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见不到能带领老百姓致富的富人？

----看我写的纪实文学《周天易梦》就知道需要奉献与知识结合才能有可能！

汪华斌

昨天来了位农村亲戚，她说队长又找来了一位老板承包；说是想带领老百姓致富。我问她这些年来农村承包的老板络绎不绝，可老百姓依然还是那么贫困；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的扶贫搞了这么多年，咋我们村还是贫困村呢？我说我们社会培养少数人先富起来容易，因为只要他们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私利就行了；因为我们社会当年可是全民与集体所有制普遍的社会。然而普遍规律是少数人先富起来了，最后却是国有与集体资产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社会先富起来的人普遍存在‘原罪’的原因。因为你一心为公的人根本不可能先富起来，而先富起来的人必须有‘犯罪’之心；那就是将国有或集体资产通过什么途径而变成自己的，这就是我们社会这些年的致富经验。现在全国不仅农村如此，城市也是一样；能通过各种途径而使私人致富的，则很快就能群芳争妍；反之如果不能使自己致富，则基本都是一走了之；如最近到处是私企破产与老板跑路，全部都是留下一堆社会矛盾；这难道就是所谓‘先富起来的人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吗？正因为如此，我将一个成功的案例贡献出来；说明‘带领老百姓致富’不仅需要奉献精神，而且需要有强大的与时俱进的知识支撑；这就是我写《周天易梦》（一个生态养殖园里的五光十色的故事）的初衷。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文化早就有‘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经典之说，所以中国人都知道‘商人是奸商’；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仗义疏财’的商人。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商人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因而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保留着‘朴实、大方、老实’等一系列品质，这就是我们社会文化与道德文化冲击依然能彰显出‘中国人好客’的原因。如果这人是一个商人，他能在‘横财’贪得无厌的刺激下而大方吗？所以说‘好客’虽然是中国人的品质，但它的确不包含商人这个群体。

然而改革开放后，我们社会放开了‘私利’的闸门；更重要的是当你利用工作之便贪图国有或集体利益时，我们社会竟然说这就是改革意识；于是侵占国有或集体资产的人先富起来了，我们社会不仅没有对他们秋后算帐；反而鼓励大家向这些人学习，从而造就全社会的‘以权谋私’。在‘以权谋私’的刺激下，我们社会再也没有人奉献了；因为奉献者不仅需要遭受逆淘汰的风险，而且奉献的最后还是被个人利用职权侵占了。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普及下，全社会到处是各显神通的人；因为利用工作之便通过智慧而使自己先富起来才是硬道理。所以到处的通过智慧寻求政府补贴、减税的人，也随时随地能见到通过权力而达到行政划拨土地的人；当然更多的还是到政府要项目或政策的人。这些人只要通过关系而达到目的，最后无一例外地都能致富；甚至有的还能一夜成为国际大富翁。试想这些人能转过身来成为我们社会的奉献者吗？同样他们更不可能是我们社会的知识经济者，所以这些人千篇一律地是聚集了财富而到国外去享受，没有人会真的在国内而带领老百姓致富。

2003年当时有位MBA毕业而找我，主要是探讨去哪里就业的问题；因为当时上海有家外资企业要她去当人力资源经理。后来我问她家有什么社会资源，她说他父亲是本地区的主要领导；我说创业就是资源加市场，最后才是管理。现在我们社会猪肉市场明显吧，你回去要块地搞个万头猪场没有问题吧；你自己是管理出身，如何管理应该是没有问题吧。这么多的没有问题，你何必要自己找新问题的地方就业呢？后来她回家乡创业了，结果仅政府的固定资产补贴费就是150万；而且每头猪政府还补贴10元。也就是说不到三年，这实体经济就实现了翻番。这不是知识经济，这就是智慧；即如何利用政府的补贴费来实现自己的致富。然而可惜的是我虽然有这样的智慧，但我家的弟弟与妹妹竟然没有一个愿意；因为她们只想到城里去打工拿固定工资，所以能指导别人成功的我却无法使自己成功。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知识还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依然还是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所以政策与政府才是致富的根本。就如同我们今天同样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杭州拆迁竟然能补贴费达到1000万以上；而我老家鄂州拆迁竟然补贴费只有10万以下，这就是我们同工不同酬社会的又一命运形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农业什么产业都没有利益，难道承包的老板是来做慈善的吗？正因为如此，唯利是图的老板不可能带领老百姓致富；因为现在的村干部也不带领大家致富了呀。

成就一番事业，不能空怀雄心壮志；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长远的眼光。只有不断地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才会使人站得更高与看得更远；虽然我们社会的确需要抓准时机，但我们社会更需要知识；因为走出去的可不是中国权力呀。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无论城市或是农村，想真正带领老百姓致富的首先需要有奉献之心；其次还需要有与时俱进的知识，因为全球性的知识经济实际早就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