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是当做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当做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要想规避官僚政治，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自由竞争的议会及民选官员的灵活来制衡不通人情的官僚政治。毛没有这样做，他的失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毛所犯的是一场不可以原谅的过错。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写在前面的话

只要看文章的标题，我就能够知道这篇东西写出来后的运命，那一定是：选票派的怒骂，毛派的诅骂，以及官僚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内心里的暗骂。可不管人们怎么骂，我还是预备把我的这一观点写下来。另，需予以说明的是，本文的理论来源于王亚男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各路人士预备开骂前，我的建议是，最好读读王老的这本书。

有论者将发生于上世纪的那场大革命简单的归结为汉高祖、明太祖式的权力斗争的产物，我所能够说的却是，这是典型的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事实在对某一历史事件予以检讨的时候，我们的某些论者，总习惯于将其视野狭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而不是将其眼光放的更辽阔更广大些，根据情景主义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所有的事件仅仅只是前事件的积累和输入，而如果我们在研究某一特定历史时，却把这个最根本的要素如果给淡化了，那么我们所能够说的是，其本身的这种研究态度和行为自然也就束缚了他们的眼界和视角。

　　关于这点我完全同意，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的研究眼界论，他在他的伟大的《历史研究》一书里，这样说道：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

        同样这个观点在考察我国的近现代发展历史也是有帮助的和有价值的。如果脱开中国近2500年的官僚政治文明的影响，而简单的泛泛地谈某党的专制的特性和毛的人格问题，那么我告诉你，它们都将无法独立地说明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问题。

　　在1949年10月1日，毛于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已经推翻了包括“官僚资本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而从此站起来了。但我们只要仔细的翻阅自中共建政后的资料，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50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的面相在中国社会中繁衍复制的。在旧的官僚权力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的同时，国家官僚权力通过新的面相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渗透，并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脉相承的旧式官僚体系具有多么惊人的适应性。毛所曾自认为并且欢呼过中国“官本位”的式微，但在50年代初期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

　　毛敏锐的提示当时的人民，要注意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就是说，毛业已意识到他所领导的共和国，正在重新“民国化”。当时大致的事实是，即由农村出身的红色革命者，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士大夫阶层的帮助下，已经演变成为新的统治集团，他们与他们的帮闲帮忙文人结成联盟，已经在具体的改造中，将自己逐步的城市精英集团化了。

　　也正是这个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

　　事实上由毛接连发起的三反五反、在党内的在整风。或许正是基于他对旧体制的荼毒的深刻认识，毛的确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而这几场运动，莫不是敏感的毛对这种警惕的必然反应。事实却是，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虽然只经过了短短的几年时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人民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在当时他被披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外衣。从而在社会主义的外衣下，官僚主义官僚政治被一套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

　　从这点我们可见，“中国官僚政治其所以能显出包容性的特性，就因中国官僚政治在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配合它的其它社会事象和体制。”(王亚南语)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毛自己也缺乏对其自身问题的检讨，这个极端矛盾的个体的人，（他反感权威，但他事实上比古代的任何帝王更信仰专制，更喜欢于他人对他的绝对服从；他讲求实事求是，但却又极端迷信乌托邦；他自信，并且可以说目空一切，但也极端自卑，有种莫名的危机感；他试图相信他的同事，并且也预备将权力下放给他们，他一度将自己放到了二线的位置，但他同时又是个非常民粹的人，他习惯将一切的失败推委给他同事的不忠诚。）我们甚至可以说，毛与他的同事和他们的帮忙帮闲文人一样本身都是那种，被中国官僚政治文明所影响的人，他本身也并没有全然的跳出官僚文明的影响，如果他与他的同事或那些知识分子有区别，那也应该仅仅只是50步与100步这样的距离而已，但显然他自己并没有能够自知。

       于是毛用着他的农民式的鲁莽和他农民式的浪漫。他之所以发动那场群众革命，我们不排除其有利用群众对官僚集团不满的情绪，而对他认为对其不忠诚的同事的打击和报复的嫌疑——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场革命是针对那个他亲手缔造的新的专制王朝——在这个王朝里旧的官僚系统粉墨登场，旧的政治形态也死灰复燃——的一次民粹主义式的革命，毛是搞群众运动的高手，他非常了解人民的愤怒点。但正如他对权威和传统的蔑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有限制官僚政治的用意。但无论如何，当时的官僚特权正在逐步膨胀，人民群众普遍反感也是事实。

　　通过这样一场群众运动，他以此打破官僚系统的常规治理程序，启动了“群众运动”的非常机制。但这种非常时刻创造出无序竞争与操纵利用的空间。 一旦官方认真发起这样一场群众运动，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利长期由官僚阶层把持，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各种运动所认同的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官僚或权威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也就是说，毛虽然把对了病人的脉，却开错了治病的方子，悲剧和灾难在所难免。官僚政治为什么会出现呢？王亚南先生的观点我完全赞同，他说：官僚政治是当做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当做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

　　既然专制危害如此之大，荼毒如此之深，实在有改变的必要，显然毛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专制不可取，那么改变的路径，民主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韦伯认为，要想规避官僚政治，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自由竞争的议会及民选官员的灵活来制衡不通人情的官僚政治。毛没有这样做，他的失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毛所犯的是一场不可以原谅的过错。

本文参考书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0.

【2】【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 【M】上海三联书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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