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资本主义？”

——于尔根·科卡《资本主义简史》读后

2017-11-20

我在双十一订购的于尔根·科卡的《资本主义简史》（【德】于尔根·科卡著，徐庆译，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十一月十五日下午才到货。我准备在第二天讲一堂“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本书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帮助。当天晚上我就把这本小书读完了，收获了许多。许小年给这本书的中文版作了序言，标题叫做“颂扬与怨恨中的飞跃”。如此诗意的标题，文中还有很多诗意和哲理的评论，又说这本书“字字珠玑”，可见许小年对这本书是高度认同的。读完之后发现，许小年的评价并非虚言，更非妄语。

于尔根·科卡（1941-）并非经济学家，他是柏林洪堡大学的社会史学家，是德国“新社会史学”的主要代表。这本“简史”是我读过的科卡的第一部著作。“资本主义历史”之类的著作，倒是读过不少了，包括最近一直在翻阅的韦伯，桑巴特，波兰尼，马克思的著作。我目前需要一个简约的，提纲挈领的著作，来帮助我理清思路，为教学提供服务。科卡的这本“简史”，正好满足我的需要。许小年说这本书“字字珠玑”，说的是它语言的简练，构思的精巧，一点没错。通读此书，确实没有太多冗余的东西。要不，我怎么能在五六个小时内读完这部一百七十页的著作呢？

“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学术著作中的出现，应该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之后。在此之前，有过“资本”的概念，但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是在资本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是高度复杂的，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复杂性。“资本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现象，也可以是经济现象；可以是历史现象，也可以是心理现象或者社会现象。所以，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角度，都可以给“资本主义”提供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定义。就我们今天的认识而言，“资本主义”的复杂性还在于，它可能是一个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及阶级情感的感念。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尤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的斗争中，“资本主义”都充当过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很自然地，这一概念就凝结了阶级的情感或者情绪。情感或者情绪显然会扰乱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性思考和判断，从而增加对其认识的复杂性。按照科卡的说法，因为“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可能内涵着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阶级观念，所以有些学者宁愿避开“资本主义”，而采用其他概念来概括“资本主义”所内涵的东西，比如“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显然是不能概括资本主义的丰富内涵的，它顶多可以概括“资本主义”中有关资源配置的内容，而不能完全替代“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经典定义，来自十九到二十世纪的三位经典理论家：马克思、韦伯和熊彼特。他们从不同角度理解“资本主义”，都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核心要素；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讨论和定义，至今都还有重大影响。于尔根·科卡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概括为四个概念：市场、资本积累、剥削和活力。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前提和背景，是竞争的场所也是竞争的实现形式；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出于生存和竞争的压力，资本家需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不断提升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失去了资本积累，资本主义也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剥削是资本主义最为典型的特征，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主义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归宿；马克思同时还看到，资本主义是充满活力的经济运行方式。一方面，它在利润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之下，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有自我修复的机制，能够自动解决产生自其发展过程的各种问题。当然，资本主义终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形式，它有自己的生命规律，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终究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科卡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概括基本上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关键方面。我们一般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解，可以概括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这一简单的概括，实际上也可以囊括科卡阐述的那几个方面。

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可以概括为理性和谋利两个方面。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将资本主义解释为一种以理性方式谋利的行为。韦伯认为，新教改革之前，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对于牟利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基督教的观念里，利润或利息这样的概念都内涵着罪与恶。新教改革之后，尤其是在加尔文教的经济伦理中，世俗的牟利行为开始具有了合法性，一个人即使在追求金钱上获得成功，也是得到上帝恩宠的证明。东西方文化对待金钱或者谋利的态度，自此有了截然的差别。不过，在科卡看来，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中，核心的观念是理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谋利行为虽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尚未具备充分的合法性，但其存在还是普遍的。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牟利行为上的差别，更多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差别。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也强调了这一差别。他说，前资本主义的牟利行为，充斥着杀鸡取卵式的贪婪。而资本主义的理性的牟利行为，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这种贪婪的抑制，是一种建立在理性计算基础上的追求。韦伯区分了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以计算为特征的形式理性才是资本主义本质属性。

科卡将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概括三个概念：私有制，市场和企业创新。财产权和自由市场固然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但在熊彼特的思想体系中，创新才是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强调，“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创新。“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熊彼特讨论了资本主义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不能。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其实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创新。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特点，但正是这种特点，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创新的动力可能会衰减甚至消失。一旦创新消失，资本主义就失去其典型特征，资本主义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了，所以资本主义不能无限存在下去。

