不仅让五世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而且从此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五世格达活佛被选为副主席。从此，五世格达活佛更加自觉、积极地投身于支援红军的行动之中。由于五世格达活佛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即将到来的红二、六军团的战友们解决了御寒衣物。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临别前，朱德挥笔在红缎上为五世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还将自己的八角军帽和一副望远镜赠送给五世格达活佛。
而五世格达活佛送给朱德的则是一首诗歌：
崎岖的羊肠小道啊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愿救苦救难的巴武顺利到达目的地……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山峰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金石的语言愿佛祖保佑你盼你早日回来。
朱德感动地向五世格达活佛许下诺言：“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七、坚守革命的红绿灯就是红军长征党指挥枪的证明
人生的十字路口该怎样选择方向是自己的决定，人们常常把人的一生比做走一条路，把人生的选择比做对路的选择。在人生道路上，我们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屈原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辛弃疾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鲁迅也有“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红灯停，绿灯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何尝不需要红绿灯来引导我们走向未来心灵？每个人，任何团队，都需要红绿灯。绿灯引导我们走上正轨，坚定自己的脚步，做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事。而红灯则时时提醒自己，约束自己，稳住脚步，不学厚耻之人，不做无益之事.坚持做人的原则和人生高贵的品质。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可即使诱惑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应该不为所动，因为红灯已经亮起来.，我们应该就像遵守交通规则一般记住做人的原则。如果在红灯行的话，轻则扰乱了交通，重则丢了自己的性命。心中有盏红绿灯：当绿灯亮起的时候，无论你面对的是重重困难，你都要勇敢地迈出矫健的步伐，去面对这一切，不要萎缩。
"宁停三分，不争一秒"，现实生活中，时常会有人闯红灯，这些人急于求成.而不顾一切。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少急功近利的人啊？这些人往往欲速则不达。而在人生道路上闯红灯的人呢？或因为一味蛮干，没有停下来思考，而事倍功半，甚至使身体也亮起了红灯，他们为什么要闯过红灯呢？为什么不在红灯亮起的时候，停下脚步，静静地思考，并耐心等候绿灯再一次亮起呢？
信号灯为什么采用红色和绿色作为警戒色，有着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在当时的英国，已婚妇女多穿红色衣物，以让追求者杜绝念头；而未婚的姑娘则穿绿色，以鼓励那些小伙子勇敢地去追求。设计这盏信号灯的时候，考虑的也许就是这点。这为红绿灯的发明平添了许多浪漫的意味。
但是，在中国却有一段“红灯行，绿灯停”的历史。1966年7月，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上掀起了‘破四旧’狂潮。在北京，一些天真的红卫兵，把‘红色’和‘左’看作是革命的象征，他们通令要把交通指挥信号由绿灯行、红灯停改成红灯行、绿灯停，还要让车辆一律由原来的靠右行改成靠左行。如果执行红卫兵的‘通令’，北京的交通秩序必定发生严重的混乱。此事被周总理知道后，他在百忙中来到西城区的一所中学，找到了写‘通令’”的那个红卫兵组织，接见了红卫兵和师生代表。周总理对他们说：‘交通指挥信号绿灯行、红灯停是国际惯例，是有科学依据的，红光穿透力强，无论雨天雾天，驾驶人员都能远远地看见红灯。因此，不能随意改变现行信号和交通规则。’接着，周总理亲切而又耐心地说：‘革命精神必须和科学精神相结合。’大家静静地听着周总理有理有力的话语，个个心服口服。最后，周总理风趣地问：‘还坚持你们的通令吗？’红卫兵代表当即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马上撤销‘通令’。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环顾会场，看到大家想通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红军长征的目的不是逃跑，而是北上抗日这是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的红军领导集团的革命的红绿灯，无论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还是究竟是入鄂入川，无论是王明的机会主义还是张国焘的逃跑主义，红军始终坚守住了北上抗日的红绿灯，谁反对就打倒谁！这是中国革命之所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无论千廻百转，无论你争我斗，中国工农红军始终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力克万难。
四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经14个省，共进行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120多次，牺牲营以上干部430余人，包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等高级将领。长征结束时，红军共保留下5.7万余人。经过长征熔炉锻造淬火的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在我们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毫无疑问，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党和红军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但如果不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是搞“左”倾教条主义，就会搞糟甚至葬送革命。遵义会议摒弃了“左”倾错误，迈出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性一步，从此我们党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漫漫征途洒遍了红军将士的鲜血，万水千山掩埋着民族英雄的忠骨。他们坚信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人民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长征是在党内发生严重“左”倾错误、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受到极大损失的情况下发生的。1933年9月，蒋介石集团置九一八事变以来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指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排挤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面否定毛泽东在指导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正确主张，把红军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先是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进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长征中自我革新，纠正自身错误，将被动退却导向胜利进军，这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中国革命的命运。
长征由红军的西进突围开始，逐步发展为南方各地苏区红军部队向西北地区的战略转移。先后参加长征的红军有四路：中央红军（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后编为红二方面军）。其中，中央红军长征历时1年，行程2.5万里；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10个月，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1年7个月，行程1万余里；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近1年，行程2万余里。四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经14个省，共进行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120多次，牺牲营以上干部430余人，包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等高级将领。长征结束时，红军共保留下5.7万余人。
