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创新才能走出经济困境
1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题为“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演讲。
以下为文字实录，（未经作者审阅）。
1、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以及为什么
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不会干拉倒。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老萨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的，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2、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
3、2017年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
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的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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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商界不宜仿官场，企业家靠什么做大生意
图为周其仁教授发表演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今天我主要讲这个话题——“商界不宜仿官场”。转型怎么过坎，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一方面是我们的观念与思维，还有心态与文化氛围。
这个题目来自我的一些直接观察。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和官场有一些交道，和商界也有一些交道。教出来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到了企业，当然还有部分在学界。我的观察不算严谨，只是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商界，似乎比较喜欢仿官场。
昨天晚上听说有个“主席团会议”，我就冒出一个问号：干嘛叫“主席团”？一个主席还不够，还来了一个团？“主席团”，是不是就有点过过官场瘾的意思？
还有动不动就叫“峰会”，还不是从官场移过来的？当然不过一个名，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我只不过觉得这些小事情跟这次年会讨论的怎么渡过转型的坎儿，多少有一些关系。所以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讲几点我的思考。
官、商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文明国家无一例外，有官又有商，一个不能少。但是官商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差别很大。这样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官商两界？或者问，官和商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追下去，还蛮深的。今年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最后关注的是国家理论，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看制度演化中国家、政府、官场的作用。
简略讲，国家、政府或者我们习惯讲的官，其实就是一个掌握强制权——或者更严格讲叫合法强制权的组织。这么一个唯有国家才掌握的权力，实质就是有权给其他社会成员、机构、组织，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强制性地增加成本。通过这么一招，来维持国家主权、社会安宁和市场秩序。
大家想，收税、发命令、管制某些行为、禁止某些行为、还有对违禁、违令、违法之辈，给予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概括起来，都可以叫“强加成本”。国家的权威、“官”之威风，就是唯一得到此种授权的表现。
经验说，一个文明要没有这一套，授权给“官”唯一行使合法强制力，恐怕就要乱套。
那么什么是商界，什么是企业？商界、企业立足于市场的自愿。文明世界再大的公司，再大的老板，手里也不会有强制力，无权强加成本给他人。商界、企业之权，是财产权之权，是权利（rights）之权，不是权力（power）之权。商界和企业靠什么发展？靠基于自愿的契约，靠给顾客、客户创造、增加价值，提供好产品好服务，吸引别人掏钱来买，由此赚取收入、获得利润、积累资本和财富，也产生影响力。
所以官、商非常不同。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合法强制力的配置，现代文明就是不会把这唯一的合法强制力配置给商界和企业，一定把它放在国家。当然，合法强制力拿在官府之手，怎么监督，怎么关进笼子，涉及一套现代法治、民主发展的大学问。不过，官商之间的这条界限总是要清清楚楚的。