科卡还讨论了波兰尼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波兰尼之所谓“大转型”指的就是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波兰尼那里，资本主义就意味着市场的“脱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是嵌入在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之中，市场是社会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就在于，将市场从社会文化传统之中拖拽出来，使其“脱嵌”。市场一旦脱嵌，就具备了野蛮生长的动力，乃至于市场从社会的构成因素疯长为控制社会的因素。于是，资本主义使“社会市场”发展为“市场社会”。之前以社会原则来规范和构建市场，在资本主义之后则以市场原则来规范和构建社会。在资本主义之前，土地和劳动都只是社会构建的自然因素，而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下，它们都被市场化为商品。这种对物的自然本性的异化可能导致反向的运动，从而带来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于是，在波兰尼的观念里，资本主义是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制度。

从前人对“资本主义”的不同理解中，科卡发展出自己的认识，他将“资本主义”概括为三个概念：分散性、市场化和资本积累。分散性就意味着私人产权，意味着个体经济行为的自主性；市场化意味着市场而不是命令或者习俗在调节经济中的基础作用；而资本积累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动力机制。科卡强调，他的这样一种概括中，有意忽略了企业组织形式，是为了使这个概念可以囊括工业资本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比如商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被科卡解释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萌芽形式，它可以解释为一种资本主义，却又不是工业资本主义之后的那种成熟的资本主义。

从商业资本主义的角度考察，西欧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故乡。在中世纪，以长途贩运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主义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那时候的欧洲还不是世界的中心。如果要说中世纪世界的中心的话，可能是中国，也可能是阿拉伯世界。商业资本主义在宋朝的中国就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在安格斯·麦迪逊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宋朝时中国经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仅人均GDP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以人均钢产量为标志的技术进步也远远超出其他国家。那时候中国的人均GDP是600国际元，而欧洲只有 450。在科卡的分析中，适应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信用制度在中国宋朝就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纸币的发明和使用。适应远洋贸易的需要，指南针也最先发明和使用。不过，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到明朝中期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而中断了。中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地区是阿拉伯帝国，他们支配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路线和重要的海上贸易路线。伊斯兰教义相对于基督教对世俗经济活动持有开放的积极的态度，这是阿拉伯世界商业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重要背景。在阿拉伯世界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商业票据被发明和使用，商业合同成为商人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工具，阿拉伯数字作为一种计算手段得到了推广。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在持续，但在十二世纪之前一直处于低潮。十二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之后，东西方贸易才兴盛起来。之后，汉萨同盟及意大利地中海沿岸城市，才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内部及其与东方的贸易活动。作为后起之秀的西欧各国，在推动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欧洲商人资本家们开发了各种商业票据，建立了法人组织，使用了复式簿记，建立了银行体系，宗教政策对商业活动的态度变得越发宽容，商业资本与民族国家的结合日益紧密。在商业资本发展的基础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分包制在商业中心城市发展起来。

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殖民主义在迅速发展，世界贸易在快速扩张。欧洲殖民者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开采美洲金矿，发展种植园经济，财富源源不断流往欧洲，货币资本在欧洲强盗资本家手里大量聚集。欧洲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向农村渗透。在十六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农村，圈地运动不断深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被割裂，越来越多的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失去与生产资料的最后联系，成为流浪汉和乞丐。圈地运动本质上是政府主导下的剥夺农民生产资料的过程，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这一过程是难以迅速彻底完成的。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流民，政府进一步制定政策，限制和禁止流浪和乞讨，这样，无声的强制就将农民赶进工厂，出卖劳动力，成为雇佣工人。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在欧洲国家的商业中心和工业中心，具备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积累和自由劳动力供应，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在财产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工业资本主义，就是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果，这个过程，充斥着血腥和罪恶。但是，这个过程在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眼里，却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社会发展自然演进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可以用“贸易”的产生来理解。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进入社会状态的人们由于自负而不断冲突和战争，这使社会的持续存在成为问题。贸易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实现和平的法宝。贸易可以使习俗温润，从而可以带来和平；贸易还可以塑造出理性精神，从而为世界和平带来长期的保障。贸易的精神就是理性的精神，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由此，资本主义成为实现世界和平的保证。斯密以“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塑造资本主义的和平秩序，来歌颂自由放任。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渗透的分析中，斯密构建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妙场景。斯密认为，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是城市工业发展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传统农村，地主榨取大量实物地租，自己消费剩余的部分，用来豢养家丁，招待门客以及救济穷人。这些举措，无一不是在强化人身依附，强化封建的生产关系。后来，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随着奢侈品逐渐向农村渗透，地主的消费模式可能发生变化。为了购置奢侈品，地主可能会厉行节约，减少家丁和门客，也减少对穷人的救济，这样，人身依附关系会有所减弱。为了积累资金来购置奢侈品，地主会倾向于计算和节约，这样，理性精神就得到培养。为了得到购置奢侈品的现金，地主可能更加倾向于货币地租而不是实物地租，这样将会给佃农更多的自由。等等。如此一来，农村的的封建生产关系就可能发生改变。斯密对此很感慨，城市资本家的贪婪与农村地主的愚蠢，在不知不觉间，带来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的确立。科卡并不完全认同启蒙学者对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田园牧歌式的描绘，他认为在斯密的分析中，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强制特征。作为自由劳动力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起来是一个你情我愿的自由选择过程，但这种建立在一无所有基础上的“自由”本质上就意味着强制。在本质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只是一种强制下的自由，资本主义对自由、自主和人性的完整的破坏是不容置疑的。