长征中，党和红军屡陷死地，险象环生，与强敌的血战伤亡惨重，纠正党内错误的斗争惊险曲折，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无与伦比，最终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并以陕甘宁根据地为大本营和出发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发展的新路，以其特有的伟力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我们党领导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进行的长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史的光辉篇章，在我们党、军队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历史证明，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才能完成这样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
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军“剿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长征之初，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红军已是死路一条。然而，经过殊死搏斗，红军最终冲破了上百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汇聚西北。经过长征熔炉锻造淬火的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
长征促进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长征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党和红军虽身处逆境，但从未放弃抗日的根本主张，始终以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为己任，高举抗日救亡的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影响了全国，特别是影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形成了全国抗战的局面，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长征促进了我们党和军队走向成熟。长征及其初期的被动局面迫使全党进行深刻的反思，在党的领袖、指导思想等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作出历史性抉择，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党的思想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走上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长征也是对红军队伍的一次重大磨砺。经过长征，党和红军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了党中央对整个红军的集中统一指挥，牢固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促进了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将领对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真理性的认识，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人民军队中的统帅地位；进一步增强了全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广大官兵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战斗意志更加顽强。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党和军队优良传统、作风的高度凝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深刻浓缩。历史证明，长征精神超越时空，历久弥新，永不过时。
长征的胜利是党的领导的胜利，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回顾长征，在我们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毫无疑问，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长征中，有三个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解决向哪里去的问题；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解决掌控行动主动权的问题；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解决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高度集中统一的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
长征中，我们党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在惊涛骇浪中校正航向、力挽狂澜，领导党和红军走出险境，走向了胜利。人们从长征中更加深入、全面了解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指导，源自于他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是由于有了正确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够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才能够实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才能够从根本上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凝聚全党全军力量，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长征的胜利是独立自主的胜利，重视自己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是开创新局面的基本要求。“左”倾教条主义显著的特征，就是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迷信和盲从苏联经验，严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拒绝并压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使我党丧失了独立性和创造性，也丧失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资格和能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党和红军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但如果不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是搞“左”倾教条主义，就会搞糟甚至葬送革命。遵义会议摒弃了“左”倾错误，迈出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性一步，从此我们党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独立、审慎而正确地制定适合革命形势和任务的战略决策，自主决定仗怎么打，路怎么走，特别是自主推举值得信赖的领袖，提出全民族抗战的政治主张，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在长征的队伍里，有年近花甲的老同志，有稚气未脱的“红小鬼”，有柔弱而刚强的女战士，有行动艰难的伤病员，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把个人小我融入革命大我，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无不表现出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面对雪山草地，他们更有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他们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经受了人体极限的挑战，始终表现出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他们矢志不渝地为党的事业奋斗，无怨无悔地跟着党走。漫漫征途洒遍了红军将士的鲜血，万水千山掩埋着民族英雄的忠骨。他们坚信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人民的事业一定会成功。坚定的政治信念，点燃了红军将士的革命激情，凝聚了他们的坚强意志，坚定地跟党走。
