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海尔斯与道德哲学
2017年3月15日。
我是在阅读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的时候留意到海尔斯关于将经济问题研究纳入道德哲学的议题的。斯皮格尔所要表达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海尔斯认为经济学知识对于国家的治理有重要作用，统治者缺乏经济学知识，就无法有效履行其职能。但是，当时的大学学科设置中没有“经济学”这样的课程。因此，他建议将经济问题研究或者说经济学放在正式课程“道德哲学”中来讲授。这样，“经济学”就可以在大学正式的学科体系中立足。我也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提议，因为它关乎经济学学科的建立。我们知道，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长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的。比如在古典经济学的故乡，经济学一直是法学或者历史学位的选修或必修课程；经过马歇尔等人的长期努力，到1903年才正式设立经济学学位。斯皮格尔对海尔斯的提议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海尔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悉将其新创思想条理化的必要性，因而试图为其思想在科学的等级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经济思想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以此确立了一种传统。英格兰思想中最有才智的头脑纷纷遵循这一传统，从洛克和休谟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西奇威克和约翰·内维尔·凯思斯。”（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72）斯皮格尔的意思是，之前大学教育中是没有经济学的内容的，海尔斯的提议之后，经济问题研究就在道德哲学的名下正式进入大学学科体系了。比如洛克和休谟，他们都是在道德哲学的范畴中讨论经济问题的，一直到我们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的时代，都是在道德哲学的范畴下研究经济问题。有时候我们会说格拉斯哥大学时代的亚当·斯密是经济学教授，其实那时候还没有经济学教授，而只有道德哲学教授，斯密就是道德哲学教授。斯密讲授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他所研究的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属于其中的政治学的部分内容。
斯皮格尔高度强调了海尔斯对于经济学学科体系成长所作出的贡献，这让我产生了重读海尔斯著作《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的想法。不过，斯皮格尔的措辞“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对我产生了误导。我以为既然是“毫不犹豫地宣称”，应该是大张旗鼓的，应该是反复强调并重点表述的，或者会是标题中，或者会在段落的开头或结尾，至少应该是在短句中。可是，我连续读了两遍，都没有发现海尔斯在什么地方“毫不犹豫地宣称”。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书中五个人，爵士，绅士，博士，制造商，零售商一早在茶馆讨论实证。其中某人讲到当前的各种乱象，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另外一个人借此发起牢骚，说时局的混乱，尤其是思想意识的混乱，是知识分子的罪过。知识分子闲来无事，杜撰各种观念和理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闻听此言，博士不以为然，他要出头来为知识和知识分子辩护。他说我们不能轻易说知识无用，知识实在是有用的，只是人们可能不理解而已。接着博士举例解释，动物学是有用的，农业知识是有用的，等等。博士说着说着推广开来，说对于国家管理来说，有关财富的知识也是有用的。政府官员要很好履行职责，增进公共福利，是需要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的。遗憾的是，现在正式的学科体系中没有这样的课程。不过，似乎可以在道德哲学中来讲授这样的内容。这个意思，作者的表述一点也不“毫不犹豫”。实际上，作者的表述显得很隐晦，很不清楚，似乎是雾里看花一般。这里不存在什么回避或者忌讳的问题，只能理解为博士或者作者表达这个思想的时候，还没有想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他的相关思路还不成熟。这个意思在一长段话的中间，要将其清楚地挑出来，明白地弄清楚，很不容易。
终于将海尔斯的意思弄清楚之后，我对斯皮格尔“毫不犹豫地宣称”的说法就有了一些看法。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以为这是海尔斯明明白白强调，大张旗鼓主张的东西。但从文本上来看，不是这样。事情很清楚了，“毫不犹豫宣称”的，其实不是海尔斯，而是斯皮格尔。要表达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应该在大学正式学科体系中确立经济学学科地位的也是斯皮格尔。海尔斯可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认识，但他的认识还不清晰，他的主张还不明白。说到底，斯皮格尔是借海尔斯来表达他的思想。也许因为斯皮格尔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也许他在研究中一直要寻找能够证明或者解释这个问题的历史材料，当他读到《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并且看到其中这段表述的时候，他会很兴奋。他看到了他关注的东西，这个东西自然就会闪光，于是就成了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了。