商界不宜仿官场
所以，商界不宜仿官场。首先就是仿不了，不管怎么看上去像，讲到底还是个仿制的赝品。合法强制力不会、不应该、也不能配置给商界。其次，商界仿官场成了习惯，会伤害商界、企业、企业家发挥自己真正的长处。
大家看官场特征是什么？第一条就是要严格讲政令统一，讲令行禁止，讲上上下下保持一致。还有，行政权力系统要把权力边界划分清楚，行政范围很确定，要“画地为牢”，讲地盘，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厦门市政府就只管厦门的行政，邻市、邻县的事，管不了也不能随便去管的。训练有素的官员，根本不会随口去讲行政范围之外的问题，哪怕有极其高明的想法，也只好放在心里。
再有一条，官场讲命令、讲服从、讲纪律、讲规矩。要把不能出错放在前面，否则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会出问题。所以官场文化，一般不大容忍官员个性。官员出场，连着装都要求一样。为什么？因为是“制服”。反正要承担行使唯一合法强制力之重任，非有这么一套不可。喜欢不喜欢，没有这一套，不成。
商界企业仿官场那一套，就没必要了。至于心向往之，仿仿官场来过瘾，我看还有害处，主要就是可能歪曲企业功能，窒息企业家精神。
刚才讲了企业不靠强制力，无权给别人强加成本。企业要靠在市场创造价值安身立命。是不是创造了价值，要别人说、别人认，要顾客说、客户认，不能自说自话。企业没强制力这把“刀”，就无权说我做这门生意，别人一律不准碰，独家生意、强买强卖，不好也只能说好。
企业家领导企业，工作地基截然不同于官场，所以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否则难以在竞争中立足。按熊彼特的说法，谁承担创新职能，谁就是企业家。这里创新有个前提，就是市场竞争是企业物种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讲来讲去，还是企业家手中没有强制力，产品要不好，人家不买帐，那一点办法也没有。或者你的产品还不错，但冒出来更好的，“既生瑜，又生亮”，那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唯不断改善产品、改善服务，控制成本，开发新品，不断取悦消费者、顾客、客户。
所以创新重要。何谓创新？那就是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以满足市场需求和潜在需求。厦门的企业家可不仅仅为厦门消费者服务，不限于考虑赚厦门市场的钱。任何企业、企业家都可以打全天下的主意。这跟行政思维鲜明不同。从这一点看，官商极其不同。
我们都读过不少优秀企业家的故事。最近一条新闻，是带动全球电动车潮流的特斯拉老总马斯克，所领导的另一间太空探索公司，于12月22日上午9点将自主研制的火箭“猎鹰9号”发射升空，向着“可回收太空火箭”又迈进了一步。马斯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31岁那年带着从网路公司赚得的1.8亿美元创业，公司定位居然是“从人类角度来看，本世纪需要解决最大的问题”，包括“可持续能源”和“太空开发”，探索“实现星际之间永久移民”的商业化途径。有可能问，他算老几啊，又不是联合国秘书长，怎么去想人类问题？不过这正是企业家精神，跟官员思维大不一样，无远弗届、百无禁忌。做企业就不要那么受制于行政的条条框框，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可以考虑人类某种需要的商业化满足。
中国也有这种企业家。马云起家的那句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也可以笑话他是谁啊？当年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又不是商务部部长，凭什么敢想天下生意？
生意首先就是“生出一个主意”，有那么一个想法。这是商业行为的基础。没有好的商业主意，或只有同类主意，不能花样百出、出奇制胜，就影响商界活力，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甚至威胁生存。商界仿官的最大代价，是企业家思维受官场文化侵蚀，对等级的关注压倒对市场、消费者的关注。想不到的、谁也想不到，甚至根本就忘了还可以想一想。想到的、看明白了的，那就层层刮风，层层跟风成风，所有“峰会”一个调，同样的口号一起喊，满大街刷一样的标语，不搞成过剩产能那叫不算罢休。
大家看看我们的市场，高位下行、转型困境、去库存压力山大、产能严重过剩，当然这些成因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过追根溯源，从商界思维的角度看，是不是跟我们商家喜仿官场，因此多多少少把本不适合商界的思维方式、信息传递模式等等过多移植进来有点关系？否则，大家怎么解释一头是严重的库存、产能过剩，同时另一头发生如此夸张的中国消费者的“暴买”？
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用国家强制力搞生意，恐怕不是一条可持久的路径。国家、政府、官场直接搞经济，直接配置资源，虽然对很多后起之秀难以避免，甚至一时可以风光无限，但假以时日，会不会越来越得不偿失？
中国近代搞官办企业、官督商办，后来国家工业化又搞清一色国有企业，有得也有失，不过终究发现，还是不能由此奠定中国经济的持续国际地位。国企改革要“政企分开”，同时鼓励民企发展，讲到底就是国家的合法强制力不能再用错了地方。在这样的经验背景里，让我们的思考再进一步，争取官场与商界之间不同的组织特征、思维模式、信息传递方式鲜明有别，振奋企业家精神，过好转型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