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长征中，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理想信念的伟大作用。历史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我们军队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真正优势所在。长征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永葆党的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长征，军事上无后方、无依托，环境恶劣，敌人强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将士也从来没有忘记党的根本宗旨，一直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时时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他们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开仓济贫，废除苛捐杂税。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和宗教政策，严守群众纪律。红军的行动，使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红军是真心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战的。所以在长征中，人民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筹款，热情地给红军当向导送情报，心甘情愿地救护安置伤病员，积极报名参加红军。“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长征的胜利，再次验证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长征中，党领导的红军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经受住了残酷战争环境、恶劣自然条件和尖锐党内斗争等多重考验，创造出由败转胜、以劣胜优的辉煌战绩。这是因为，红军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牢固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红军中党团组织积极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红军坚决抛弃了错误的军事指导和作战方法，实行了一整套与当时战争形势相适应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血与火的残酷环境中，广大红军将士不怕艰难困苦、英勇奉献，百折不挠、自强不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依靠群众、团结奋斗，激发出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赴汤蹈火、一往无前的强大力量，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绿灯，是军队铁的纪律，军队纪律通过一定的组织措施和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要求人们所共同遵守 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有些同志只喜欢自由，不喜欢纪律，一个重要原因是只看到 “红灯停” 的一面， 认为纪律都是形形色色的 “不准”“不准这”“不准那” ，太束缚自由，甚至幻想“如果光有 自由没有纪律多好啊” 。其实，我们说“红绿灯”是一个矛盾的 统一体，红灯后面有绿灯，绿灯后面有红灯。红灯停，这是一种 对你行为的约束，它一亮，一切行为都不得越过那条白色的停车 线。绿灯行，这是一种自由，它一亮，车辆、行人充满安全感地 通过路口。 红绿灯的组合、 禁行交替， 不单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 也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它既显示了一些人不太喜欢的“约束” 的一面，也显示了人们喜欢“自由”的一面，表现出停与行的统 一，约束与自由的统一。只看到“红灯停”的一面，看不到“绿 灯行”的一面，无疑是片面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老百姓生活在纪律中， 那么军人则应加上个 “更” 字。 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为战争而存在，随时要准备 上战场， 特别需要强调纪律的重要性。 常言道： “军令如山” ， “军 中纪律严，至死无敢奔。“兵行从纪律，敌溃自奔忙。 ” ”这些古 代的格言说明了军纪的重要性。军人对于军纪，不是应该不应该 执行， 而是必须执行， 绝对服从。 必须做到有令必行， 有禁必止。我军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尊重， 之所以能够战 胜一切困难，党的坚强领导固然起到很大的作用，但也绝对离不 开纪律的保障。从诞生的那天起，我军就把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作 为重要的建军内容。1927 年 9 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在向 井岗山西行军途中，就针对当时情况规定了“三大纪律” 。1928 年初，毛泽东同志又规定了“六项注意”。1929 年以后，又改 成 “八项注意”。几十年来，我军从 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自觉遵守纪律，服从指挥，涌现出无数 的先进典型和英模人物，保证了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完成了一 个又一个任务。 战争时期需要铁的纪律， 我军建设信息化军队的进程中同样 需要铁的纪律。全军武器装备的种类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 知识、技术、人才高度密集。众多的人员、复杂的装备，要求每 个军人必须严格履行职责，执行统一的口令、统一的意志、统一 的步伐、统一的行动。尤其是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 合成程度高，部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战争的突然性增大，战场情况变化很快，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连成一片，各军 种联合作战更加需要强调严守纪律，需要部队严格执行命令，准 确协调一致地行动。 我军的条令条例， 就是全军行动秩序的章程， 是把千军万马凝结成为钢铁般整体的粘合剂。
纪律内容是十分广泛的， 它表现在社会生活和部队生活的各 个方面。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团员要遵守团的纪律，农民要遵 守乡规民约， 个体劳动者也要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个 体经营的规章条例。严格的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团 结自己、战胜敌人和完成一切任务的重要保证。朱德同志说过： “纪律是军人的生命。 ”
那么，我军纪律的内容有那些呢？ （一）我军纪律的基本内容 1、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 3、执行军队的命令、条例和规章制度。 4、执行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5、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二）我军纪律对每个军人的要求 1、听从指挥。令行禁止。 2、严守岗位，履行职责。 3、尊干爱兵，团结友爱。