历史研究中经常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研究者为了解释或者解决某个问题，到历史资料中去寻找支持或者支撑。抱着特定目的去寻找材料的时候，所留意到的显然就是自己关注的东西，于是适于自己需要的素材就可能被放大，被赋予重要性和可信度，有时候甚至会扭曲相关文献或材料的最初含义。这里面可能存在态度的问题，也可能存在技能的问题，还可能存在方法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可能是效率原则下的策略性考虑。比如，所掌握的材料已经能够解释或者解决问题，尽管还不充分——充分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投入更高的成本。还有的情况是，更多更真实的信息可能会否定自己意欲论证的观点。如果研究的目的仅仅是证明自己想证明的论点的话，充分和真实的信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有时候，追求历史的真实可能会失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满足于有用。人们从历史中去寻找对证明自己观点有用的材料，无论真伪，也无论多寡。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在宏观经济学界，罗伯特·巴罗鼎鼎大名，四十多年前，他就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可惜他至今还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巴罗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理论基础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据说，巴罗论证这一定理的论文“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是经济学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李嘉图等价定理说的是，在特定条件下（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性总付税、代际利他等），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对于发行债券还是增加税收，政府不论采取哪种融资方式，都不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巴罗的这一理论之所以叫做“李嘉图等价定理”，似乎是因为他受到了李嘉图的启示，或者说李嘉图的著作给他提供了支持。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确实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在讨论战争经费的筹措手段时，李嘉图似乎是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债券筹资与税收筹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等价的。注意，李嘉图说的是等价，或者相同，而不是没有影响。打个比方，李嘉图说的是都等于-1；而巴罗说的是都等于0。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中，这一思想是在208页的一个长段中出现的。李嘉图是否真的就认为税收融资和债务融资等价呢？再接着翻过两页，李嘉图的意思好像变了，他认为最好是税收融资。或者说，李嘉图实际上是倾向于税收融资的。因为：1，举债“这种办法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2，举债还会导致资金外流，“终至使携资外迁、另觅可以免除这种负担的国家的念头变得难以抗拒。”（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P210，211）很显然，在这里，巴罗对历史文献的应用是有问题的，他没有应用或者说掩盖了不利于其结论的信息；甚至可以说，他对历史材料的使用是存在真实性问题的。相对来讲，斯皮格尔的问题要小一些，他可能只是使用历史材料的时候刻意夸张了。
斯皮格尔和巴罗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利用”历史。不是通过历史研究去探索真理，发现规律；而是“利用”历史，“逼迫”历史来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它告诉我们的东西。这样的“利用”历史，大概是与科学或者真理无关的。不过，对这样的做法，我却又无法持有什么态度。我讲这些东西，只是告诉大家存在这样的现象，有这样的“正常”的研究路径。我并没有表明的支持或者反对的态度。首先，我很难对这种“利用”历史的做法表示支持。支持这样的研究路径，就是承认历史的真实性的相对性。就像我们对道德的相对性的认同可能导致道德的滑坡一样，对历史的真实性的认同和支持可能导致历史研究的意义的丧失。大家都出于个人需要“利用”历史，甚至是编造和杜撰，历史就成为垃圾了。其次，我又很难对这种“利用”历史的做法表示反对。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毕竟，像巴罗这样的大经济学家都使用了这样的方法，而且得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其实我只是无奈的调侃。不过，经济学毕竟是功利主义的。结果才是重要的，动机或者过程，条件或者手段，都不重要。在弗里德曼那里，假设的真实性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利用历史，只是为了解释或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如果历史不是用来解决或解释问题的，我们要它何用？接着讨论下去让人头大。结论总是来自前提（或历史材料）和论证，如果前提（或历史材料）的真实性不可靠，结论的真实性又如何可靠？或者说，我们不用去管可靠不可靠，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可是，不可靠的东西何以自圆其说？与其说是自圆其说，不如说是自欺欺人。
说到底，研究过程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一个应然和实然的关系问题。追求真实性，属于实然；而“利用”历史，属于应然。没有真实性，历史研究成为一堆垃圾，历史的意义终将丧失。但现实要比理想更复杂，更有力。历史如果不被“利用”，其价值就可能削弱甚至消失——没有用的东西终究是要被抛弃的。就经济学这样一门在不确定条件下讨论不确定性的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科学”而言，考虑到信息成本，考虑到机会主义，考虑到人的有限性，可行的也许是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寻找结合。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对真实性那样执着，当然也不要在“利用”方面过于肆无忌惮。说到底，真实性追求还是要向“利用”低头。
现实不仅扭曲，而且异常强大。