十八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只是人类社会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而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成了汪洋大海。资本主义将一切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脱离资本的统治，资本主义在一切社会关系中都打上了自己烙印。资本主义固然是诞生于罪恶与血腥当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固然处处体现着强制和压迫，但是，资本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上迄止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经济制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供应的丰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带来的成就。在安迪森·麦迪逊对《世界经济五千年》的研究中，十八世纪之前人类社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没有进步和发展的历史，人们的生活水平数万年来就出于最低的水平状态。进入十八世纪之后，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均GDP增长率陡然间竖立起来。马克思也禁不住对资本主义的成就大唱赞歌：“资产阶级在其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以以前世世代代加在一起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

工业资本主义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企业的组织形式更多是业主制或合伙制，也就是自然人企业。在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中，所有者同时就是经营者，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结合，所有者自己出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模式，可以叫做所有者资本主义，或者叫做古典产权模式。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企业投资规模日益扩大，股份公司逐渐成为企业财产组织的主要形式。由于企业资本来源的日益社会化，由于企业经营的日益专业化，所有者资本主义日益不能适应企业经营的需要，两权分离成为必要。由于企业经营者对于企业经营具有相对的信息优势，经理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力日益增强，而所有者则日益失去控制企业的兴趣和能力，于是经理人成为企业实际的控制者，于是所有者资本主义发展为经理人资本主义。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讨论了现代公司股权分散背景下经理人取得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之为“经理革命”。之后，新制度学派（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旗手加尔布雷斯也分析了“经理革命”的形成。在加尔布雷斯看来，在现代经济中，由于股权的分散性和流动性，股东实际上是对公司最不忠诚的群体。他们只是将股票作为一种投机的手段，并不了解公司经营，也对此没有兴趣。只要有利可图，就随时进入或退出。反而，经理人由于其技术或专业的背景，反而对公司会有一定的忠诚，他们需要通过对公司的成功经营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来看，经理人资本主义取代所有者资本主义倒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进入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投资者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公司股权的不断分散，以及专门从事投资或者投机的金融组织实力的日益壮大，金融组织对金融市场，对股份公司乃至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控制力日益加强。金融投资者只关注投资的成功，也就是只关注利润。他们不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关注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关注企业的兴衰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公司只是他们投资或投机的对象，只是他们的造币厂和提款机。由于金融组织更着眼于短期利益，他们随时可以出售股权，不断调整投资组合，其结果就是造成金融市场的动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纽约投资人的平均持股时间是八到九年，而到了世纪末，还不到一年。持股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在金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原先还有政府的严厉干预和限制，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政府干预被削弱，很多限制性措施被废除。投资者资本主义不受限制的发展终于带来了2008年的金融灾难。“假如新的投资者资本主义自行其是，任凭银行家、投资者、掮客、分析家和其他‘货币经理人’为所欲为，它就可能自我毁灭并危及周遭一切。”（129）科卡的这一警告已经成为现实。

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最初阶段，尽管资本总是追求自由放任，排斥国家干预，但正是国家的干预才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诞生。美国学者佩罗曼在其《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个古典经济学的诠释》中，分析了资本主义诞生过程中政府干预不可或缺的作用。确实，如果没有国家对商业资本主义的支持，没有政府对圈地运动的推广，资本主义市场的建立将是一个问题，自由劳动力的形成也将困难重重。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一直在鼓动企业摆脱政府的干预，鼓动政府对经济活动实施自由放任；但是，完全摆脱政府干预的市场可能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它放出来可能会是一个无法驯服的恶魔。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在科卡的观念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还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左右手，两手都需要。

回到我们最初的主题——“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给出不同的“定义”。联系资本主义的发展性，这种复杂性就更加明显。

不过，仅仅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还是可以抓住一些关键的要素，比如私有制，自由市场，雇佣劳动，利润，等等。在我讲这堂课之前，作了一个小调查或者测验，要求学生用一到三个概念来概括“什么是资本主义”。全部选项有十几个，但主要集中于下面四个：

私有制——65

自由市场——47

雇佣关系——41

利润——36

给出这些回答的是才进入大学不久的大一新生。要是处在他们这年龄段的我来回答的话，可能会有“剥削”、“压榨”、“阶级斗争”这样的概念，但在这个课堂的八十几位同学中，只有13人提到“剥削”，只有1人提到“阶级”。可见，资本主义确实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概念，这种变化与时代氛围息息相关。我们的大一新生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已经接近思想家们的认识了，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