4、军容严整，举止端正。 5、提高警惕，保守秘密。 6、爱护武器装备和公物。 7、廉洁奉公，不谋私利。 8、拥政爱民，保护群众利益。 9、遵守社会公德，讲究文明礼貌。 10、缴获归公，不虐待俘虏。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 是建立在政治自觉基础上严格的纪 律，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团 结自己，战胜敌人和完成一切任务的保证。 （三）我军纪律的具体内容 纪律的内容十分丰富，各项规定十分明确。具体可分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等。 政治纪律：
是对革命军人政治行动和言论的规范，是军 人与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关系的纪律。在现阶段，政治纪律 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要求就是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 在政治、 思想、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每一名革命军人，都要自 觉遵守政治纪律“十不准”
一、不准发表与党中央、中央军委 精神不一致的言论；
二、不准与社会上的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及 有政治性问题的人发生联系；
三、不准围观和参与社会游行、示威、静坐等活动；
四、不准擅自与国外境外人员交往；
五、不准 传抄、张贴、私藏大小字报；
六、不准听信和传播谣言；
七、不 准收听收看国外、境外反动电台、电视节目；
八、不准组织和参 与集体上访；
九、不准成立条令条例规定之外的组织；
十、不准 参加任何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组织纪律：
组织纪律是处理个人与组织关系的行为规则， 是我军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巩固组织团结，集中统一的 纪律。其主要内容包括： 个人服从组织。个人服从组织是每个军人必备的基本素质， 是我军能够成为集中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革命集体的必要条件。 军 队的任务和特点，决定了个人要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做到令 行禁止，不允许有任何违反行为。 下级服从上级。 下级服从上级是正确处理军人相互关系的一 条基本原则，是军队保持集中统一的根本条件，上级和下级的关 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具有更严厉的强制性，我们常说的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就是这个意思。 局部服从全局。 局部服从全局是指从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上来 规范部队官兵的行为。 坚持局部服从全局就是要树立牢固的全局 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比如“法轮功” ，我们就不能练。不 能借练功之由而进行迷信活动，坚持做到不练、不传、不信，严 格执行上级的要求。
全军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这是我军组织的核心内容，是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必然要求。 坚持全军服从党中央和中央 军委， 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队行使的最高领 导权和指挥权，使兵权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军事纪律及群众纪律： 军事纪律是军队组织为保证军事活动正常进行和整体利益 而制定的，要求全军所有成员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其特点和 内容可用 “五统四性” 来概括， 即实行统一的指挥、 统一的训练、 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增强组织性、计划性、 准确性和纪律性。 群众纪律是专门对军队和军人在与人民群众接触交往中制 定的行为规范，是我军特有的纪律，维护人民利益是群众纪律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绝大多数是群众 纪律， “不拿群众工作一针一线” 如 、 “说话和气” 、 “借东西要还” 、 “不损坏庄稼”等等，集中反映了我军的人民军队性质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如何做遵守纪律的模范？ 应该说， 对铁一般纪律的不适应感是一般军人要经历的一个 自然过程。它是痛苦的，却又是必要的。因为人的一切优秀品格 无不是被纪律的砺石而成的。 一位曾讨厌军纪的功臣说过这样的 话， “看起来纪律是一位冷酷无情的严父，实际它是一位爱意极深的慈母， 是它给了我驱除邪恶的力量， 给了我征服困难的勇气。 树木成材需要修剪，人生之树应该修剪，这修剪的过程就是用纪 律来加以规范。 ”古人云，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河。 ”知识的积累是这样，严格遵守纪律的优良作风也是这 样，培养自觉遵守纪律的好习惯，还要靠长期的自我修炼。
邓小平指出： “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 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 的纪律。 ”
纪律观念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要经过长期的 自我磨炼。可以想象，一个平时松松垮垮、散漫成风的部队，到了战场上怎么会做到令行禁止，严格执行命令和纪律呢？因此，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又要有 “打持久战” 的意志。长期坚持，矢志不移，随着良好习惯的养成，自觉在军营中做到“红灯停，绿灯行”将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自觉 的需求、自然的行动、成长进步的“保护神” 。 欢迎他律 他律是指社会对个人的外在、强制性的约束和规范，是外界 对自己的约束。守纪品德的养成首先就是从外界约束做起的。没 有外界的约束， 便没有纪律的内化， 良好的纪律品质就无法形成。 作为一名革命军人， 其受约束的程度自然要比普通老百姓更多一 些，更严一些，否则，也就无所谓军人了。因此，我们应该消除 对纪律的抵触情绪， 自觉按照我军纪律的有关内容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按规章制度办事，当自己违反了纪律，受到同志们的批 评时，应该虚心接受，努力克服缺点；当自己受到纪律处分时， 应该吸取教训，认真改正错误。 严格自律 自律是指个人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外界的约束并不是时 刻都在起作用的，建立自觉纪律才是我军纪律建设的目的。如果 我们仅仅局限于外界的约束是建立不了自觉纪律的，而严格自 律，正是提高我军战斗力和个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保证。我军的纪 律是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这一本质规定，要求革命军人 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必须自觉把他律转化为自律，朱德元帅说 过，我军的纪律， “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 的团结上面， 用自我批评的精神、 教育的精神， 互相督促和勉励， 达到自觉遵守纪律。 ”可见，我军纪律的他律性是建立在自觉基 础上的，这种他律本身就包含着自律的内涵和要求，包含着转化 为自律的可能性。 因此，革命军人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纪律的他律性，逐渐 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做到“四个一样” ，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自律。 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
依据纪律条令规定，领导对部属 执行纪律有一定的权力，这样，领导的印象、评价如何，对士兵 的成长进步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由于这个原因，有的同志当领导在场的时比较注重遵守纪律，领导不在时，就不那么注意了， 甚至背着领导做违反纪律的事情。 这种行为是有悖于我军道德要 求的。应该明白，我们遵守军令条例，既不是领导强迫的，也不 是做给领导看的，而是部队建设的需要，也是军人应该具备的素 质。再者，单靠领导监督来维护纪律也是不行的，重要的还是必 须依靠每名同志高度自觉，无论领导在场不在场，都要自觉遵守 纪律，特别是领导不在时，更要自觉按纪律的要求去做。
军营内和军营外一个样。
