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必立，赏分明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管子》是一部治理社会的传统宝典，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其中有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总结，有许多观念仍然可以借鉴。是非鲜明、奖罚清楚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管子·七法篇》中有这么一段话：“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势器械未具，犹之不治也。形势器械具四者备，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犹之不可。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胜敌国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犹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正确的主张不能用，错误的主张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罚，像这样而能治理好人民的，从来没有过。正确的坚决采用，错误的坚决废止，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就可以治理好了吗？还不能。为什么？因为，不具有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仍然不能治理好。有了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以后，再具备上述四项，那就可以治理好了。不能治理好人民而能强化其军队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能治其民而不懂用兵的策略，仍然不行。不能强化其军队而能必胜敌国的事情，从来没有；兵力没有必胜敌国的把握而能够征服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兵力有了必胜的把握而不明征服天下的纲领，仍然是不行的。所以说：治民要有军备，用兵要有策略，战胜敌国要有理，匡正天下要有纲领。”
读完这段文字后，你有什么感受？在下的感受是：客观的道理只有两个：从“非”中分辨出“是”来，从“是”中分辨出“非”来。明白了就要去付诸行动，知理而不付诸行动，知道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无论是法治社会还是清平的集权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非清晰，赏罚分明。否则的话，法治社会难以名副其实，集权社会难以维持其社会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当然，从长期看，集权社会由于从上到下各级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除了上级忙不过来的监督之外，缺乏制度化、公开化、高度透明的监督机制，以及没有实质性的任期，从而导致专权与权力寻租，官员对上进行糊弄、对下玩弄百姓，成为他们惯用的伎俩，使得清平的治世少、不公的颓世多，最终导致社会的解体和权力的重新划分。当然，在下绝不否认干部队伍中确实有正人君子，但那只是少数。为什么这样说？专权与权力寻租必然在选择干部时，任人唯亲、认钱为亲，为肖小者开了绿灯，使得卖官者、买官者、投机者、掮客都成为贪腐的主体。在他们那里，还有什么是与非？还有什么对与错？
从长久看，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繁荣昌盛、民富国强，必须彻底取缔人治，实行法治。这是最根本的途径，舍此别无它途。这也是世界上许多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结。无论你能够找出千条理由、万条借口来维系那腐朽、落后的人治，从本质上讲，都是与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开历史的倒车，是在拆现政权的台而不是巩固政权！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改革大方向不变并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呢？没有它法，只有一途：各级执政者一定要有明确的是非观念，错的就是错的，绝不遮遮掩掩、姑息养奸，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的暧昧；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事与物，应该旗帜鲜明，给予一定的肯定或奖励。同时广开渠道，公开选拔富有正义感、身心端正、责任心强的人才参与社会事务管理，设定任期，定期将不合格者清理出去。只有这样，世事才能够清正公平，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否则的话，无异于缘木求鱼，适得其反。
荀老先生在《荀子·王制篇》中也有类似这样论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穆。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而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而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
是说对于有德才的人，不依级别次序而破格提拔；对于无德无能的人，不等片刻而立即罢免；对于元凶首恶，不需教育而马上杀掉；对于普通民众，不靠行政手段而进行教育感化。在名分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应该像宗庙有昭穆的分别一样来排列臣民的等级次序。即使是帝王公侯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平民。即使是平民的子孙，如果积累了古代文献经典方面的知识，端正身心行为，能顺从礼义，就把他们归入卿相士大夫。对于那些散布邪恶的言论、鼓吹邪恶的学说、干邪恶的事情、有邪恶的才能、逃亡流窜、不守本分的人，就安排强制性的工作并教育他们，静待他们转变；用奖赏去激励他们、用刑罚去惩处他们；安心工作的就留用，不安心工作的就流放出去。对患有五种残疾的人，政府要收留并养活他们，根据才能使用他们，根据职事安排供给他们吃穿，全部加以照顾而不遗漏。对那些用才能和行为来反对社会进步的人，坚决处死，决不赦免。
这段话里虽然有落后的东西，如强调尊卑等级、不尊重法制等。但是我们不能乞求二千多年前的人有今人的思想。不过荀况老先生还是给我们指出了治世之政是一种用贤罢废、诛恶化民的政治，赏罚分明，可以使人人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有益的事情。荀子提出，良好的执政者应具备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品格和手段，这是他所应做的三件大事。
那么如何做到是非不乱、人才辈至呢？荀老先生告诉我们：“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对那些带着好的建议而来的人，就用礼节对待他；对那些怀着恶意而来的人，就用刑罚对待他。这两种情况能区别开来，那末有德才的人和没有德才的人就不会混杂在一起，是非也就不会混淆不清。有德才的人和没有德才的人不混杂，那末英雄豪杰就会到来；是非不混淆，那么国家就能得到治理。”这是处理政事的要领，只有这样，道德学识高尚者才肯出来为国家做事，就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俗语：“治生君子，乱生小人。”执政者一定要有鲜明的操守，远离那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唯唯诺诺、善恶不分、顺风倒之徒，亲近那些刚正不阿、穷不改志、周而不比、敬老爱幼、坦坦荡荡、泰而不骄者流。如是，社会自然安静平和。社会越是公正，则人人皆君子；社会是非不分，则处处是小人。
《韩非子·安危》篇讲：“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 这两句意为：国家的安全和危险在于施政是否合乎正义，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是生存还是灭亡，在于国力的强与弱，而不在于人口的多与少。说明国家不可自恃人多，只有以发展实力为主，才能保持国家的强盛。
说到强盛，很多人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多以为是人丁兴旺、兵强马壮。非也。管仲先生在《管子》中讲到：“法尊则国强，法盛则过盛”。已经颁布的法律能够得到上下一致的尊重和执行则国家就强大，法律规则制定的详细而具体、没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繁荣昌盛。
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尊重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如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等，善于及时处理政事的就能够强大，取得民心的安定，而搜刮民财只为少数人所用的就会灭亡。善于执政者希望民众富足，民众富足了国家才能强大（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富。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富民强”，与之相应的执政理念是高税负、高收费，美其名曰“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实在是可笑浅薄的认识！是本末倒置！试想大河之水从那里来？是小河汇聚的。把小河之水全部抽走，大河何来后续之源？）。纵观那些曾经勉强存在的国家只是让少部分公务人员富足，亡国的一定只是富足了的统治者自己。执政者自己富足了，而老百姓贫困了，这就是荀子讲的，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那么它的垮台灭亡可以立刻等到了。
先哲有言：“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折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
是必立，非必废，这是治理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啊！显然，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初始阶段，我们应该树立明确的法治目标和时间要求，逐渐消除人治遗患。在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渡期间，政府要努力保持中立，客观，公正，是政府理事的基本原则。逐步放松舆论管制，开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相信，当政府能够保持中立的时候，人人皆君子，个个是真理的化身，人人心中有杆秤，是非绝对分的清。至于那些造谣生事、胡说八道者，根本不须理它，公民的口水足以将会淹没！还要还权于民，让公民定期选举自己信任的官员。要让每个使用权力的人明白，权力绝不是神授的，更不是上级授予的（这不过是上级僭越罢了！），而是公民出让的。
所以，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属于公民。公民定期选举只不过是恢复了人民的权力而已。当真正有了人民这棵粗壮结实的大树可以依靠之后，还怕什么既得利益集团？还有什么不敢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还有什么是非掂不清？
2017年2月3日星期五，立春，三门峡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