在我们军队内部，严格的条令 条例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起床要按时，就餐要列队，外出要 请假，熄灯要睡觉等。军营内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环境，客观 上为养成严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创造了条件， 也使一些纪律观念较 差的同志有所约束。 但是出了营门， 有的同志就淡漠了纪律观念， 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在老百姓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所 以不论何时何地， 每名军人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着我军的形象 和声誉，要求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场所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单独执行任务时和集体行动一个样。
军人置身于集体之中，由于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制度的约束，相对来说，守纪比较 容易些。单独执行任务时则不同，没有领导和同志监督，主要依 靠自己管自己， 这就要求我们在单独执行任务时， 能够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严格要求自己， 处处按条令条例办事。 古人常讲的 “慎 独” ，就是这个道理。古人能做到的，相信我们革命战士也能做到。 平时和关键时刻一个样。 有的同志常讲， “平时稀拉点儿， 关键时刻只要能上得去，这就行了！ ”其实，这是不对的，向往 自由自在，希望不被约束，这是人的天性，谁都不愿意有条条框 框来约束自己， 更何况遵守纪律在许多时候， 要求我们克服欲念， 克服散漫无边际习气，严格制约自己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有句话 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 做好事……”把这句引伸到遵守纪律上来，同样适用。一时一事 做到容易，时时处处做到则难，而平时的遵规守纪更多是默默无 闻的、司空见惯的、平凡得微不足道的，这种考验对我们来说是 长久的、琐碎的，同时也是艰巨的、困难的。但是，难，并不是 不能做到，关键是大脑里时刻有纪律这根弦。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作为一名军人，应当自觉遵守军队的纪律，在部队严守岗位，努力做本职工作，随时准备为祖国为人民 建立功勋。实践证明，那些既不喜欢他律，又不愿意自律的人难 免要犯错误，甚至走上违反犯罪道路。让我们牢记我军的光荣传 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学习条令条例，坚决维护 法律，努力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让军纪这个绿色方阵的红绿 灯伴随我们在保卫祖国的神圣岗位上一往无前，建功立业。
对军队党员干部来说，检验党性，战时看生死观，平时看名利观。改革是当前每个人都面临的一场大考，是检验党员党性纯度、硬度的“试金石”。这场改革的大考，是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但归根结底是政治上的。党员干部应像当年红军一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矢志不移跟党走、坚决听从党指挥，坚定对党中央的信赖拥护，坚决服从军队改革大局，客观看得失，辩证看进退，平和看去留。进则躬行宗旨，退则金不失光，无论怎么改、改到谁，都一切以党和军队事业全局为重，正确对待利益调整，雷厉风行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新的长征道路已经在向前延伸。国内，供给侧改革，经济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布局，打破原有的利益藩篱，国防军队现代化改革，依法治国战略，行政审批权精简等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完成，其中凶险一点也不必长征途中的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差之分毫。国外，美日同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那一点处理不好都可能重燃战火，打乱中国改革的前进步伐。此刻，我们更需要全国民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听党指挥。此刻，我们的党更需要全体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维护社会稳定，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各项文件和会议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赋予中共党员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甘于奉献，勇于付出，不畏艰难险阻，发扬时代担当精神，率先垂范，争当新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和领路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伟大的长征精神，始终是我们永恒的精神丰碑，是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既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更是对历史使命的担当。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红军才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个新的胜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字当头，加强党的建设，这是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们弘扬长征精神的要旨所在。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培养一代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载体，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要求。
长征作为一部中国革命的百科全书，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优良的传统作风。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对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风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政治意识，一切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的宗旨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既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更是对历史使命的担当。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代表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政党，中共党员也是工农群众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份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下在阶级斗争的风雨磨练里不断成长，最后成为党的各级岗位的负责，具备坚强的党性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具备了这种党性，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也只有具备了这种党性，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变成红色基因植入全世界劳动者的神经中枢，从而变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动力。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红军才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个新的胜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字当头，加强党的建设，这是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们弘扬长征精神的要旨所在。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培养一代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载体，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